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美良（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南源永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1995年11月28日，在’95世界客属石壁祖地祭祖大典上的讲话称：世界上有许多民族包括世界上著名的三大宗教都有自己的朝拜圣地，客家人自古以来，一向重视礼教，敬睦祖宗，各姓氏家族都有自己的祭祖宗祠。至今，仍有许多姓氏宗祠保存完好。石壁公祠落成后，将是世界上所有客家人的总家庙，这里聚120多个客家姓氏祖先英灵于一堂，是客家人朝拜祖先的圣地。
随着中国石壁客家公祠之落成，将使客家一百多姓祖先英灵能聚于一堂，这是客家人的总家庙，是世界所有客家人的朝拜圣地。“在历史上，客家人经过五次大迁徙后，大部分客家先民来到福建宁化石壁村驻足垦荒、辟地开基，尔后再逐步播迁到岭南10多省180县及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石壁村是客家人的摇篮和祖居地。”
1988年，刘国柱（新华社主任记者）《让历史作证——论石壁》称：美国黑人到非洲寻根。全球的伊斯兰教信徒朝觐圣地麦加。耶鲁撒冷成为犹太人心中的图腾。这就是“饮水思源”所使然也。各民族寻觅祖先的足迹、探索本民族和家族的根之所在，到先辈们血汗浸染的故土走一走看一看，这已是多年来世界各地掀起的一股潮流。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潮的涌动，第一批来自海峡东岸的客家乡亲作为旅游散客叩开了海峡西岸大山深处的石壁村的大门。他们是按族谱记载的指引到此寻根谒祖的，然而，当时的石壁只有普通的客家村舍，许多姓氏的宗祠家庙历经千百年时光流水的冲刷已荡然无存，只能凭村中老者的指点寻找梦境中的先祖的遗迹。不过，他们并不因此而觉得遗憾，相反，一踏上祖先的故土，激动的泪水便夺眶而出。他们就地掬一撮土、盛一杯水，当做圣物带回家去珍藏。
穿行于自闽北武夷山风景区，经闽西北和闽西地区至粤东梅州地区的旅游路线“客家之旅专线游”的开辟，给上述客家贫困山区带来经济振兴的信息与无限美好的憧憬。海外客家乡亲向沿途县（市）的党政官员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把宁化石壁建成全球客家人的朝觐的圣地。要动员海内外每一个客家人一生中至少应有一次前往祭祖。”于是，有了自1995年11月发端的每年一度的世界客属公祭宁化石壁客家公祠暨公祭长汀客家母亲河汀江盛典的人如潮涌一般的一幕幕催人泪下的动人场景。
宁化石壁客家公祠于1992年11月奠基，经过宁化县人民政府和海内外客家乡亲的共同努力，已建成一个金碧辉煌的建筑群，作为全球客家的总家庙已初具规模，已成为石壁作为客家圣地的标志性建筑物。每一位来自远方的客家人来到村口，当他们进入家庙大殿看到本姓本族的祖宗神位牌时，无不为一种庄严神圣的气氛所感染，或跪拜在地，叩不完的响头，或热泪盈眶，表不完的孝心，或站立良久，默默祈祷，此情此景非语言文字所能表达，只有深知客家人艰辛苦难的历史的人可以理解。这群建筑物的成功，表明“宁化石壁”作为客家圣地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内涵，而且有了举世瞩目的表征。这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计算的无形资产。
“客家之旅专线游”的开辟和一年一度的世界客属公祭石壁祖庙大典，使往日偏僻寂静的小山村变得一年比一年热闹起来。祭祖大典期间，石壁这个小山村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家乡亲，有德高望重的海外侨团领袖，有驰骋世界市场的企业家，有高科技领域的佼佼者，有古道热肠的慈善家，以及各行各业的各色人等，他们带来的信息与谋略更是一笔难以估量的潜在资产。
每年一度世界客属公祭活动的倡导者姚美良先生在《让全球客家人回归认宗》的文章中披露：据最近统计，全球海外华侨华人有5400万人，拥有1万亿美元资产（笔者注：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在寻找投资出路）。令人高兴的是，海外客家人占全球华侨华人的五分之一，其中事业有成并成气候者人数极为可观。姚先生指出：吸引客家人回归，有利于他们了解客家故地，增进感情，对于促进闽西北山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98年，刘善群《试论宁化石壁与客家世界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称：宁化石壁与客家世界有着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这种关系是根据众多的族谱、家乘、文献资料和住居海内外各地的客家后裔所证实的。所以，近年来，有亚洲、美洲、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家人前来宁化石壁寻根考察，祭祀祖宗。石壁成为客家人寻根朝圣的中心，前往朝圣者有80多岁高龄的老人，也有不满4岁的儿童，他们来到石壁之后，都十分激动，不少人流下热泪。1995年5月香港南源永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姚美良先生第一次来到宁化石壁，他在考察之后说：“宁化是客家祖地，我原先只是听说而已，何况对此有不同说法，此次前来，通过了解事实，我的确相信宁化县是无可非议的客家祖地。”1997年6月20日大洋彼岸的巴西客家崇正总会和巴拉圭客家宗亲联谊会代表不远万里来石壁，在欢迎仪式上，古先生代表寻根祭祖团激动地说：“我们终于在这里找到了祖宗，找到了根。”这是一批又一批祭祖团所有成员共同的心声。石壁紧邻江西石城，几乎无山相隔，因两地主要通道的隘口，即站岭是在宁化境内，而且这个不高的岭，两面山坡都属于宁化境域，靠石城一面的山坡直至山坡下的村庄和耕地，还是宁化辖区。南下汉人不用翻过站岭，就已到了宁化境地。石壁是个200平方公里的盆地。如果就整个宁化而言，当时耕地面积近4000平方公里，地势相对比较平坦，低山、丘陵、盆地占全境96％。且当安史之乱时，就已居住不少汉人和相当程度的开发，汉人入迁可以找到已定居的“老乡”，这为后来者提供了许多方便。同时，宁化通三大水系，一是闽江，一是赣江，一是汀江入韩江。往闽东南，往闽西、粤东，往赣南及赣北都很方便。从赣东南进入闽西，由石城经站岭到宁化是最平坦、最方便的通道。所以说，宁化及其石壁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在别的地方是难以找到的。
1998年，任崇岳（河南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谢姓南迁与客家人的形成》称：石壁村是古代南迁移民的中转站，对客家人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据邓迅之《客家源流研究》一书统计，南宋客家移民有案可稽者共有18姓，迁移途中经过宁化，又由宁化进入广东者，便有魏、曾、徐、丘、华、刘、巫、张、温、吴、罗、黄、廖、陈等14姓。位于闽西的宁化石壁村，因为毗邻赣、粤边界，凡西至江西，南下广东者，均须从此中转，因而在客家形成过程中，起过非常独特的作用。客家人的迁入，促进了南北方各民族的融合，为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000年，刘敏（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华祝（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关于石壁研究的两点认识》称：近年来，石壁这个坐落于闽西武夷山东麓的小小山村，令无数海内外的客家人魂牵梦绕，千里寻根，万里祭祖；同时，这个小小的山村也让许许多多热心于客家历史文化发展的非客家的海内外政界、商界、学术界、文化界的朋友们心驰神往，观石壁之貌，探客家之谜。
石壁作为一个小山村，它的名声、地位、影响，与它的行政区的级别、地理位置及面积，均构成极大的反差，这种情况已经并且将继续引起所有热心于客家学研究的人们的关注与思考。不过大致说来，这种情况既是客家民系初始形成时期的历史反映，也是客家经济、文化今天和明天发展的特殊需要，因而不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反差现象均是合理的。
作为文化地理名称，石壁可以做狭义与广义两种理解。就狭义而言，石壁是一个有确定的地理位置、面积不大的小山村，它隶属于福建省宁化县石壁镇，地处闽赣交界的武夷山南段东麓，在宁化县城以西约22公里的地方，有400多户，2000多人口。这就是现代地理学意义上的石壁，也就是狭义的石壁。据专家研究，历史上的石壁，比今天石壁村的范围要大，大约是泛指今天宁化县的西乡，“含有石壁、淮土、方田、济村四乡所属的大部或一部分村庄，方圆可达100多平方公里”。但是，这还不是我们所说的广义的石壁，我们所说的石壁的广义，是在客家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中，在海内外千百万客家人寻祖觅根的潮流中逐渐形成的。在这种潮流和研究中，石壁的内涵在发展、在拓宽，它不仅仅代表一个小山村，而是代表了客家民系孕育发展形成的地区，它可以代称宁化，代称汀州，代称闽西，甚至代称粤赣边的大本营地区。石壁被称为“客家的摇篮”、“客家的祖地”、“客家的圣地”等等，恐怕主要是就其广义而言的。从这一视角看石壁，它是一种历史地域的代称。
1927年4月，英籍华侨谢廷玉《客家起源》称：嘉应州被客家人占领的历史说来特别有趣。早在公元900年从福建、江西出来许多流民。梅县在976年的人口统计中，有367个这样的“客户”，1210个“主户”。一位同时代的人有以下记载：“郡，土旷民懒，而业农者鲜，悉汀赣侨寓者耕焉。”
一百年后，到1078年，人口统计显示，“客户”6548户，“主户”5825户。直到1049年才在城周建了一堵泥墙，35年后又建了堵砖墙。从福建、江西来的移民大量流入，逐渐代替了老居民。
第一次涌入广东的浪潮开始于南宋。是什么使得福建、江西人离开家园呢？首先，山区环境不能供养渐增的人口，而越过广东边界后，面临的虽然也是群山，但人口稀少，有更多的机会养活家人。
此外，无数的盗贼和山贼时常威胁人们……
蒙古人的入侵又使许多人逃亡，一些到官府自愿当兵，很多都在1279年的崖山最后一战中战亡，当蒙古人到达梅州时，州官蔡蒙古因辱骂他们而被处死。
一年后文天祥收复梅州，追谥蔡蒙古。从当地征兵扩大队伍后，他北上江西。当蒙古人重回此地，进行了大掠劫……这里竟成为狐狸、鸟雀栖身之地。
元朝后的人口统计只有2478户了……只剩下200年前宋朝时的人口的五分之一。据说只有三个姓氏家族保留下来。许多福建特别是宁化地方的人蜂拥而入，占领了那些荒地。
2000年，刘善群《试论宁化石壁的客家历史作用》称：客家史，若从客家民系的诞生至今，已近千年；若从客家先民南迁开始，则达2000年之久。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历经了准备、诞生、成长和发展各个阶段。由于客家时期迁移的历史特点，且地域广阔、地形复杂多变，因此呈现出客家人文中心不断转移的特点。闽、粤、赣连接地区客家大本营中各地都有着不同时期的兴衰史，正是因此而产生着在客家史上的不同作用。唐宋时期，是客家的孕育期，赣南的宁都、石城和闽西的宁化、清流、长汀等相邻的赣闽连接地区是这个时期的客家聚散中心、人文中心，而宁化石壁又是这个地区的中心或称代表。南宋至元代，是客家的成长期，古汀州八县的闽西地区是客家的聚散中心、人文中心，而长汀县是这个地区的中心或称代表。明清，是客家的成熟期或谓定型期，古嘉应五属（今梅州地区），是客家聚散中心、人文中心，而梅县是这个地区的中心或称代表。赣南中部和南部，也是明清时期客家聚散、人文中心，赣县是这个地区的中心或称代表。不同时期的不同中心地，并无排他性，并不意味对其他地区的否定，她只是一种代表，在特定的时间里，起着比其他地区更为突出的作用而已，非中心的地区，同时也都在对历史起作用。
从（赣南、汀州、梅县）三地区的人口增长情况看，唐至宋增长速度最快的是闽西汀州地区。但每一地区内部各县的增长也是很不平衡的。唐中叶至南宋客家先民的主要迁入地区是赣南的宁都、石城和闽西的宁化、清流、长汀等县。宁都、石城和宁化、清流、长汀是唐宋时期客家先民的主要聚集地区，而这一地区又以宁化包括石壁为最，成为客家先民的聚集中心。根据130种姓氏统计，唐至南宋迁入宁化（石壁）的112姓，占86％；如果从唐末算起，也有102姓，占78％。据余兆廷编著的《宁化客家姓氏源流》载，经宁化聚散的客家人有198姓以上，若按上述比例推算，唐末至南宋迁入宁化及其石壁的，则有154姓以上。
客家从赣闽连接地外迁，自唐末开始，到了南宋达到高潮。
客家先民自唐中叶开始大批迁入赣闽连接地区，经过数百年的孕育，逐渐地形成客家民系。“靖康之难”后，这一地区农民起义不断，自然灾害频繁，人口饱和，生息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里已不是“安全区”、“避风港”和“生息乐土”了，同时在南宋至元初，经过抗元护宋的战争，粤东地区人口锐减，种种原因，酿成赣闽连接地区的客家人大量向闽西、粤东迁移。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客家大迁徙是以宁化及其石壁为中心向外迁徙的。自宁化及其石壁迁出人口以80姓统计，晋1姓，唐末2姓，五代6姓，北宋11姓，南宋32姓，元12姓，明14姓，清2姓。唐末至南宋迁出51姓，占64％；南宋32姓，占40％。若以经宁化聚散的198姓推算，两宋外迁达106姓以上，而仅南宋则达78姓以上。他们主要的迁移方向是闽西、粤东和赣南，也有部分迁入闽南的。
闽、粤、赣客家大本营客家的聚散，在唐、宋期间，似宁化及其石壁如此大量的进出，实在难以寻觅第二者，所以，宁化及其石壁成为唐宋时期客家的聚散中心，应是当之无愧。
叶纬（梅州市）《访客家寄居地——宁化县石壁村》称：1984年10月，广东梅县地区文博民俗学习考察组，对福建省的龙岩、漳平、三明、宁化、石壁、福州、泉州、厦门、漳州等地，进行了历时17天的考察调查。
此次考察重点在福建省的宁化县石壁村。
这里是客家先民寄居转迁的基地，也是客家祖先居住过的故土。据记载，客家先民曾避黄巢之乱，经福建宁化石壁，后再转迁徙于各地。洪秀全家谱所载：始祖贵生公，由石壁迁丰顺布心（今属丰顺县丰良区），再迁梅县石坑玉坪。从石壁村的地理形势来看，该地西北有武夷山脉为屏障，西通江西石城作为前哨，东靠戴云山脉为廊，因此，处于赣闽的隘口，其势进退攻守自如，石壁处于宁化县城之西40里（实为20公里——编者），周围村落达27处之多，面积20～30平方公里的丘陵环绕的小平原盆地，较为富饶。在中原遭遇外患、灾荒、战乱的情况下，客家先民为寻找安息繁衍之地，先后转迁南下，寄居于宁化石壁，然后转迁各地。其基本路线是，从东往浙、赣、闽的武夷山南麓延伸而行，从上饶——崇安——邵武——宁化——清流——长汀——龙岩——武平——上杭——永安，然后转入粤东的蕉、埔、兴、梅一带，再延伸丰顺——揭西。另一路从武夷山西面迁徙，由北向南，经上饶——石城——宁都——瑞金——会昌——寻邬，越过大庾岭，进入粤北的南雄——韶关——和平——河源等惠州所属的客家县。
宁化石壁的民情风俗与粤东客家基本相同，如讲话中的“我”为“”，“儿子”为“仔”或为“子女”、“妻子”为“老婆”，“是”为“系”等。迎亲婚庆风俗也相似。年节的年糕称为“甜米饭”，“煎圆”为“煎堆”，喜欢用大碗饮淡水酒、酿豆腐、食擂茶（配料做法与揭西客人完全一样）。民间文艺活动节目有山歌、舞狮、船灯。妇女穿的蓝色大襟衫、乌布裤、腰间扎的乌布缝成的“围身裙”，老年妇女头扎包头巾，冬天防寒的“火窗”，以及语言、饮食、农田耕作、生活习惯、生活工具等，都与梅县地区客家人的风俗一样。
1998年，杨豪（广东省博物馆考古、民族专业研究员）《粤赣闽是“客家”群体孕育摇篮》称：（江西）中南部的早期，便当都已辟筑有由余干、沿赣江经南野，入岭南大庾岭的徙民通过通道；该中南部的东南端，又复曾同时辟筑有从今宁都往宁化入福建西部的通道。随着这两侧民办的通道开辟与徙民之频繁往来，为适应徙民这种往来需要，大致南朝迄唐宋间特别是唐宋间，便于西部南翼的南雄绕珠玑巷和东南翼的宁化境石壁两地辟设有接待往来徙民的中转站。所谓中转站，都非是挂牌明示与有专人主持或是以马匹传递信讯的那种官办驿亭、驿站这类性质，而是由一部分宗姓徙民聚居所成之民间形式。途经其间受到接待的人，亦都是凭“四海同胞皆兄弟”的那一种宗亲、乡情情谊而获得接待，绝对非是凭依官书、信印或是款银。中转站中的居民户数，南雄珠玑巷的，依宋代由那里迁徙珠江三角洲境的居民户数事实，是足有33个宗姓近97户，而宁化石壁的，今依族谱抄录曾在宁化生存过的宗姓，计有109姓，今在石壁《客家公祠》中升座位宗姓牌位的宗姓，也有151宗姓。
随着这两个站的辟设，又自当进一步招来更多的徙民往徙期间。与此，又进一步促进了各宗姓遗民的聚结与民系的转化异变行动。中间事例今有许多。如当年经石壁中转而往的遗民，除有一部分沿汀江下茶阳，便已转入了梅州所属各地生存外，中又当有一部分徙民经此，而直循韩江而下，成为进入韩江三角洲而转变为该地福佬人的一员了。
2000年，刘敏（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华祝（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关于石壁研究的两点认识》称：考察以往学术界的研究，对于大批客家先民迁入宁化石壁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战乱为主的历史原因。关于这一点，许多专家在论著中都有所论及。第二，包括交通在内的地理因素。第三，自然生存环境方面的原因。第四，因封建统治薄弱造成易于生存的空间。第五，是由于历史上开发的趋势决定的。
据宁化县志办余兆廷统计，自宁化向外迁出的姓氏共有81姓之多，其中以宋代迁出的最多，有30多个姓氏。而在外迁的姓氏中，明确记载是由石壁直迁各地的，就有34个姓氏。
2000年，巫秋玉（中国侨联副研究员）《宁化石壁与海外客家人》称：从宁化石壁走出来的客家后裔，先是往闽西、粤东、赣南，然后辗转迁至华南各地、香港、台湾，进而散播海外。宁化石壁作为“客家人的中转站”，其在客家民系形成的辐射中外的“点射状”发展中所起到的基点作用是确定无疑的。
在客家历史进程中，客家民系的衍播呈现以石壁为基点而作“点射状”发展，宁化石壁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显著和重要的。梅州是明清以后的客家聚居地，经由梅州（原嘉应州）再衍播他地的客家人很多，如在明清时代，由梅州地区经粤北、粤西进入四川、广西的客家人，或经惠阳宝安进入香港新界，经潮汕渡海入台湾的嘉应州属各县客家，他们多数便是宁化客家后裔。对此，不少专家学者曾深入论证、统计，“香港客家人200多万，大多数是石壁客家祖先的后裔”。“台湾至少有60个常见姓氏中的600多万人与石壁客家有关，其中300余万是客家人，另外200余万是传自石壁，又从闽南南靖、平和、诏安、漳州等地迁台的闽南人。”而迁移至粤东、闽西、粤西、海南岛、港、台等地的客家人往往会为求发展而继续迁徙，浪迹天涯在海外，寻找有利的发展机会。按客家人的说法是“自原乡走得愈远愈好，人丁愈旺，愈可发财”。他们与由汀州府属宁化及其石壁走出的客家人一道前往南洋、美洲等异域开基创业。宁化石壁在客家民系这种辐射状发展中已成为“正宗客家人”的源头、基点，客家人就这样一代一代、一步一步地拓展、迁徙，走向全国、海外、世界各地。由此可见宁化石壁在客家民系的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宁化石壁在客家民系形成的历史关头确立了它的丰功伟业。
中原汉人自东晋开始南下，至唐末又从江西等地大批迁入福建宁化石壁，高度集中在以宁化及石壁为中心的地域，繁衍生息数百年，形成客家民系。南宋末，这些已“蜕变”为正宗客家人的客家始祖们，又大批地继续其迁徙生活，往闽西、粤东等地迁移，继而往中国大陆各地、港台、海外。可以说，宁化石壁是客家民系形成中的胎盘和催长素，它把从中原一路南下孕育而成的胎儿催生成婴，待其羽毛渐丰，便促其展翅高飞，在这一成长过程中，不仅造就了客家民系之“身躯”，而且利用其原有内涵中的流动因子，造就了客家人深具流动的习性和开拓进取的精神。这后一点，对客家人走向世界、在海外的发展意义深远。由于骨子里有这种流动习性，使他们向来鼓励子孙离乡移殖以求改善生活，同时亦期盼子孙长大后应学会自己立家立业。正是有了这种点射状发展及流动性和开拓进取精神，才会有今日之强盛的客家世界。
客家人在海外流迁、拓展，是以宁化石壁为基点的客家“点射状”发展的延伸。这种“点射状”发展现象一方面促成了客家人在海外不断拓殖与谋求成功；另一方面则因宁化石壁历史地位之被提升和受重视又引起海外客家人寻根问祖意识的增强。新加坡的曾采先生在《客家来源》一文中说：“现在新加坡客家人的后裔知道自己祖先从哪里来的恐怕日渐减少了，且让我把一些已经为人揭晓的姓氏的客家祖先迁徙的途程列下，希望各姓氏客家的后裔也能知道客家之源，自己的根！”在其所列举的南宋客家姓氏迁徙的19姓中，起程于或途经宁化的有14姓。
石壁为武夷山余脉所环抱，系客家聚居区主要水系赣江、汀江及闽江的重要源头。淮土为贡水支流的源头，由此入琴江、贡江而赣江，可直抵鄱阳湖及长江中下游其他地区，早在隋末石壁就与扬州等地有了商务来往；南面为汀江源头，由汀江可顺韩江至粤东各地。闽江的主要支流沙溪亦源自石壁。这些水系不仅使当地居民有交通之便，并造成盆地内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利于农耕的优越条件。自西晋东渡后，每当北方处于兵荒马乱，战事频仍之际，石壁却很少战争，始终稳定平安，宛如世外桃源。
原居于石壁的土著亦为越人后裔，最早到达的汉人是“五胡乱华”时期南迁的流人，但此次人数不多，几乎未在实际生活中留下明显痕迹，因而未见史志记载。对石壁影响最大的是唐末由黄巢起义卷起之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移民旋风。据刘善群先生多年的研究所得，从唐乾符年间（847～879）至南宋末的300多年内，进入宁化的多达61姓，遂使人口激增。从“唐天宝元年（742）至唐末，经过150年，宁化人口才从5000余人增至万人左右，可是至宋元丰三年（1080）却增至3万多，再至南宋宝祐年间（1253～1259）又猛增达11万之多”。这就是说，从中唐至晚唐的150年，宁化人口只净增5000人，而唐末至宋末的300年却净增10万以上。时间只多一倍，人数却超过了10倍以上，在这一净增数中，当然包含着原有人口的自然增数，但其中绝大部分应该是新迁入户，他们的大多数又多集中于石壁地区。
据族谱统计，上述新迁户多来自江西、河南、安徽、山西、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其他州县，但其中最多的是江西，又尤其是赣南东北片早期客家初民聚居地。这些来自赣南，经过有唐一代孕育的客家先民不但充实了石壁地区的人口，而且通过互相切磋交流，促进了客家民系走向成熟。因为两地不但山水相连，武夷山由此逶迤而南，至此已成余脉，形成多处便于两地居民及商族来往的隘口，仅石城通宁化、瑞金与长汀之间，较大通路有五条以上。山间与两侧的自然条件、农耕方式、经济生活乃至语言习俗更是十分相近。如两地的溪涧陂圳岸畔几乎遍地长苎麻，这是一种多年生优质草本纤维，柔韧、有光泽，耐霉，易染色，织成布帛，做成衣被，冬暖夏凉，用作蚊帐，便于透气，所以两地居民几乎都穿用以此为线纱自织的“苎布衫”。加之宁化离中心城市较远，因居民们多就近与石壁、宁都、瑞金来往，经济上互通有无，文化上彼此交流。这里直至南宋均未受到较大军事行动的侵扰，居民代代相继，在这里一般都生活达二三百年。正是这种祥和安定的环境，使客家民系走向成熟。
北宋末年，金人溯赣江长驱直入，赣南成为战乱之地。“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促成客家初民的赣南居民与南来的灾民一道纷纷外迁。外迁的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越南岭入珠玑巷文化地域；另一条则穿武夷山隘口，进石壁地区。当时由于邻近石壁的赣南东北片即贡江流域经济较发展，人口较稠密，因而入石壁的人数较多，西南片即章江流域进珠玑巷的则相对较少。特别是南宋150年，粤北地区也不甚太平，尤其是为讨“胡妃之祸”，大批官军压境，接着又是元之铁蹄的践踏，这些定居时间不长，民系还未成熟的客家初民，又不得不南迁至珠江三角洲，同化于广府民系。迁往石壁的客家初民则不同，他们原本便与石壁在语言风习等各方面都较为接近，定居数代后，彼此交往融成一体，遂成稳定成熟的民系。
经过两宋300余年的繁荣稳定，石壁地区的人口渐成人满为患之势，再加上元兵在江南的全面推进，亦打破了闽西的平静，客家人于是迅速外迁。摆在他们面前的去处，除返迁赣南外，路只有两条，一是顺汀江而韩江，前往闽南潮汕；二是在三河坝上岸，入粤东。而这时的闽南潮汕平原则人烟稠密，福佬人不但人口众多，而且经济实力亦较强，容不得外人插脚；粤东情况不同，生活的多是客家人，山区深垇亦较宽松。于是，除部分迁居江西者外，大部分经闽西南部的上杭、永定迁向粤东，至清代再陆续迁往湘桂及西南各省乃至港台、国外，成为客家人孕育成熟后，走向更大发展的集散地。所以后来世界各地的许多客家人均认他们当年定居于石壁的一代为始祖。
2000年，余保云《唐宋时期宁化石壁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客家民系的形成相关问题的探讨》称：宁化石壁是“客家人的中转站”、“客家摇篮”、“客家祖地”，是经过众多客家学专家、学者长达近一个世纪反复论证得出的结论，并为海内外客家人所公认。但是，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客家先民为什么会相继大量聚集在宁化及其石壁，安居垦殖，生息繁衍？唐代宁化及其石壁的农业经济初步改变了刀耕火种的落后面貌，稻作文化有一定的开发。宋代，宁化及其石壁的农业经济有进一步的发展：一是粮食种植面积扩大，粮食作物品种增多，不仅有稻、粟，而且有黍、麦。二是由于水稻新品种的应用、推广，耕作技术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三是开发山地，种植经济作物，发展养殖业，农业经济向多元化发展。四是粮食总产量增加，自给有余，耕地买卖，粮食外销，出现初级商品经济的萌芽。
唐宋时期宁化及其石壁相对发展的农业经济，对宁化社会历史的进步，经济、文化的发展以至客家民系的形成，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在促进全面经济发展方面，主要表现：
第一是由于有相对发展的农业，保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提供人们衣食所需，从而开辟更广阔的产业，首先是采矿和冶炼业。宁化矿产资源丰富，“有龙门新、旧二银场，长永、大庇银坑”。早在唐德宗时（779～783），由于内帑虚乏，即派王林到宁化白水顶（即东华山）开矿，至今济村乡长坊、龙头村一带还有不少开采铜、铅、锌矿的古矿洞遗址。五代王审知治闽时，“于梁贞明二年（916）还在宁化铸造铅钱，此钱直径22厘米，光背，署为‘开元通宝’，与铜钱并行”。第二是建材陶瓷业的发展。隋唐时期，宁化烧制陶砖就有相当水平。第三是宁化的建筑业。后唐同光年间（923～925）在城关就建有慈恩古塔，该塔建筑结构精巧，造型独特，塔体为大块青砖结构，每块砖缝间均用古铜钱或铸铁片垫衬，塔体空心，竹节钢鞭形，八角七层，高约35米，雄伟壮观。据清《宁化县志》载：有古桥33座，其中建于宋代2座，明代15座。有屋桥、石拱桥、石墩木板桥等类型。较为有名的是位于县城中心的寿宁桥，始建于宋元丰间（1078～1084），全长90余米，3孔4墩。另一座为龙门桥，坐落在县城西溪河下游，宋代建造，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改建为石墩屋桥，全长240米，13个石墩，桥屋84间，是当时邻近各县中最长的一座石墩屋桥。在民用建筑方面，唐、宋时期，宁化各地建有不少寺、庙、道观及大量民居、土楼、围屋等，不仅保留了中原的建筑风格，而且又具有鲜明的客家地区特色，不仅反映了当时宁化经济生活和建筑技术水平，而且处处呈现客家建筑文化的特点。第四是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清《宁化县志》云：“以圭破为细丝，织作谱器，凡杯碗、帖匣、妆奁、盥盆、文格、扶手、帽盒，无不为之。顷来征取既多，工不能给，几为灾矣。”可见其产品销售之盛。第五是商业贸易。“任何州县，最初都是定期的圩市。一到圩期，附近人民天亮就来，‘带得鸡豚趁晓圩’，趁圩人朝集暮散，这就是古代所谓日中为市。”宁化县城于后唐同光二年（924）从原黄连岗迁到竹筱窝（今县址），到了宋代，县城已有相当规模。农村圩市最早为湖村圩，建圩于宋中叶，原圩设于距乌村5里之龙头伍家圩。宋宁宗年间（1195～1224），始将圩市迁到乌村乌虎洞旁，开辟一片桐树林为圩场，故名为桐木市，圩期逢农历四、九，每五日一圩。此后，陆续有禾口、石壁、泉上、店上、安远、曹坊、安乐、淮土、下巫坊、中沙、水茜等集市开辟。宁化虽处偏僻山区，在古代，交通亦称方便，以县城为中心，通往京城、郡府及邻近地区的古道共有6条，尤以宁化至汀州、宁化至清流再经永安至福州、宁化至广昌、宁化至石城等几条最为繁忙。沿海的食盐及干鲜果品多从汀州到宁化输入，而北方苏、扬、杭等地的丝绸、工艺品主要是经广昌、石城至宁化古道输入。宋时汀州到宁化经安远到广昌之道是闽西南、粤东北通往京城的要道。宁化是闽江、赣江、汀江源头之一，水上运输开发较早，隋大业之际，宁化石壁南部的木竹就是通过淮土三峰寨背的长溪放木，经赣江筏运到扬州；继有从翠江经清流至沙溪河入闽江至福州及从治平经曹坊入汀江至梅州等“筏运”。西部经赣江至长江的水运线一直沿用至明、清时代，对石壁客家祖地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宁化船运亦始于唐，东西溪沿岸的村民以船载柴片、陶器至城关出售；横锁等地村民则船运稻米航于宁化、清流、永安，也是唐初就有。水上船运物资主要以输出大米、稻谷及农副土特产品为主，由于木船多为两头尖尖的扁舟船，载运量小，河道滩险很多，大部分货物仅运至清流沙芜塘转运，少部分直运永安、沙县、南平，返船时，捎带运回布匹、食盐及日用工业品。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它是人的行为物化的结果。经济的繁荣，反映了人口的繁荣和文化的繁荣。宁化及其石壁的历史可以看出，是中原移民开发了宁化及其石壁，同时又由于宁化及其石壁的开发，吸引了中原移民的不断迁入。也就是说：由于中原移民的迁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又吸引了中原移民的大量入迁，形成了一种互动的良性循环作用。这也就是宁化及其石壁在唐宋时期之所以会聚集众多中原移民（客家先民）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客家祖先曾于宁化及其石壁开发的有近200姓，其中知道迁入时间的130姓，他们在隋以前迁入7姓，唐38姓，五代9姓，北宋27姓，南宋38姓，元4姓，明7姓。南宋之前迁入者占88％。从人口数量也可以反映这一情况。据《宁化县志》载唐天宝元年（742）人口约5000人，宋元丰三年（1082）增加到15000人，到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75000人，到南宋宝祐年间（1257～1259）人口增加到11万人。南宋以后，由于人口饱和，战乱、饥荒以及寻找更好的生息，开拓更好的环境等原因，人口开始向闽西或粤东北迁移，以至元、明时期宁化人口大大减少。清康、乾盛世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全县人口增至211640人。清道光九年（1829）人口达到顶峰379240人。
如上所述，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首先是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客家先民来自中原。中原是中华文化发源地。客家先民不少是衣冠世家，书香门第，历来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都希望自己的子弟读书应试，飞黄腾达，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以显亲扬名，光宗耀祖。另一方面，客家人多住在穷乡僻壤，生活环境差，需要更高的文化知识，以便谋生，因此，想方设法，让子弟上学读书。在浓厚的尊师重教、兴学育才传统熏陶下，宁化自古人才辈出，自唐至清，有特赐状元1名（张显宗），进士50名，特奏名39人，举人152人（其中解元2人，亚元1人）。特别是唐、宋两代，汀州第一位唐进士便是宁化人伍正己。宋代宁化进士30名，占科举时代宁化进士50名的60％。自唐以来，宁化载入《中国名人大辞典》者达33人。其中，有宋代能诗工篆的郑文宝，明末清初学识渊博的李世熊，画坛“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书法“南伊北邓”之一的伊秉绶等一代名流，在中国文化史上都写下灿烂篇章。因此，宁化有“文人之乡”誉称。历代都有著作问世，文史、诗词、哲学、戏剧均有。自宋至清，留下的书目有300余种，其中文学著述更为人称道。
农业的发展，同时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由于唐宋时期，中原移民大量聚集宁化及其石壁，他们带来的中原各地的汉文化，以及转徙之中的荆楚文化、江淮文化、湘赣文化等，在同当地土著相处和不同地区汉人相处的数百年中，相互交流、融合，而产生了新的语言、习俗、文娱以及文化意识的品性，这些后来被称为客家语言、客家文化、客家意识的诞生，便也宣告客家民系的诞生。
语言、文化、意识和经济各方面是民族、民系形成的要素，诸要素在宋代都已经形成，而且在宁化及其石壁尤为突出。所以许多学者都有这样的共识：即宁化及其石壁在客家民系形成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客家民系形成时期的人文中心，是客家摇篮。
2000年，福建省《清流县志》主编李升宝《宁化客家文化的形成和影响》称：宁化的客家文化是织成源远悠长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福建的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形成于独特的地理环境，经历着历史曲折的演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客家人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以辛勤之手和如椽之笔开拓疆土，共同创造和发展祖国绚丽的文化，对客家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发扬物质文化的同时，宁化客家人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化。
据资料表明，自唐及清，宁化举人152名、进士50名。140余人著书立说300余部，其中郑文宝的《江表志》、罗登标的《易学阐微》、雷的《读书偶记》等著作被收录《四库全书》。
西汉之前的宁化客家文化没有见诸文字记述，只有流传于口头的一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唐代，中国诗坛进入鼎盛时期，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和全国文学比，福建文学却是落后了，到了两宋，福建文学却飞跃突进，赶上了全国发展的步伐。宁化文化的发展也毫不例外地进入其蓬勃发展的行列。由五代入宋的郑文宝，宁化水茜乡人，“是宋初一位负有盛名的诗人，风格轻盈柔软”。欧阳修谓“兵部风味不减少陵摩诘”。所著有《仲圣集》等，其杂文《南唐近事》伴近小说，可惜传世极少，仅有《柳枝词》等篇。除郑文宝，宁化诗人还有伍裕、李元白、汤莘叟等。宋代的遗民文学，宁化诗人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所表现的爱国思想和不屈精神，在中国文学史爱国传统中，有着独特的地位。
明清时期，是宁化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特赐状元张显宗生于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及第后，初授翰林院编修，著作有《立太学规则》、《逆臣录》等，可惜大都散佚，只遗留部分诗词辑系在《宁化县志》。杨廷器、罗极、罗一鹤等，也是见解不凡，有一定成就，在客家文坛占有一席之地。
明末及清，宁化文人注重编纂地方文化，既是为总结前期文化的发展，也是为更好的提高文化档次。于是，刊行了阴维标的《宁化县志》、邱万骥的《石辋游记》、谢宪时的《八阵图说》，而李世熊编纂的《宁化县志》，却将宁化客家文化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峰。出生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宁化泉上里龙乡的李世熊自幼聪慧，博览群书，贯通经史。他所著的《物感》，是我国第一部伊索式的寓言集，而《宁化县志》却是全国志林的佼佼者。清乾隆、嘉庆年间，是宁化客家文化辉煌鼎盛时期。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生于宁化城关的黄慎，是很获盛名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称其“画以精神飘落处，更无真相有真魂”。他的草书“疏影横斜，如枯藤盘结，独具一格”，他的诗“直抒胸臆，清新高雅”。雷称：“山人字与画可数百年物，诗且传之不朽。”他在扬州所绘的画，除历史人物，较多画幅兼有动物，享有“诗书画三绝”之誉。继之而起的伊秉绶，时有“南伊北邓”（伊秉绶、邓石如）之称，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字工几体，行书、篆体均精，何绍基谓其“八分出篆”。梁章钜称其“能拓汉隶而大之，愈大愈壮”。卓有才华的诗人张腾蛟却英年早逝，只遗留诗作30余首、骈文80余篇。清代载入《宁化县志》的文人88人，较明代的38人大有超过前代之势。无论作品的题材、内容及其形式，都是前期文化所不可企及。在宁化古老土地上经年累月发展起来的客家文化，经过漫漫岁月的磨砺，更显得光彩夺目，建树了客家文化的辉煌，以其健康的思想内容和较强的艺术魅力，感染和熏陶着一代代客家人，激励着他们顽强生活和斗争的勇气。
宁化孕育了客家文化。宁化客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宁化客家山乡的骄傲。包含了宁化客家人长期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以及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深刻地揭示了宁化历史演变的进程，以其独特杰出的成就享誉中华，在中华文化史上建树了不朽功绩。
宁化客家文化走过了坎坷曲折的漫漫征程。由于宁化文人独特的经历、深厚功底和继承着客家人“艰苦朴质、勤奋开拓、团结爱乡、敬祖敬宗”的客家精神，开拓了客家文化的新风，不仅影响客家地区文化的发展，也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
自唐宋以来，宁化客家文化逐步丰富发展，形成独特的客家文化体系，留下大量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作品。文化盛兴的明清之际，宁化文学、诗画、书法争雄文坛。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我国文化的光荣传统，却又独树一帜，形成独特风格，开拓一代文化之先河。由南唐入宋的郑文宝致力于南唐国史研究，之后受其影响的陆游所作的《南唐书》采用了该书的许多内容。而清代的李世熊则致力于地方文化研究，深刻揭示地方文化之底蕴。他编纂的《宁化县志》，不仅提供了翔实、系统、极为珍贵的地方文化史料，还为中国志坛赢得了荣誉，是泱泱志坛的佼佼者。不仅在当时，乃至当今都强烈深刻地影响着志坛，被称为全国两部半志书之中的一部，为志坛极力推崇。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其作品无论是取材立意，还是构图用笔都有鲜明的个性。由石涛提出的“竹墨当随时代”、“无法而法”的口号，拓开扬州画派的新风，黄慎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知识广博、生活坎坷、以画寄情，突破正宗画风的束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在自己创作与发挥，绘画题材具有相当的文化内蕴，加之形神毕肖、笔力劲健、线条流畅自然，以工人物画享誉江南。他旅居扬州12年，以画会友，也以诗会友。当时在扬州从他学画的有李齐等多人，可见影响之大。扬州八怪的画风给中国带来勃勃生机，影响和哺育了后来的吴昌硕、齐白石等艺术大师。书法家伊秉绶作品颇丰，其作品深刻地影响着后人。
宁化客家文化贯串着健康向上的思想主线，不仅对当地读者有着有益的启迪和感化作用，反映了封建时代深重的阶级压迫，抨击邪恶势力，鞭挞落后愚昧，激励客家人抗暴安良、爱乡爱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宁化客家文化是客家人生动的教科书，充分反映了客家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宁化客家文化能长盛不衰，是植根于客家人丰富而颠沛流离的生活土壤。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宁化客家文化，伴随着社会的物质生产而日渐发展和丰富，同各类文化事象都有着相互影响和密切联系。诞生于各个时期的作家、艺术家们都在这块土地上汲取了许多有益的养分，为文艺创作提供丰富的源泉，从许多中原故事与当地民间故事的相互交融中，还可窥见中原文化与客家文化融合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