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文化对民间信俗活动的影响
儒家文化自孔子创立以来，汉代独尊儒术，唐代政权基本以儒家思想为主，至宋朝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儒学在宋明时期的发展被称为理学，南宋时期朱熹为集大成者，因朱熹在福建创办书院、讲解经书、宣传理学，培养了大批弟子，由此创立“闽学”学派。儒家文化长期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以“仁、义、理、智、信、忠、孝、廉”为核心内容，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民间信俗发展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民间信俗吸收儒家文化核心思想
信俗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生产中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传统理念。民间信俗的受众主体是普通民众，主要表现方式为神灵信仰、祭祀祖先、戏剧演出、风俗习惯等，不同于正统理性思想文化，感性色彩较浓，易于被较少接受正统教育的普通民众所接纳并广泛传播。在民间信俗中，不论是被民众供奉在庙宇大殿中虔诚祭拜的神明，还是祭祀祖先，甚至是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习俗，大都是披着“神灵信仰”或民俗的外衣，本质上与儒家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仁、义、忠、孝”等核心要求不谋而合。例如以“忠”“义”的操行为后人所景仰，并加以神化的“关帝”，安史之乱中驻守有功的许远、张巡，精忠报国的岳飞等，以及在福建影响较大的本土神明，如“扶胎救产，保赤幼童”的临水夫人，救死扶伤的保生大帝，被称为海上保护神的妈祖，开漳圣王陈元光等，不仅历史上确有其人，且多行造福百姓之举，为忠义勇武、爱国佑民之士。
2.儒家文化对民间信俗活动的导向作用
从中国社会历史长期的发展历程来看，儒家文化对民间信俗活动起着导向作用，这种导向作用或是旗帜鲜明的反对，或是顾左右而言他、随之任之的暧昧，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导向作用确实存在。《论语•述而》言：“子不语怪、力、乱、神”，把有无鬼神的问题撇到一边。《论语•雍也》记载：“樊迟问知。子曰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樊迟问孔子如何才是明智？孔子说致力使人民走向义，敬仰鬼神但又远离它，这就算得上明智了。《论语•先进》又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巧妙地利用学习的逻辑关系，把人们关注的重心从民间鬼神信仰引导到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学问上来，把现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论语•为政》云：“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不是你当祭的鬼而祭他，就是存心谄媚。
儒学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说：“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尽管他想极力否定存在鬼神，但却无法否定鬼神崇拜在教化民众方面的作用。《论语•为政》也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生，以礼来侍奉他，死，以礼来埋葬他祭祀他。从儒家这些经典著作中，不难发现儒家思想文化希望对民间信俗行为以“礼”的原则进行规范与限制的意图，盛行于民间的神明崇拜亦极好的回应了儒家文化的这种意图。前文提到的妈祖、临水夫人、保生大帝、开漳圣王等神明信仰，无一不体现了儒家对塑造神明的基本原则—— “礼法施于人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而祀之，有御大灾、捍大患则祀之”。这句出自《礼记•曲礼》的记载，提出了可被祭祀的对象，是对百姓执行法度有利，努力王事而死、安定国家有功、能防止重大灾害、能抵御重大祸患的人。儒家文化通过著书立说，从思想上对民间鬼神信仰、信俗活动起到了引导作用。
3.民间信俗是儒家文化下移的外在体现
长期作为官方正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理性的姿态，流行于上层社会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之中。如何扩大儒家所倡导的这一系列文化的影响力？必然要求扩大儒学文化的受众面，矛盾在于对处于下层社会的普通民众来说，一方面高大上的理论晦涩难懂，另一方面生存尚且不易，又有什么条件去学习这些既不能吃也不能用的理论呢？儒家文化希望通过创办书院的教学行动，来提高儒学在普通民众之间的影响力，显然难以奏效。《汀州府志》记载：“汀俗尚鬼信巫，土木而衣冠者，比比皆是。主持风教之君子不禁之，且纪之。岂不扬起波乎？夫祸福者，圣贤之所以定命，而庸众人之所以生其喜惧者也。今巫祝假神之言曰：‘尔惟忠、孝、善则福汝，不则殃及之。’是非神道设教之微意乎！《周礼》曰：以祀教民，则莫不敬。然则典制之外，丛祠古庙，苟非淫黩之甚者，亦可以无恶矣”。《汀州府志》的这段表述，虽然指的是汀州府民间崇尚鬼神信奉巫术的盛况，但是君子、士大夫们也清楚的认识到这是“巫祝假神之言”，传播的是“忠、教、善”，基本默认此类民间信仰有益于儒家文化的传播这一事实。窥一斑而知全豹，由此可以推测到整个福建地区甚至是中华大地，大多数儒家学者对民间信仰的基本态度。“儒学的下移，最基本的层面就是下移为民俗，构成民间生活的一部分”。把儒家文化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化为民俗，深入民间、深入民众，这也是儒家文化长久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东坑民间信俗活动的特色及现实意义
1.东坑文风底蕴厚实
东坑村虽为清流县偏远乡村，但习文重教、文风底蕴厚实，在清流县历史上最富特色的三个乡村中，以文化著称。清流县至民国时期的现有文献中，有零星资料记录的书院有13所，而东坑村就有9所，它们分别为：桂园书馆、黄岗书院、琢玉书院、六有轩书院、坑源书房、卧云山书房、惠山经馆、坑头书房、龙吟静室。众多书院教学内容不同时期略有差别，唐代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宋代以理学为主要课程，朱熹在福建讲学开创闽学以后，推崇闽学，明清研习八股文，无论理学、闽学、八股文，皆离不开儒学的基本范畴。东坑先祖为保证经费鼓励本村、本族子弟求学上进，都留有一份常田或公田。从中划出一部分作学田，面积一般为50担谷田（约10亩），作为考上秀才以上学子的专用田。同时，还设立考田制，也是从常田中划出一部分，用以资助外出赶考人的路费。据《东坑陈氏族谱》记载东坑有村民陈廷珍，出生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长大后协助其父管理家业，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69岁的陈廷珍立嘱分家产，“分关授户又抽祭田外，抽学田20石”，作为资助贫困子弟上学读书的费用。他的后辈继承遗志，并不断发扬光大，“仍代代抽学田”建学校，资助贫困子弟上学读书，开创了东坑村家族教育的先河。“全村书声琅琅，无不学之子弟，形成‘兴贤有其地，育才有其资，祭有常仪，器有定品’的良好风气”。《清流县志》记载“（东坑村）明清时期出过进士 5 人，举人 15 人，贡生 24 人，任知县以上主官 18 人 ” ，产生了陈用宾、陈孔俊、陈允升、陈荣抡等著名人物，可见东坑村文风底蕴不同一般。
2.东坑神灵信仰及庙会活动
在东坑最为敬奉的本地神为姑婆神，“姑婆原为东坑村的姑娘，嫁至李家乡流水自然村。过门不久，丈夫去世。姑娘立誓守节不再嫁人，全心敬奉公婆。一次，姑娘上山砍柴，深夜未归。东坑人得报，前往寻找未果。在河中打捞时，仅捞起一根木头。东坑人将这根木头带回放置祖祠中，以示纪念。以后又将木头换成牌位，成为村人敬奉的神灵。清末，姑婆神的牌位，被安放在仰峰堂的总祠中” 。余朋乡东坑村旧时每年农历七月举办祭奠姑婆神庙会，庙会从七月初九开始，全村吃素，至十五结束，十六中午方可开斋。庙会开始时，由本村一名德高望重长者诵读祭祖祝文，接着村民膜拜上香，燃放鞭炮，期间有戏剧表演和道士们表演“上刀山”“打油火”等法术。在外地神方面，东坑人信奉的有欧阳真仙、民主公、三官大帝、陈氏夫人（临水夫人）以及作为陈氏夫人助手形象出现的林九夫人和李三夫人等。其中，以信奉扶胎救产、保护妇女儿童的陈氏夫人为最，并在正月期间围绕陈氏夫人开展各种祭祀活动。正月初一、初二要抬陈氏夫人等神像在村内游行，“从初三开始至十三，每逢单日，即初三、初五、初七、初九、十一、十三，按6个福首，依据捡勾（抽签）的次序，分别轮流将陈氏夫人的神像抬至福首家中供奉，其中排在前的5个福首各供奉2天，第六个福首只供奉1天”。不论本地神信仰还是外地神信仰，在宣扬忠、孝、慈、积善积德、邻里和睦的伦理道德方面都表现得尤为明显。
3.东坑信俗活动的现实意义
民间信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中包含有仁者爱人的人文情怀，亦有舍生取义的理想追求，“人对人类社会规范的认可和尊崇是有限的，而对神圣的东西却容易认可，尊敬与服从”，在人们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约定俗成的民间信俗一定程度上带有类似宗教的神圣性，相比于法律的强制或者零散的说教，民间信俗在教化育人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历史上东坑村有村民在建房时不慎把邻居的田埂脚挖掉，引发矛盾并持续发酵，双方分歧很大，各自带亲戚在现场理论，形势严峻。这时，有名望的乡贤马上介入，赶到现场，在看了双方争执的界线后，指出建房的村民已经越界。接着，结合本地民风民俗，分析利弊。通过调解，化解了一场群体性事件。在东坑，陈氏夫人、五谷真仙、郑泗伯公均设有庙宇，其余诸神附设在这些庙宇之中或安放在祖祠。这些约定俗成的民风民俗、共同的神灵信仰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有效地沟通了村民之间的人际关系。为了共同完成相关活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村民之间的交流，增进了村民之间的团结，也化解了日常生活中的小摩擦。把分散的乡族力量有效地整合，无形中族、村、乡的利益关系也被联系在一起，使族、村、乡形成更为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安定的社会秩序。
如今，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开放、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的进行。许多农村铺上水泥路，盖起砖瓦房，环境卫生改善了，外在条件提高了，但内在精神上有可能更显空虚、贫瘠。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提出“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毕竟，中华传统文化消失、千城一面等，那是无法让人记住乡愁的。只有让人记住活生生的人文历史、古老传说，传承好优秀的民间信仰、民间习俗、民间曲艺，才是留得住乡愁记住乡愁的前提和保证。
三、充分发挥民间信俗活动的道德教化功能
1.强化神明原型生前楷模作用
前文提到，能够成为民间敬奉的神明基本符合儒家塑造神明的基本原则，能被塑造为神的人，生前多是拯灾解难、救民疾苦、扶危救困、忠于国家、孝于长辈。东坑最为敬奉的本地神——姑婆神，由于她生前年轻守寡，依然孝顺公婆，被村民奉祀为神。临水夫人则是因为慈爱无私（扶胎救产、保护妇幼），勇敢无畏（护国佑民、斩蛇妖除害）等高尚品格，获得民众香火祭祀。诸如此类，把有功德于民众的人塑造为神明，其生前的优秀品质也就成为今天教化民众的生动案例和重要内容。
2.发挥民间信俗活动仪式感化作用
东坑村每年正月临水宫庙会临近前，即年三十，都会把临水宫的菩萨抬至外厅，点上长明烛和长明灯，家家户户前来烧香，燃放鞭炮。正月初三举办跑马活动（又称走游会），类似现代竞技项目接力赛，通常全村按房分成6组，每组确定一名“福首”作为组织者。从祖祠出发，中间分若干接力站，绕村庄跑一圈，按到达终点的先后次序分出名次，由福首给参赛者送上两个红蛋，以示嘉奖又讨吉利。七月姑婆神庙会中，把姑婆神魂迎回东坑，会头及村里有名望者带领村民在村口迎接，把姑婆神的小神轿安放在仰峰堂中间的桌上，桌上摆满各种素品，由本村德高望重的人，宣读对姑婆神的祝文等。此类民间信俗活动有一套固定的仪式，通常这些仪式带有强烈的道德伦理色彩，民众在参与这些仪式时，易于引起情感共鸣、精神受到感化洗礼，从而获得道德修养的提高。
3.挖掘多样化的民间信俗道德教化作用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化，教行于上，化成于下也。《诗·周南·关雎序》：“美教化，移风俗”。“教化”一词其概念本身就与风俗、信俗、礼俗紧密相连，当前民间信俗大多通过动态形式发挥它的道德教化作用。例如戏剧演出、神明或祖先祭祀、庙会活动等，把其中蕴含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忠义孝悌的道德品质、行善积福的行为方式等，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出来，参与面广、感染性强，能即时引起民众情感共鸣，对民众起到直接教化的作用。此外，庙宇对联、壁画（雕刻）、古建筑等虽以静态形式存在，同样承载着道德教化的信息。庙宇对联通常都是由德高望重、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撰写，使许多庙宇对联内容与道德教化相通。如清流闽王庙对联：“遵祖训为善克勤克俭；树古风积德惟读惟耕。”“水惟善下能成海；山不争高自报天。”“睦族敦亲光前德；遵纪守法育后贤。”等，教导民众与人为善、克勤克俭、睦邻敦亲、遵纪守法。在东坑的古建筑中，“陈仰西家的书院间门楹上就有选用樟木雕刻的二十四孝图，刻有人物90余个”，讲述孝感动天、刻木事亲等以孝闻名的历史故事，宣扬孝道观念。
四、结语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了，还有许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不够了解，抱着全盘否定传统思想文化的态度，把传统思想文化直接等同于低级、蒙昧。在倡导坚定“文化自信”的当下，我们应转变思想观念，适应时代进步要求，将世代相传的民间信俗与现代精神文化生活相结合。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自觉摒弃陈规陋习，充分发挥民间信俗道德教化作用，展示民间信俗丰富的内涵、悠久的文化底蕴和现代价值。
（作者单位：大田县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