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危亡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在这场战争中，三明虽然不是主战场，但三明人民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恢复建立党的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形成了以永安为代表的抗战文化中心和以大田为代表的抗日反顽斗争中心两条主线，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三明地方党组织的重建
（一）建立中共武陵小学支部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随着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清剿”，三明各苏区主要地域全部失守，各地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全部转入农村和山区开展游击斗争。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在河北省立农学院就读的大田县籍学生、中共党员林鸿图积极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并建立了中共河北省立农学院支部，把一二九运动的游行照片、宣传品和其他抗日救亡书刊等寄给家乡大田县武陵小学校长林大蕃，使大田县的一批青年深受教育和鼓舞。1936年冬，林鸿图从保定回到大田，在进步青年中传播马列主义，宣传一二九运动的意义，介绍西安事变的情况，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觉悟。于是，在吸收武陵小学校长林大蕃、教员林茂森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同时，1937年2月，中共武陵小学支部建立，林大蕃任支部书记。1938年11月，中共武陵小学支部扩建为中共武陵安中心支部，党组织的活动范围也从武陵小学发展到武陵、桃源、谢洋等地，直至城区的大田县初级中学。到1939年上半年，大田县已秘密发展了30多名中共党员。
（二）建立大田县委、县委游击队
随着大田党组织活动范围的扩大、党员人数的增加，1939年11月，中共大田县委成立，林大蕃任县委书记。大田县委成立后，召开了党员骨干会议，决定建立县委游击队，来对付国民党顽固派日益严重的进逼。1940年2月，大田县委从“人民自卫队”中物色30多名骨干，秘密组建了游击队，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闽西北较早的革命武装。平时，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领导机关，做群众工作，镇压反革命。同时，还担负站岗、放哨和为上山的党员、游击队员代耕的任务。
（三）建立三元、沙县党组织
这一时期，除大田外，三明其他县的共产党组织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如三元、沙县先后建立了中共地下组织。1939年春，福州乌龙江峡南汽车站内迁到三元，不久在三元汽车站成立中共三元支部。在沙县，同年1月，内迁到沙县的福建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成立了党小组，后来改建为沙县党支部。
二、三明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随着三明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三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积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一）成立抗日救亡宣传队
抗日救亡宣传队是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形式和坚强后盾。在大田、沙县、将乐、尤溪等地，先后成立了数十支抗日救亡宣传队、晨呼队。他们利用节假日、纪念日、圩日，轮流下乡出墙报、刷标语、散传单、作演讲等；组织学生每日清晨上街呼喊抗日救国口号，开展抗日宣传。1940年，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到大田视察内迁的集美职业学校，发表《有枝才有花 有国才有家》的抗日救亡演讲，在大田城乡掀起抗日救亡宣传热潮。之后，陈嘉庚在广西的福建同乡会上，发表了蒋介石政治腐败、抗日不力的演说，这些演说材料寄回大田后，集美职校广大师生组成抗日救亡宣传队下乡巡回宣传，取得很好效果。
（二）成立歌咏队剧社
抗战时期，抗日歌咏队遍布三明城乡，他们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分头深入大街小巷、集镇村落，教唱《义勇军进行曲》《黄河颂》等抗日救亡歌曲，用歌声唤起劳苦大众的爱国热情。除了成立歌咏队，在建宁、泰宁、将乐、清流、尤溪等地，成立抗敌剧社、青年剧社、清流剧社、喇叭剧社等戏剧演出团队，经常深入农村圩镇，演出抗日话剧、歌剧、街头剧，或组织大型文艺晚会，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鼓舞了民众抗日必胜的信心。
（三）创办抗日救亡报刊
抗日救亡报刊是民众的声音、社会的喉舌。在沙县、清流、明溪、大田、建宁等地，先后创办了《沙县青年》《清流抗日周报》《明溪抗敌刊》《田民呼声》《建宁三日》等抗日救亡报刊，这些报刊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起着正确的舆论导向和鼓动作用。1938年春，大田县长廖基借抗日救亡的名义，搜刮民财、欺压百姓，林鸿图联系大田县各界知名人士，收集确凿材料，在《田民呼声》《田民画刊》等刊物上，揭露廖基的罪行，发动了一场反对县长廖基的斗争，迫使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于8月将廖基调离大田。这场斗争的胜利，抗日救亡报刊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开展募捐劳军活动
为了筹集资金，支援前方抗战，三明各地党组织积极发动各阶层人民，开展义卖、献金、征募棉衣和“一日一分会”等活动。如将乐的福州协和高级农校党支部，组织学生到山上采杜鹃花到街上义卖，并通过砍柴、烧炭、做豆腐等方式，筹集资财，支援抗日前线。在学生的带动下，当地的团体、民众纷纷捐钱、捐衣被，连妇女都拿出金银首饰捐献，从物力、财力上支援抗日。在沙县，每年农历除夕，都组织10支慰劳队，慰问抗日军人家属，每家赠送慰劳金；同时，发动机关单位、学校写慰问信寄给前方将士。可以说，群众的募捐劳军活动，不仅在经济上为前方募集了大批捐款，更在政治上进行了一次广泛的抗日救亡大宣传、大动员。
（五）鼓舞青年踊跃参军
由于三明各地大力开展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使广大民众的爱国主义思想大大提高，出现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的热烈场面。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三明境域参军人数共有15387人。其中沙县征集入伍的青年6751人，为抗日而伤亡的青年数以千计；宁化参军人数4909人，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1942年，一次参军人数就高达772人；清流先后动员2031人，泰宁县共有1426人走上抗日前线，他们用血肉之躯与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有一大批人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
三、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
当抗日救亡运动在三明深入开展的同时，1938年5月，厦门被日军占领，福州危在旦夕。于是，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内迁永安。此后七年多时间里，永安抗战文化空前繁荣。
（一）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形成、发展
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兴起的过程中，创办报刊是最先展开和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老百姓》报的创办率先揭开了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序幕。1938年6月，在国民党福建省教育厅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陈培光邀集十多人，自费创办了《老百姓》报。由于刊物图文并茂，深受社会各界欢迎，发行量不断增加，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39年11月，《老百姓》报发表了一篇《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社论，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当即勒令停刊。《老百姓》报被迫停刊后，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是改进出版社。该社先后出版6种固定期刊、8种政治理论丛书及近百种著作单行本，年发行量高达40万册，成为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
随着报刊出版事业的繁荣，印刷和图书发行业务也得到蓬勃发展。这一时期，永安先后创办印刷所19家、图书发行机构15家，设立各种书局、书店17家。永安的戏剧活动也特别活跃，各种剧团应运而生。教育事业得到很大发展，新办了省立永安中学、省立（后升格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等多所学校，加上从沿海沦陷区内迁的大中专院校，形成了以永安为中心的教育网。
（二）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在曲折中复兴
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深入开展，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采取高压手段，限制和取缔各种抗日活动，扼杀、镇压抗日民主革命力量。到1942年底，许多刊物先后被迫停刊，有的作家被迫离开永安或辍笔改业，一度欣欣向荣的抗战文化活动受到严重打击。面对顽固派的高压政策，永安抗战文化活动逐渐从过去轰轰烈烈的文艺宣传，转到扎扎实实的理论研究。这期间，《建设导报》《民主报》、东南出版社等表现特别活跃。
1944年6月，共产党员羊枣（杨潮笔名）经友人介绍来到永安，被聘为国民党福建省政府顾问、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同时兼任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中文部主任。羊枣的到来使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在复兴的基础上，再次活跃起来，达到新的高潮。他分别给《改进》《联合周报》《民主报》等多家报刊杂志撰写政治、军事评论文章，创办《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同时还定期给永安各界讲演国内外政治军事局势。羊枣的文章和言论，观点鲜明，见解独到，预见性强，不仅在国内有重要影响，而且博得国际友人的赞赏。
（三）永安抗战文化活动遭受扼杀
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全面溃败。在人们盼望已久的胜利来临之际，国民党顽固派却在福建制造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羊枣事件”。从7月12日开始，福建特务机关以“周璧被捕”为导火线，在永安、连城、龙岩等地先后逮捕了羊枣、卢懋榘、董秋芳等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疯狂镇压民主革命力量。这些被捕的文化战士，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羊枣拒绝了高官厚禄，同难友一道向顽固派据理力争。1946年1月11日，羊枣于杭州监狱被虐致死。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羊枣事件”，使坚持长达七年之久的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惨遭扼杀。但作为特殊年代特有的文化现象，永安抗战文化有力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也因此成为中国东南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
四、大田的抗日反顽斗争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以后，中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侵华策略，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将主要注意力用于打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此后反共磨擦事件接连发生。三明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艰苦的自卫反顽斗争。
（一）组建挺进队开辟地下交通线
自1939年大田县委成立后，大田在各区建立交通站，开辟基点村，发展接头户，吸收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组织。1942年2月，根据中共福建省委指示，中共大田县委改建为中共闽中工委。同时，将大田县游击队改为闽中工委游击队。在闽中工委领导下，大田党组织和游击队在隐蔽斗争中不断巩固发展，活动范围也相应扩大到漳平、宁洋、永安、尤溪等县边境地区，并建立了4块游击根据地。
为适应反顽斗争的需要，打通各块根据地的联系已非常必要。1943年11月和1944年4月，闽中工委先后组织两次南下挺进行动。第一次南下行动，打通了大田到永泰地下交通线，沟通了闽北、闽中、闽西北区域之间的联系；第二次南下行动，打通了大田至南平菖上的路线，开辟了这一带秘密据点，恢复发展了南沙尤地区。之后，南沙尤工委采取以点到线、以线到面的方式，不断扩大游击区域，在尤溪开辟了秘密交通线。交通线的沿途均建立联络站，负责接待、掩护来往的革命同志，传递情报，筹集、转送物资，使尤溪成为保存、发展党组织及武装力量的红色区域。
（二）抗战后期的武装反顽斗争
1944年5月，中共闽中工委改建为中共闽西北特委。同时，闽中工委游击队也改建为闽西北特委游击队（后简称闽西北游击队）。面对闽西北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围剿”和血腥镇压。三明人民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遵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展开反顽自卫斗争，采取小分队袭击的办法，袭击了顽固派、特务密集的乡公所，处决了一批反动分子。大田县上京乡乡长黄春光抓丁派款、敲诈勒索，中饱私囊。1944年10月，闽西北游击队挑选了14名队员组成小分队，侦察后作出严密部署，在掌灯时分袭击上京乡公所，将黄春光当场击毙，并缴获一批长短枪和弹药。撤出时，游击小分队焚毁了乡公所的小土楼，然后撤离上京，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反动当局。
五、三明抗战经验的当代启示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纵观三明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那段历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贯穿其中。大田、三元、沙县等地党组织的建立，为三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也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开展起来的。毫无疑问，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天，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也面临着许多风险和挑战，我们要紧紧围绕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使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坚强的领导核心。
（二）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方针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政治优势，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过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1942年5月，中共闽中工委成立后，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在大漳边委和林大蕃多方的努力下，中共闽中工委邀请20名统战对象召开会议，讲解抗日前线的形势，号召捐献武器弹药，扩大抗日反顽游击武装。此后掀起了各界知名人士献粮、献钱、献枪的热潮，为闽中游击队的活动提供了良好条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就更加需要发挥统一战线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在复杂形势下，求同存异、团结合作是克服困难的关键。我们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坚持国内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的大团结，集中力量办大事，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三）坚持坚韧不拔斗争精神
三明地处山区，条件艰苦，但民众仍坚持抗战。在永安，由于物资匮乏，经费奇缺，有的工作人员收入微薄，疾病缠身，生活困难。在国民党的政治高压下，随时有被监视、抓捕甚至砍头的危险。但他们仍精神饱满，忘我工作。在大田，内迁的集美职业师生生活十分艰苦，吃的虽是县政府供应的平价米，但多有霉变，难于下咽。经常有人因水土不服，染上打摆子、疥疮等疾病。为躲避日军飞机空袭，师生们把教室搬到树林里、防空洞内、低洼隐蔽处，以大地为凳，膝盖为桌，聆听老师的讲授。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内迁八年间，学校没有发生教师离职、学生退学的现象，而是师生同心同德、斗志昂扬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抗战时期的这些经验，对我们服务于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意义。面对困难，我们仍需发扬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
（四）坚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在全国抗日洪流的洗礼下，三明广大民众秉承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积极投身于各种抗日救亡活动，表现出三明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时至今日，三明仍留存着许多丰富的抗战文化遗址，主要集中在永安、大田、沙县、尤溪、三元等地，以永安抗战文化旧址群和大田第二集美学村旧址群最为典型。它们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因此，我们要实现抗战遗址的活化利用，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培养新时代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团结奋斗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