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体现了我们党对人民健康重要价值和作用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追溯历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人民群众提供医疗保障服务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医疗卫生工作，将建立健全医疗卫生工作看成是巩固部队战斗力和军事根据地重要措施，领导苏区军民建立发展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为红军和苏区人民健康提供了保障，保全了革命有生力量。苏区红医文化蕴含红色精神，为新时代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精神引领。

一、苏区时期红色医疗卫生条件状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军民面临战火纷飞、疫病蔓延、缺医少药等问题，不得不自力更生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医疗卫生事业。

（一）战斗激烈伤员剧增

1927年蒋介石发起四一二反共政变对中国共产党赶尽杀绝。中国共产党人不惧危难，于1927年8月1日发起南昌起义开启创建革命军队的艰难之旅。共产党军队建立之初力量薄弱，在与国民党军的战斗中伤亡惨重。如1930年12月至1931年夏秋，国民党军连续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伤病员总数达1400余名，第二次反“围剿”各后方医院伤病员总数达2900余名，第三次反“围剿”总计发生伤员3046名。

（二）环境恶劣传染病肆虐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建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统称中央苏区。中央苏区地处山区，属于亚热带气候，雨季多湿度大，天花、鼠疫、疟疾、痢疾和烂脚生疮等疫情疾病非常普遍，各种严重瘟疫蔓延流行。1932年初，江西富田和闽西地区出现瘟疫，富田一天就因感染瘟疫死了60多人，瘟疫逐村传播到整个江西苏区。“烂脚不是病，行军要老命。”山区丛林中因树枝草叶刺激、蚊虫叮咬皮肤发痒，挠破后极易感染发炎。红军医院的伤病员中，有一半都患有烂脚病，在中央苏区，红八军后方医院烂脚病患者有2100人左右，伤病数目和前方战士几乎持平，严重削弱了部队战斗力。

（三）生活艰苦缺医少药

革命根据地的生活非常艰苦又缺医少药。如红四军在井冈山时每人每日除粮食外，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以为继。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前，虽有数量极少、规模极小的红军医院和军队的卫生机关，但医疗卫生工作体系还不健全，也未得到应有重视，正如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指出：“全军各部队卫生机关不健全，医官少，药少，担架设备不充分，办事人少与不健全，以致有许多伤病兵不但得不到充分治疗，即大概的初步治疗有时都得不到。”“全军军事政治机关对伤病兵的注意不充分。”“对于卫生院机关的健全，不但没有尽得最大的努力，而且简直不加注意。各种会议对卫生问题讨论很少”。古田会议决议案指出了苏区初期医疗卫生事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为苏区医疗卫生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红色医疗卫生体系建立和卫生防疫

自古田会议后，医疗卫生工作得到部队各级指挥层的重视。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苏区和红军有了较大发展，江西、福建两省苏区连成一片，发展到21个县。当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主席。自此，在党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医疗卫生工作得到进一步建立健全。

（一）创建医疗卫生管理体系和制度

1.创建管理体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医疗卫生工作分军队和地方政府两个系统进行管理。军队系统方面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直属管辖。1931年春，党中央派遣贺诚、彭龙伯、陈志方等一批医务骨干到中央苏区工作，确定由贺诚负责组建总军医处。1931年11月，中革军委成立，总军医处为中革军委直属部之一。1932年10月，总军医处改名为总卫生部，部长贺诚。总卫生部下设总务处、医政局、保健局、卫生材料厂和医院政治部。各部队卫生机构基本上统一的编制：方面军、军团设卫生部，下设医务科、材料科、管理科、担架排、运输排、看护班等；师设卫生处；团设卫生队；连设卫生员。至此，军队有了专门的卫生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同时还配备了政工干部。1932年以后，在中央苏区陆续成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五个省军区，各军区均设立军医处（后改为卫生部）。从此，红军部队有了统一的卫勤体系。到1933年春夏间，红军部队的医疗卫生管理体制已基本建立和健全。总卫生部成立后加强了业务领导，在卫生人员中树立“一切为了伤病员”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地方政府方面由中央内务部下设的中央卫生管理局管辖。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在中央内务部下设中央卫生管理局，其职责主要管理苏区地方各级医院及地方医、药卫生人事工作，兼管公共卫生、疾病控制和预防事项，省、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府设置相应的机构。1931年12月，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卫生管理局，贺诚兼任局长，统管全苏区卫生工作；1933年3月，随着卫生防疫运动的兴起，地方各级政府成立卫生运动委员会；1934年3月10日，卫生运动委员会更名为卫生防疫委员会，指导地方卫生防疫运动。苏区各省各县苏维埃政府设卫生部，区、乡设卫生委员会或卫生员，管理辖区内的卫生行政、卫生建设和卫生教育等事项。

2.建立规章制度。随着卫生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陆续建立，特别是在总军医处成立以后，颁发了一系列的法规、条例、规则、纲要等，对红军卫生工作各方面都作了明文规定。1932年1月18日，军委下发训令要求全军卫生部门都要按规定建立统计报表制度，定期上报总军医处，以便上下互相了解情况，便于计划与指挥工作。1933年春，总卫生部颁布《卫生法规》规定了各种制度，统一了报表。1933年1月1日，军委发出通令，提出了新入伍的红军战士必须经卫生机关检查体格。为此，总卫生部于1933年7月10日公布了关于红军中检查体格问题的训令；1933年9月公布了《师以上卫生勤务纲要》；1933年10月27日公布了《暂行传染病预防条例》；1933年12月15日公布了战时及医院卫生勤务等。这些制度的建立，为统一医疗思想、提高医疗质量、确立科学的工作程序奠定了基础。

（二）创办医疗卫生机构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中央苏区广大军民艰苦创业逐步建立红色医院，主要有红军系统的医院、苏维埃政府管理的中央红色医院和国家医院以及各级地方苏维埃创办的公共诊所、药业合作社和地方私营诊所等。这些医疗机构为保障苏区党政工作的落实和军民的身体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设后方医院，1931年10月更名为红军总医院，下辖五个所，后改为红军军医学校附属医院。1931年11月，中革军委总军医处建立红色医院，1933年初，傅连暲将汀州福音医院连同红色医务学校迁到瑞金与红色医院合并成立中央红色医院，并出任院长。除上述医院外，中央苏区各省、各军区均先后创建了大小不等的后方医院、军区医院等。如1932年2月福建军区成立后，在长汀蔡坊设立军区医院，1933年12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预备医院，归总卫生部指挥，于当年12月底开到宁化待命。福建军区医院设立后，在上杭南阳黄腊坑、长汀水头及宁化设立分院。高恩显编著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历史简编》记载：“一九三○年以后，医院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到长征前，中央苏区已有十个后方医院、十个预备医院、六个兵站医院、二个残废医院、一个疗养院。”1932年初起，中央苏区各县区内务部卫生科之下设立公共诊疗所和药业合作社。1933年10月，中央内务部要求在各县区的内务部卫生科之下设立一个诊疗所，替群众看病开单，不收看病费，如闽西宁化全县就办了20 余所。

这些医疗救治网络的构建，极大地方便了伤病员的救治。尤其是第四、五次反“围剿”期间，战斗激烈，从前线送下来的伤病员数量剧增，医院在救治中遇到各种困难，是广大苏区人民大力支持帮助解决。如闽西宁化在红军长征出发前还设有红军第四医院、第十医院、红三军团医院等。当时驻宁化红军医院一所工作的宁化籍老红军张捷春曾回忆道：“一所共有医务人员20余人，其中女同志10名，我们每天要治疗五六百名重伤员，但每天需换两次药的就有二三百人。我们经常忙得每天只能吃一顿饭……由于当时的药品特别困难，有一部份伤员只好用10%-15%的食盐水洗伤口和作为药用。每次换药用过的棉花球、纱布条、绑带都要洗干净消毒后再用，一直用到不能再洗了为止。”为救治伤病员，苏区干部组织地方群众齐心协力，为医院提供粮食和生活用品，帮助医院打柴挑水洗衣做饭，解决病床紧张、缺医少药、护理伤病员、掩埋牺牲的战士等问题。

输送到后方医院救治的伤病员是通过兵站线运输的，第四、五次反“围剿”期间，中革军委广泛设置兵站线，如经闽西宁化的兵站线有：清流、建宁一宁化一瑞金；瑞金一石城一安远一建宁；长汀一宁化；长亭一宁化一古城一桥头；宁化一建宁。兵站在超过30公里会设一个中站，配备医院收治伤病员，兵站医院在输送和救治伤病员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三）开展防疫和卫生运动

1932 年初，针对富田、闽西等地发生严重疫情，毛泽东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次常会决定开展全苏区卫生防疫运动，由中革军委总军医处拟定办法和条例。中央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部队开展了大规模的卫生运动，制定和颁发了一系列卫生防疫法规和决议，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建立疫病防控机制及加强卫生管理等措施，开展了广泛的卫生防疫和防毒禁毒运动。

1932年9月中下旬，红一方面军在江西小布由贺诚主持召开第三次卫生会议，详细讨论了红军部队的卫生防疫工作。1932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关于开展卫生运动的训令》要求，消灭现行的疟疾、痢疾、下腿溃疡等时症，要运用卫生标语、传单、讲演、戏剧、竞赛各种方法来进行卫生运动。1933年3月18日，中央内务部下发了《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要求各级政府及各红军卫生机关经常作广泛卫生宣传。如宁化陈塘红军第四医院住院部旧址“惠日堂”至今还保存多幅卫生宣传的标语和漫画，如“扑灭苍蝇等于消灭敌人，我们每一个同志应该热烈的扑灭他”，漫画中一名戴军帽的士兵举着拂手扑苍蝇；“每天洗操、身体愈好！勤洗澡、伤快好! ”画中一个光着身子的人，手拿毛巾坐在澡盆中洗澡等，这些宣传卫生的壁画和标语大都贴近生活，形象逼真，通俗易懂。

除防疫外，针对国民党飞机在中央苏区投放毒瓦斯弹，中央苏区各级成立防空防毒委员会，红军卫生学校还印发了《简易防空防毒法》。为保障苏区军民健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告禁吸、禁卖、禁种鸦片等毒品。

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反“围剿”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中央苏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对红色医疗卫生工作队伍的要求和需求也越来越高。

三、红医精神传承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在《革命卫生回忆录》中记载了贺诚初到苏区时的一段回忆：“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前线战斗节节胜利，红军队伍日益壮大，我们医务人员的数量、水平和卫生工作的现状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和作战的需要。尽管从白军中俘虏过来的一些医生经过教育、改造后扩充了我们的队伍，但人数极其有限，看来这种办法还不是解决问题的长远之计。我们曾经打算办医务学校，培训我们自己的医护人员。毛主席肯定了我们这个建议，说：‘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应该多训练些军医。’”因此，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关心指导下，我们培养出一批批政治坚定、技术优良、艰苦奋斗、舍己为人、救死扶伤的红医人才。

（一）注重政治教育工作

毛泽东对培养医务人员的政治教育非常重视。他听取贺诚关于办医务学校的建议后，关切地问：“办学校，什么人教课？”当听说教员主要是从白军俘虏过来的军医组成时，立即指示说：“要注意，要重视政治教育，培养红色医生。”1931年9月，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在战地对贺诚强调，对“白色医生”要加强政治教育，以实现白色医生由“白”变“红”。

1932年2月，红军军医学校正式开学，以毛泽东题词“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作为办学方针。朱德在开学典礼上对学校全体学员作了“怎样做一个红色医生”的报告，指出：“我们的红色军医，应当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对人民、对伤病员要满怀感情，要有艰苦奋斗、舍己为人、救死扶伤的工作精神，同时还必须具备科学知识和精湛的医疗技术。”

红军军医学校开学后，十分重视学员的思想政治素质，招生录取时严把政治质量关，各期招生考试中都将政治列为必考科目。学校一方面加强师资的政治教育，从战争中俘虏过来或随部队起义的军医担任教员的，注重政治思想疏导，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给以关心和鼓励，使其迅速成长为优秀红色教员；另一方面注重学员的政治课程安排，学校配备了政治指导员，每星期都有政治课，努力培养具有阶级觉悟、技术过硬的医务人才。毛泽东同志认为，培养政治坚定的红军医务人员不仅可以为红军战士看病，也可以在给老百姓看病时做群众工作，还能医治敌方伤兵进行我军政策宣传，这是瓦解敌军极有效方法。

（二）坚持艰苦奋斗作风

红军军医学校开办之初，困难很多，教员力量不足，学生文化低，几乎没有教学设备：露天上课，用门板当黑板，用木炭或石块当粉笔，用双膝当书桌，没有本子，自己用纸订，没有铅笔，就用小竹管削尖了当作笔蘸水写。红军军医学校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一直坚持进行教学工作。刚开学不久，红一方面军打赣州，红军军医学校随红三军团医院行动，一面担负转运伤员的任务，一面进行教学。8月，红军军医学校返回兴国县茶岭复课。教学设备很简单，只有少数解剖生理标本和自画的挂图。张汝光少将在《红军转战中的医疗卫生保障》一文中回忆在军医学校的情况：“生活既紧张又艰苦，每天学习10多个小时，伙食费每人每天只有5分钱，粮食不到1斤，不得不用小蒲包蒸份饭;教员自编的教材由学员刻写油印，我一直负责油印;学员还经常下山挑粮，帮助农民劳动。”学员吃的、穿的、用的都很简单，但是没有人叫苦，也没有什么要求。相反，学员个个精神振奋，刻苦钻研，互励互学，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三）培养优良医疗技术

红军卫校医科学制为一年：五个月基础、五个月临床、两个月实习。基础课有解剖、生理、病理、细菌、药物、诊断等六门。临床课有内、外、眼、耳鼻喉、妇产、皮花等科，以内、外科为主。

条件艰苦，教师紧缺，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为了在短期内迅速培养尽可能多的医务人员，中央苏区医务学校均采取“重点教育”的方法，按照毛泽东建议：“挑部队最常见的病来教，挑部队最常见的药来教；讲不懂，就做给他们看。”“懂多少就教多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讲课内容少而精，简明适用。讲义由教员自编，紧紧围绕红军部队的多发病——疟疾、痢疾、溃疡、疥疮，以及战伤的急救和四肢伤处理等基本知识来编写教材、安排教学计划与内容。红军卫校培训时间虽短，但教学上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采取通俗易懂的方式，使学员很快掌握了基本的技能。这里培训的学员很多成了我军卫生工作的骨干。

（四）舍己为人救死扶伤

红军卫生学校从1932年2月成立到1934年10月长征，共培养军医班学生181名，调剂班75名，看护班300名，保健班123名，研究班7名，共686名。这些学生毕业后分配到红军各部队、医院。红色医务人员响应“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前线”等号召，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在战场上，医务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工事阵地给伤员包扎，采取各种办法把伤员抢下阵地，他们一心想让伤亡士兵数量尽可能减少，让士兵的疼痛尽可能减轻。他们从生活上照顾伤病员，从思想上、心理上进行积极疏导，让他们能够保持心情愉悦，促进其痊愈。

闽西宁化从事红色医疗卫生工作的有曹国煌、曹兴闽、雷鸣（明）、廖永辉、王子谦（王子健）、张捷春、张启南、张新生、张厌等。其中曹国煌是傅连暲的得意弟子，福建省宁化县曹坊人，出生地主家庭，因心向革命，与傅连暲学医后为红军伤病员服务，思想觉悟进步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严密经济封锁，医疗药物器械紧缺，曹国煌受傅连暲派遣冒着生命危险前往上海购买医用物资，后来又奉命在中央苏区通往上海红色交通线上的峰市开药房，同时为地下党组织的秘密交通提供便利，后不幸被捕。他面对国民党兵的严刑拷打，顽强不屈，最后在上杭英勇牺牲。

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我们党领导下的红色医疗卫生事业克服重重困难，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红色医务人员始终以坚定的政治立场、一心为民的服务理念、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为了保障苏区军民的健康，为了革命事业，舍己为人救死扶伤，多少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红医精神。

新时代，我们党仍然秉持“人民至上”理念，把人民健康放在首要位置，提出建设健康中国战略目标。回顾红医创建历程，展望未来时代，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弘扬苏区红医文化，传承红医精神，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就一定能实现健康中国建设目标。

（作者系宁化县委党史方志室原一级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