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泰宁倏忽而过,看似偶然,但是于历史长河中来看,又像是一个设计好的脚本,只等着主角在合适的场景里出现。
交 集
朱熹短暂寄寓泰宁,有众多配角穿针引线、铺垫烘托,让这场交集跌宕起伏且又合情合理。
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朱熹应谢绰中(宋绍兴初进士,曾任泰宁主簿,后请任官祠闲职,未再从官)儿子谢东卿所请,为其遗稿集作序,序中云“熹读其书,得其志”,尤其是绰中“还自泰宁,自以不能随俗俯仰,慨然愿就闲秩”。“不能随俗俯仰”似乎为朱熹未来也选择退隐产生了影响,朱熹与“泰宁”的渊源从这一刻开始了。
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六月,正当朱熹师从李侗穷经问道之时,与朱熹亦师亦友的大学者范如圭去世,九月灵柩自邵武归葬建阳。期间,朱熹就范如圭安葬及其子范念祖(字伯修)、范念德(字伯崇)迁居泰宁之事,与刘平甫、胡原仲等人书信,主张伯修兄弟俩应放弃泰宁留在建阳,以“近坟墓、便讲学、利生事”,朱熹对范氏兄弟迁居泰宁虽有不同意见,但范念德是其姻弟、重要门生,长期追随朱熹,其迁居泰宁期间,朱熹常去探望和走访是人之常情,也为他日后隐居泰宁埋下伏笔。
庆元年间(1195-1200),赵时錧任泰宁知县,据传其为朱熹的学生,伪学案后,赵将朱熹安顿在泰宁水南的小均坳,让年迈的朱熹远离伪学案的纠缠与纷扰,得以休养身心。赵时錧任上,泰宁始建学宫,兴办官学,应该也有朱熹的影响。
咸淳年间(约1241),与朱熹一同受到伪学案牵连的宋皇室宗亲、右宰相赵汝愚的曾孙赵良淳任泰宁主簿。赵良淳吟诵着“宁为宋朝鬼,不做北廷臣”为国捐躯,此壮烈之举是其泰宁任职期间受朱熹“忠君爱国”和“抗击外虏”思想的影响。
清嘉庆廿一年(1816年),泰宁县大田乡料坊村邹德舆花巨资聘人书朱熹代表作《四书集注》楷雕版,自始《四书集注》就有了“福建泰宁西乡大田一鉴斋藏板”的版本流传。由于当地盛产优质“西纸”,《四书集注》雕板印刷成为当地一个重要产业,书本常供不应求,经营120余年直至民国末年,至今,大田版《四书集注》仍是文物收藏的抢手货。朱熹过化了泰宁,泰宁也传播了朱熹的思想。
读 隐
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朱熹被权臣韩侂冑罗织伪学党的罪名,愤怒离开临安回到建阳。随后,避难隐居泰宁水南的小均坳。
历史的细节已无法复原,我们只能透过各类志书的只言片语,进行合理的推断。
首先是关于居住地,明末何乔远的《闽书》记载:“宋伪学禁起,晦庵朱子过泰宁,宿小均李氏”。小均坳位于县城西南,离城六里,四周山体天然围合成一小谷盆,溪流从中穿过,田亩相连,环境清幽,住户基本为李姓。其次关于遗物,《邵武府志》《泰宁县志》均记载:“其居有二匾,额曰‘读书处’、曰‘恂如’,壁间刻诗四首,不书名”;《泰宁县志》记载,“(读书处)遗有像一副、砚一方、琴材一片”,并称琴材阴刻有“渔榔”二字。如清人江中时的《考亭琴涧》:“我闻朱子囊琴名‘渔榔’,潜鳞出听李氏门”。1984年,在泰宁龙湖童农家又发现以“晦庵”署名的题对式匾额二块,一块上书“读书之乐乐何如 ”,另一块则书“绿满室前草不除”,匾额上镌刻印章两方。根据清人江元梓《题朱子读书处》“草不除窗前,苔痕绿侵径;寻芳在此间,自昔遄逸兴”推测,这两块匾额原先也是出自小均坳朱子读书处。再次关于遗址,在宋末元明时期,城南小均坳就是文人品吊寻踪一景,名为“朱子读书处”,又称“考亭琴涧”“水南小隐”,朱熹虽是来避难的,但期间钻研儒学经典,探索佛、道及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冠以读书隐居之名也恰如其分。
因为朱熹的隐逸,泰宁演化了许多美丽的诗文和动人的故事,《泰宁县志》中收录的就有二十余篇(首),如江中时诗就有“当年朱子留琴材,年深置之水之隈。凫雏过处逸响发,高山流水清风来”的句子,《泰宁县志》“古迹”记载“后乡农置材跨圳,以渡小凫,凫过音生,山水皆响”。
当然,最抢眼的是 “春夏秋冬”四季诗章:“晓起坐书斋,落花堆满径。只此是文章,挥亳有余兴”(春);“古木被高荫,昼坐不知暑。会得古人心,开襟静无语”(夏);“蟋蟀鸣床头,夜眠不成寐。起阅案前书,西风拂庭桂”(秋);“瑞雪飞琼瑶,梅花静相倚。独占三春魁,深涵太极理”(冬)。按现代作家尚昌平女士的观点,诗章的内容意境符合朱子的理学思想和当时心境。诗中两处提到了“静”字,在朱熹的哲学思想中,“太极”本身无动静,“动静”因太极作用而产生,理有动静,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所谓:“天地之间,只有动静两端,循环不已,更无余事”;以静观动,静既指环境也指心态,“开襟静无语”更是表达应对时政变化的静态心理;诗中还提到了朱熹理学的核心“太极”,在朱熹看来,太极是万事万物的根源,“亘古亘今,往来不穷”,以无语之“静”悟太极之理,表现其此时此地静中观物的心态;四季诗中第三首源出《诗经·蟋蟀》,朱熹曾经为其三章分别作了注释。
按朱熹的弟子兼女婿黄干的说法,党禁后,朱熹一直呆在考亭没有外出。这大约是为了存统卫道、维护朱熹的形象而有意隐藏其避祸逃难的经历。根据福建省各处地方志的记载,庆元年间,朱熹曾数次离开考亭讲学授道,扩大理学思想的传播。
关于朱熹隐居泰宁的时长,有多种说法,一是泰宁民间传说。朱熹来泰宁有数年,《泰宁县志》(乾隆版)谓“避居邑南小均坳数年”。可能是民间对朱熹的敬仰,但可能性不大。二是泰宁文化学者的观点。四季诗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场景,朱熹隐居泰宁应是半年至一年时间。如萧春雷分析,朱熹应是在庆元党禁(1197年12月)当年底或次年春天到达泰宁,庆元四年(1198)十一月离开泰宁赴建阳吊唁蔡元定,他在泰宁逗留的时间有数月的。三是朱熹研究学者的观点。如束景南的《朱熹年谱长编》记载:“庆元三年(1197)丁巳年,朱熹68岁,八月,至泰宁小均,有《小均四景诗》”;其考证朱熹到泰宁,应是迎黄干母亲叶氏之灵柩(从江西至顺昌),或是到泰宁找范念德商议撰修《礼书》事,停留时间大约八月十日前后十天左右,与避庆元党禁之难无关。《福建通志》(康熙版)记载:“朱熹,淳熙间居泰宁小均坳讲学”。认为朱熹不是庆元年间,而是淳熙二年(1174)朱熹因抨击当时朝中在位的权幸,受到谗毁被迫再次辞朝,担任武夷山冲佑观主管。
崇 祀
随着时间的流逝,朱熹读隐的遗物与遗址逐渐湮没。但伟大掩埋不住,往往以巧合的方式冲茧而出,惊艳世界。
康熙十年(1671),泰宁县令洪济在水南创建李朱二公合祠,祀忠定公李纲、文公朱熹。洪济在《朱李二公合祠序》中点名为二公立祠的原因:“始觉当年(朱、李二公)之志同、遇同、择地同,而谓天之诞两公有数,地之寄两公有数,生于彼而寓于此,信非偶然矣”,他希望全县学子“入而明道,出而忠君,以此淑身可,即以此范世可”。
康熙四十八年(1709),泰宁知县区遇创建三贤祠于县署之西南,祀宋杨中立(时)、李伯纪(纲)、朱元晦(熹)三先生;道光九年(1829)增祀邹尧叟、黄廷英为五贤;咸丰四年又增祀罗豫章(从彦)、李延平(侗)为七贤,更名集贤祠。三贤祠创办的当年,祠内办起了三贤书院,每逢初一、十五,群集生徒,县令和贤达在此授课讲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随着四季诗的现世,朱熹在泰宁文人中的地位逐渐提高,开始独领祭坛。
据《泰宁县志》记载,“朱子小均四壁诗世历沧桑,蛛网成丝,沦落农家者久矣。国朝康熙癸酉,邑文士丁开五忽感梅雪太极之梦,阅二十六年,复梦如初,翼日,有村叟负板扣门,开五拂拭读之,至‘梅雪太极’云云,恍然两梦皆觉。顾诗末虽未著名,详叩由来,信为朱子手笔,因珍藏焉”。梅雪太极之梦启发了丁开五,其确认诗板是朱熹手书后,珍藏于室,严禁捶拓,不予外传。
朱熹手迹诗板传至丁开五后裔、庠生丁师儒时,他“为什袭诗版故”,举家迁至小均坳朱熹读书处附近,在此建梅雪书院,专注整理试文,著成《梅雪太极诗》《梦吟集》《贤院珍录》(均已轶失),朱熹归隐之处及四季诗板因此公诸于世、吸引关注。乾隆十年(1743),通政使雷鋐在《大修县学记》提到“小均四壁题板,泽传丁庐”,说明朱熹四季诗已得到官方认可。
福建巡道来鸣谦三次来泰宁,推动了朱熹的官方崇祀。乾隆十五年(1750),其第一次至泰宁时读了雷鋐撰文,惊异泰宁与朱熹的关联及题壁诗的存在,立即召见丁师儒深谈,应丁请求,他写信给建阳县令彭任之,要求将题板四诗镌入《考亭全集》,可惜没有如愿;次年,来鸣谦亲自到小均拜谒,看到读书处已成民居,感慨良多,丁师儒请求在此设坛立碑,来嘉许认可;又次年,来鸣谦再次到达泰宁,见坛成碑立,十分欣喜,写下《泰宁朱子贤坛记》,传回泰宁刻字树碑。丁师儒实现了让朱熹“为式闾起敬故”的第二步目标。
乾隆二十年(1755),在泰宁县令汪瀹原的支持下,丁师儒在朱熹隐居处过溪对岸福缘庵废址创立新安贤院,专门崇祀朱熹,朱子贤坛与碑同时移入贤院。丁师儒还在祠旁构建数屋,率子弟在此读书。后贤院更名为朱子祠,院中根据四季诗,设立八景:晓起挥笔、径堆文章,襟开古木、床鸣蟋蟀,夜起阅书、西风拂桂,雪飞琼瑶、春花占梅。邵武郡守张凤孙为此专门撰《小均贤院录序》。此后,朱子祠多次修缮,每岁以三月初九、九月十五日致祭。丁师儒由此实现了让朱熹“为千秋俎豆故”的终极目标。
1957年,泰宁至开善公路刚好穿过朱子祠,祠院就此拆除,所有文物包括原始的四季诗板等均流失,当年各级官员题写的碑刻,据说有数块埋入公路。所幸,善留有朱熹四季诗石刻碑。
据清光绪二十二年《邵武府志》中收录的布政使程含章关于《镌朱子题诗撰跋》记载,邵武府教谕李开在泰宁为官时,从丁家珍藏的诗板中拓摩了四帖送给福建布政使程含章,程含章喜爱之余又肃然起敬,于是“因行泰宁,刻石以垂不朽”。又据《福建通志·职官志》记载“程含章,字月川,云南景东人,嘉庆二十五年任……尝命工摹朱子小均题诗,刻石泰宁,以广其传”。这就意味着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四季诗板就被复制镌刻成石碑,石刻诗碑为紫石,壁诗四块、后记一块。石刻诗碑后移入泰宁文庙,嵌在五王殿右廊墙中。后因年久墙毁,碑有损裂。新中国成立后,文庙原址兴建学校,诗碑被保存在泰宁县博物馆。
1940年,邑人梁鼎业拓石碑字迹,用两片梨木双面精刻,复制珍藏。改革开放后,梁氏子孙在其旧宅设装裱拓印馆,向游人售卖朱熹四季诗拓印卷轴,成为泰宁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将朱熹四季诗传向各地。
附 会
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作为一代学者宗师,朱熹既是万人景仰的圣人,也往往成为市井攀附的对象,这在族谱中尤为普遍。
据泰宁县大龙乡东坑村《朱氏族谱》记载,其族姓为朱熹后裔,是朱熹曾孙朱伯三迁居至泰宁洪溪水口的熊家庄(今地名不详)而衍传。但据史料记载,朱熹三子,均为“土”字旁,分别是朱塾、朱埜、朱在;孙辈十人,均为“金”字旁;曾孙辈均为“水”字旁,第五代则为“木”字旁,未见有上述辈份排行。
泰宁朱口《朱氏族谱》收录了一篇朱熹写的序,时间是淳熙七年(1180)仲春月,“五代孙熹书於建康之公署”。自称开宗鼻祖是朱熹三叔公朱伯禹的第二个儿子,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从福州往樵阳军(邵武)布岗(今大埠岗),游至(朱口)梅林玉山下,后于天禧元年(1017)在“金精洞”创屋兴业,更名为“归化镇朱口洞”。这显然与举世公认的朱熹祖籍安徽新安(今婺源)相悖,且与朱熹家族宋元时期仅有从安徽歙县黄墩经江西婺源向福建建阳一带移民的情况不符,但文中所述的朱熹阅历、在建康的履职都是真实的。
泰宁城关西门叶家窠《吴氏族谱》(民国二年版)收录了一篇落款为“赠太师徽国公晦庵朱熹撰”的序,据说当时朱熹隐居泰宁后,结交了西门叶家窠富商吴巃云,经济上还得到了吴巃云的资助。吴氏在庆元三年倡修族谱时,朱熹于是年中秋日,写下了这篇序文。此文亦有可疑之处,其一:“徽国公”是朱熹死后三十年才“封”而不是“赠”的,其二:序文全文仅记述了吴氏源流、开姓祖先的光辉荣耀及尊宗敬祖传统等大而泛之、四海皆准的套话,未提及写序背景、原因及与主人关系、泰宁吴氏状况等关键信息,存在套谱或挂名的可能。
当然,我们大可不必去置疑先人的道德情操,这是为了提高家族声望、增强家族认同、强化家族教育等社会心理作用沉淀的通行做法,是民间的一种文化现象。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朱熹读隐泰宁,并对泰宁人民的影响已潜移默化、深入人心。
(作者系泰宁县委党史方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