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对三明苏区人民进行疯狂的“清剿”，苏区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这期间，宁清归苏区成为中央苏区最后的堡垒。方方领导的红九团和黄立贵领导的闽北独立师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持，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宁化、建宁、泰宁、清流、归化、将乐、宁洋、永安等广大区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开辟了大片的游击根据地，始终坚持红旗不倒。其所体现的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和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对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红军主力长征后三明苏区的形势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队调集重兵对各苏区发动进攻。留在南方8省15个地区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与国民党军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敌人、保存革命力量，等待时机反攻。
当时，三明苏区地方党组织和红军所面临的形势空前严峻。在军事上，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留在宁化、清流、归化、将乐、泰宁等县的闽赣军区所属第十二、十七、十八团，兵力2000余人。在连城、龙岩、宁洋、永安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红军独立第九团仅1200余人。而且这些革命武装除少部分经过长期反“围剿”斗争锻炼外，大多数是第五次反“围剿”后期突击发展的，缺乏必要的军事训练和战斗磨练，又没有足够的武器装备。反观国民党军，蒋介石命令陈诚指挥20多个师共20万人，“围剿”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其中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驻建宁，第五十二师驻宁化、清流、永安一线，第七十五师驻将乐，第五十六师驻泰宁、建宁一线。这4个师的正规军加上地方反动民团，围剿三明苏区的兵力约5万余人。他们采用“集中兵力、分进合击”和“驻剿”“堵剿”“搜剿”“追剿”“围剿”“伏击”等战略战术，不断向红军游击队进攻。
在政治上，国民党施行绥靖政策。国民党军每到一地即构筑碉堡、强迫移民并村、实行“清乡”。推行“连坐保甲”制度，一户犯“法”，罪连数家，一人犯“法”，株连九族。颁发“良民证”，“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施行烧、杀、抢的野蛮政策，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在归化县，逃亡他乡的地主豪绅纷纷还乡，配合国民党军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报复，将全县划为4个区、108个保、800个甲，实行区、保、甲三级统治机构，在保甲间推行一人“通共”、四邻遭殃的“连坐法”。在将乐至泰宁、泰宁至黎川、泰宁至建宁沿线的山头上修筑堡垒。国民党军每到一处，便强拆民房的木料，挖掘坟墓的墓砖，“就地取材”在泰宁境内筑起了79座碉堡。国民党军为保障他们入侵中央苏区大兵团的给养运输，强迫百姓无偿替他们修筑泰宁通往建宁的公路，人们莫不愤慨。
在经济上，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严格封锁。通过计口售粮、卖盐等手段，切断群众与红军的经济联系，妄图把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在深山老林中。在归化等地，建立食盐、煤油公卖会，各区设管理所，按良民证实行计口授盐。在建宁、泰宁等地，在主要道路、隘口设岗立哨，检查盘问行人，不准群众带食盐、粮食进山。在永安，发放计口购买物品证，计口购粮，计口购盐，以堵绝粮食、食盐落在红色游击队手里。此外，在泰宁，国民党第四师工兵还将城郊北洲段上的100余亩良田填平，辟为飞机场，致使城区数十农户失去赖以为生的土地。
二、三明苏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历程
（一）闽赣省的后期斗争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为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1934年10月，闽赣省紧急动员地方武装和群众为保卫苏区而战，将地方武装整编为十二、十六、十七、十八4个团。整编后的军区武装第十七、十八团在归化、清流、宁化一线阻击敌第五十二师；十二团到建宁方向活动，抗击由建宁、泰宁方向进犯之敌。
由于省军区的主要领导依然继续奉行王明“左”倾军事路线，命令部队“备足粮食、坚守城池”，与强敌拼消耗，致使闽赣省武装力量不断遭到损失。11月7日，归化失陷，闽赣军区十八团500余人在归化激战后退往宁化，部分归化县苏机关人员和游击队则撤到龙栖山一带游击。26日，清流失守，除保卫局长梁国斌率保卫局战士及游击队、少先队少部分人突围，撤往宁化外，大部壮烈牺牲。29日至30 日，驻守宁化的闽赣军区4 个团以及从归化、清流撤下来的干部和武装人员约 3000 余人先后退出宁化城，经巫坊、中沙转移到湖村、泉上转入艰苦曲折的游击斗争。与此同时，宁化县机关干部和家属也分批撤离县城，留下宁化游击队坚守县城，撤离的队伍途经官家坊、沙罗坝等地时，与闽赣军区红军后方医院的医务人员、伤病员及警卫连会合，分多路上了田螺髻。12月1日，宁化县城失守。退到田螺髻的300余人整编为宁化游击队，经常活动在方田、村头、李七坑等百余个大小村庄开展游击斗争。随着斗争环境的不断恶化，游击队处境日益艰难，1935年4月25日，因叛徒告密，游击队驻地处于敌军层层包围中，经三昼夜的浴血奋战，弹尽粮绝，大部分游击队员壮烈牺牲，少数人员突出重围，转战闽西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随着各苏区县的相继失陷，中共闽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机关人员、省军区及武装艰难地在宁化、建宁、将乐、归化等地的空隙地带与敌周旋。1935年4月，闽赣省机关迁移至尤溪。还没来得及休整，又遭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追击。闽赣省武装和工作团人员因昼夜行军，已是疲惫不堪，在此情况下，只得边打边撤，上了德化、永泰、仙游交界的紫山。5月，省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参谋长胥江汉等人信念动摇，叛变投敌，将600余人的队伍分两批拉下紫山，投靠国民党仙游民军司令部，致使闽赣省委、省苏、省军区及红军部队最后失败。
闽赣省的消亡及其武装力量的丧失，使各苏区县陷入敌手，国民党对三明人民实行了报复性屠杀和抢掠焚烧。一时间，到处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田园荒芜、百业凋零的惨象。据不完全统计，全市被毁灭村庄295个，被烧毁房屋62016间，被灭绝户12832户，土地荒芜52062亩，因饥饿死亡35968人，遭敌杀害7300多人，被敌人抓走5477人，下落不明9710人。
（二）红九团的游击斗争
即便如此，三明人民没有停止斗争，闽西红军第九团和闽北红军第二、六纵队分别进入永安、将乐、泰宁、建宁等县活动，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
红九团即福建军区红军第九团，1932年秋，在上杭与连城交界的矶头村成立。为加强统一领导，中革军委规定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九团直属中革军委领导，方方任红九团政委。1934年4月，中革军委在瑞金叶坪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九团作为远殖游击纵队，挺进敌后，担负中央苏区东线的游击任务。5月，红九团在永安的洪田、贡川一带，消灭了大批的反动童子兵与大刀会后，配合红七军团解放了永安县城。随后，红九团辗转游击于永安、连城、宁洋等地，先后消灭地方反动民团350余人，破坏敌漳宁线筑路计划。经过两个月的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以大小吴地为中心、纵横300余里、人户四五万的岩连宁革命根据地。
红军主力长征后，红九团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连城被占领后，福建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朱森率明光独立营进入岩连宁游击根据地与红九团会合。朱森忠实执行“左”倾路线，致使部队遭受损失。为保存有生力量，1935年2月，方方获知张鼎丞回永定打游击的消息后，决定红九团第一、第三营和明光独立营向龙岩方向行动，第二营仍坚持在永安进行游击。之后，红九团主力在永定下洋长岭与红八团胜利会师。4月，中央分局代表陈潭秋在永定召开闽西南各地党政军领导人联席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关于“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的电报指示精神，制定了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并成立以张鼎丞为主席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闽西南地区的对敌斗争。
会后，罗忠毅、方方率明光独立营回到岩连宁地区，与原在此战斗的第二营会合。不久，原闽赣军区第十七、十八团余部也辗转来到岩连宁边区。三支部队会合后，坚定地执行正确的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紧紧依靠边区人民群众，以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分散保存力量，避开强敌，集中兵力打击弱小之敌，集小胜为大胜，粉碎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清剿”。1936年2月底，红军游击队在永安小陶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截敌军后方辎重队，缴获几十匹马和大量的弹药，并在连城马池塘伏击敌军，缴获百余支（挺）枪支。随后，连续在清流下洋、古泽源一带活动，一举袭击了龙岩溪口镇，歼敌一百余人，缴获大批武器、枪支。由于红军游击队在岩连宁地区声威大震，并开辟新据点，建立了较为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和地方武装，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使自身得到发展和壮大，从而赢得了“红旗不倒”的美誉。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拯救民族危亡，闽西红军游击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开赴苏皖抗日前线。
（三）闽北红军的游击斗争
1935年2月，中共闽北分区委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转变组织方式、斗争方式、开展游击战争的电报指示精神，将红五十八团、闽北独立团、分区警卫连、贵溪游击队、崇安独立营等合并重建闽北独立师，黄立贵任师长，下辖4个团，共约4000多人。3月，黄立贵率闽北独立师向将乐、邵武、泰宁边境三角地带挺进，在安仁、泽坊、芹洋、长甲、正溪、孔坪等地创建了游击根据地。
为适应新的斗争环境，1935年8月，闽北红军游击队实行“向敌后挺进，开辟新的游击区”的方针。黄立贵率领独立师第2纵队在邵武、顺昌、建阳边区建立游击根据地的同时，向将乐、建宁、泰宁地域游击，经过一年的斗争，在将建泰区域开辟了游击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将泰邵县委和将泰邵游击队，成立了中共建泰县委等地方党组织。闽北独立师在将乐、泰宁、明溪、沙县等地广泛地开展游击斗争，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袭击泰宁北乡保卫团团部，与国民党军激战；攻打归化夏阳紫云台驻敌土堡；夜袭国民党建宁县第二区区署并活捉区长，开仓放粮、救济群众；智擒将乐大源长甲村敌哨兵，包围保安队队部，打击敌人并缴获战利品。同时，在游击斗争中，还发动群众，建立农会组织，发展游击武装，吸收贫苦农民加入游击队，不断扩大游击根据地。至1936年底，在闽赣边界形成了20余县的闽北游击根据地。
1937年3月，黄立贵、马长炎各率闽北独立师第2纵队一部和第5纵队，在将（乐）泰（宁）建（宁）游击根据地会师。随后，闽北独立师第6纵队也从顺昌抵达会师地点。会师后, 三支队伍进入建宁进行整编，将第5、6纵队合并为第6纵队，黄立贵师长兼第2纵队队长，率部挺进建(宁)泰(宁)邵(武)边界地区活动；马长炎任第6纵队政委，坚持以将乐为中心，在将(乐)建(宁)泰(宁)游击根据地开展活动。
1937年春，国民党军大举“清剿”，独立师受到很大损失，黄立贵带领余部分散进行游击活动。同年7月13日，在福建邵武富屯溪沙子桥陷于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在突围作战中,黄立贵为掩护战友壮烈牺牲。1938年1月，闽北红军游击队除留下少数武装在闽北坚持斗争外，将主力1300余人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奔赴抗日前线。
三、三明苏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启示
（一）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成就事业的根本
为什么有的人在斗争面前畏缩不前，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在诱惑面前不能洁身自好？说到底，就是理想信念不坚定。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向留守红军发起疯狂“清剿”。面对残酷斗争、恶劣环境，时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参谋长胥江汉等人理想信念坍塌，斗争意志丧失，最终投敌叛变。
三明红军游击队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坚持斗争，始终“红旗不倒”，靠的正是对革命事业坚定的理想信念。1935年4月，宁化游击队指挥员黎盛根，突出敌人重围后，只身潜藏在一位群众家中，但月余后又被敌人发现俘获，面对威逼利诱，受尽酷刑拷打，宁死不屈。同年秋，遭剖腹挖心被杀害于宁化城关。宁化县委副书记王盛权，田螺髻战斗失败后被俘，遭受吊打、灌辣椒水、火烙、锥子戳等酷刑，始终威武不屈，于1935年5月慷慨就义，时年22岁。将乐县安仁乡黄祖华原是万安伪区公所文书，因不满国民党鱼肉人民，投笔回乡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并负责情报工作。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秘密为游击队搜集传送情报，购买子弹、药品和粮食，并冒着危险送去给游击队，后因叛徒告密，黄祖华一家九口全被关押并惨遭毒打，但他始终守口如瓶。敌人无奈，只好将他押赴刑场。黄祖华一路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年仅30岁。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只要理想信念在，党的事业一定会成功。这是历史的必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克了一个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前进路上，党员干部要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不畏艰难险阻，才能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二）灵活的斗争策略是克敌制胜的关键
三明游击战争初期，由于闽赣省领导人没有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对主力红军转移后的严峻形势估计不足，继续奉行保卫苏区、配合主力作战的方针，集中红军主力，往返于宁化、彭湃、石城、广昌、建宁、归化、泰宁、将乐等县，统一行动，没有及时就地分散游击，经常暴露军事行动目标，在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第三十六师、五十二师、五十六师、七十六师等部队的跟踪追击下，闽赣各红军独立团在同敌人发生的遭遇战中兵力受到严重损失。
随着游击战争的深入，红军游击队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积累对敌斗争经验，逐渐实现了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三明红军游击队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隐蔽分散、保存实力、不死打硬拼的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方方领导的红九团在游击战争中，白天烧火不出烟，夜晚烧火的时候，上下左右都围以军毡，不透火光；洗米、洗菜、洗碗筷不掉一片菜、一粒米，不把油腻污水泼在干地上。有香味的葱蒜不吃，出入水坑不踏掉石头上的青苔，通过泥浆地时倒穿鞋子，或赤脚倒行，探路的棍子倒戳，或是过去以后再重敷完整的泥浆，使它恢复旧观。踏过山路的茅草后，再把他们拨转修直，早晨通过时，注意保存露水蛛丝，过河到对岸先擦干脚，再走沙滩或上岸。敌人扫射密林时，则卧倒。敌人迫近，多则飨以手榴弹，少则活抓。过草地就躲在石头边，以免被火烧着。敌人追击，则在山里和他捉迷藏，到了晚上再溜开……总之，敌人有一套杀人的办法，战士就有一套求生存的办法去应付。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作战分区以岩连宁根据地为依托，经常在永安、洪田、小陶、吴地、西洋、林田、安砂及清流一带游击。他们运用毛泽东“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在敌人的包围圈里，与纵横穿插进剿的敌人兜圈子，白天隐藏在悬崖峭壁上和树蔓丛林深处，晚上下山打土豪，筹粮筹款。时而转移、时而伏击、时而奇袭，打了就走，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1937年2月，黄立贵率领闽北独立师第2纵队的一部，从邵武进入建宁东乡的落井溪，冒雪急行军10余里到达溪口，半夜袭击国民党建宁县第二区区署，活捉区长等3人，并缴获枪支弹药和粮食，天亮后黄立贵在溪口召开群众大会，并开仓放粮救济群众，中午国民党建宁县政府调保卫团赶到溪口时，游击队已撤往与泰宁县交界的分水隘一带。黄立贵率游击队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灵活机动地打击和消灭小股敌人，逐渐在将乐、建宁、泰宁等地域，打开了游击斗争新局面。
虽然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游击战术所蕴含的智慧和策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当今世界，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我们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战略战术。游击战术的灵活性、隐蔽性和突然性等特点，对于应对突发事件、打击恐怖主义和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密切的党群关系是红旗不倒的基石
群众是胜利之本，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一切难题都能迎刃而解。红军游击队长年累月地战斗和栖息在深山老林之中,缺吃少穿,缺医少药,其艰难困苦程度并不亚于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主力红军。红军游击队靠什么挺了过来?除本身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靠的就是广大群众。解决给养、安置伤病员、通风报信……哪一点都离不开群众。
三明苏区人民群众不顾身家性命,自己省吃俭用,想尽一切办法给山里的红军游击队送粮食、盐巴、草药,毁家纾难也在所不惜。比如，永安小陶群众利用上山打猎、砍柴的机会，把随身携带的口粮送给游击队，在移民并村时埋一些粮食给游击队。归化县凤招嬷为救护红军伤员，在竹茅担中间钻孔，将米和盐藏在里头。民团盘查，就说是上山砍柴。就这样，一次次过了关卡，把粮食、盐、草药送到伤员手中。苏区民众还是红军游击队的千里眼、顺风耳。清流林畲曾坊乡身怀六甲的谢玉珠，在一次送情报途中被民团抓获，遭严刑逼供，手段极其残暴，最后被敌人剖腹于温家山的野猪坪。城关乡交通队员罗才生，一次送信到泉上，在桥下被国民党军抓到，敌人用大刀、小刀、剪刀砍、刺、戮，最后英雄牺牲，母亲去收尸，血肉和衣裤粘在一起……
在三明,此类催人泪下的动人故事不胜枚举。游击战争时期，密切的党群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的重要历史经验。时至今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我们依然要做好群众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四）优良的传统作风是攻坚克难的法宝
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是取得游击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官兵一致，部队方能上下同欲、攻无不克；同甘共苦，官兵才能生死相依、聚成合力。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闽北独立师黄立贵师长和战士们一起，风餐露宿，同甘共苦，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部队由于频繁作战，又得不到给养，常常几天吃不上一顿饭。但只要在山上采到一些野果、竹笋之类的充饥物，官兵们总是你推我让，而且往往是先送到伤病员嘴边，这正是三明红军游击队同甘共苦的真实写照。一天，黄立贵率红军游击队进入一条峡谷中。突然，前面枪声大作。原来，敌人封锁了前面的山口。此时，后面也响起了急骤的枪声。前有阻敌，后有追兵，两边兀立陡峭的悬崖又无法攀登，部队在峡谷中，既摆不开也找不到隐蔽的地方。黄立贵毅然夺过机枪手手中的机枪，带头杀开了一条血路，战士们紧随着黄立贵冲出了峡谷。每到关键时刻，黄立贵总是临危不惧，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危险留给自己。
新时代，我们要续写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保持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凝聚成任何力量都打不垮、摧不毁的战斗集体，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三明苏区的三年游击战争，是一部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英雄史诗。它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重温这段历史，就是要铭记先烈们的丰功伟绩，汲取其中的智慧和力量。在新的“赶考”路上，始终保持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和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让星火不灭、红旗不倒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