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蔡（日本一桥大学院博士后）在《关于“宁化石壁传说”的真实性和形成背景》称：宁化客家公祠里祭祀着150多个姓氏的祖先牌位，据说在这些姓氏的族谱上都有关于先祖曾自宁化石壁入闽、在宁化居住过的明确记载。可见“先祖自宁化石壁入闽，先祖来自宁化”的传说在客家民间流传之广泛。
正式把“宁化石壁传说”作为研究对象引进学术领域，约始于罗香林氏。半个多世纪前，罗氏著《宁化石壁村考》文中提出，客家民间流传的“先祖自宁化石壁入闽”的传说虽不见诸正史，但事出有因，它既能如此广泛流传，就不可把它看做是毫无事实根据的。罗氏经过考证，认定“客家先民自宁化石壁入闽，客家先祖来自宁化”可视为历史事实。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罗氏学说被奉为客家研究之经典。“客家先民自宁化石壁入闽、客家民系孕育于宁化石壁”这一观点也成为绝大多数客家问题研究者的共识。至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进而提出，是否途经宁化石壁入闽，乃区别客家与其他华南汉族民系的标准。日本学界对“宁化石壁传说”的看法，也并非一致。中川氏在日本学界被誉为“以史学方法研究客家的先驱”，他主要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考证传说内容的真伪。牧野氏和濑川氏都曾专门撰文论述“宁化石壁传说”，并都试图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从传说的传播主体的意识中发现这一传说得以成立的背景。濑川氏对“宁化石壁传说”形成过程中，该传说的传播主体在华南汉族中的特殊性以及宁化在历史文化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所起的作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三者见解不尽相同，但都有独到的精辟之处，中川氏对“宁化石壁传说”的基本态度是和罗香林氏一致的，即把客家先民于唐自宁化石壁入闽，并由宁化向闽西南部地区和粤东北发展看做是历史事实。中川氏在《客家中国人的政治经济史像》一文中，依据客家先民在唐末黄巢之乱时避难于宁化石壁，以后又南迁的资料，明确肯定“客家先祖终于定居下来的根据地，最初是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村”。他所依据的主要资料，除罗氏的《客家研究导论》、《客家史料汇编》和《宁化石壁村考》所提示的客家族谱外，还有传教士艮贝尔著于1912年的《客家源流与迁徙》一书中有关粤东的客家“十有八九皆称其祖先系来自福建汀州府宁化县以及该县的石壁村”，“来自河南的移民最初定居于宁化，是在唐朝末年”等记述。中川氏认为由于这两方面的资料所显示的客家先祖移居宁化石壁的时间是一致的，所以可以把它看做事实。
然而，中川氏对于客家先民迁徙原因的分析，并没有限于黄巢之乱。他认为，唐朝中期以后朝廷推出的“括户政策”和“主户客户制度”，使离乡背井之人可以在他乡重新获得户籍，从而导致移民的增加，而这正是引起客家先民迁徙的社会经济史的背景。他说，“客家先祖在唐朝统治日渐衰退的8世纪中向华南山区移迁，从流浪逐渐过渡到定居，最初在汀州一带定居下来”，至“群雄抗争五代十国时期，这些客家先祖们在华南山区，特别是在江西、福建和广东的三省交界地带建立起新的故乡”。在这些论述中，中川氏把“汀州一带”看做客家先祖“最初的定居地”。宁化石壁属于“汀州一带”，但“汀州一带”并不只有宁化石壁一地。中川氏似乎已觉察到宁化石壁在汀州一带的特殊地位。
牧野氏所著的《中国的移住传说》，对包括客家的宁化石壁传说、福建人的河南固始传说、广府人的南雄珠玑巷传说在内的诸多移居传说分别进行了考证和分析。认为，“宁化石壁传说”，“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更具有民间故事的色彩”。
为论证移居传说的形成背景，牧野氏提出“祖先同乡传说”的理论。在他看来，所谓移居传说，其大多数在本质上是一种“祖先同乡传说”。他所说的“祖先同乡传说”，是指“在一个广域地区的居民中所流传的其祖先都来自同一地方”的传说，其流传范围，往往与方言集团的分布相一致。牧野氏指出，“在广域方言区内，居民姓氏各异，因而显著没有血缘关系”，他们“不是光凭现在住在同一个地区、使用同一种语言、共有类似的风俗习惯，就能产生‘同种’的意识的。还有借助于过去祖先都是从同一个地方迁移来的——即拥有共同的历史，来形成双重的同乡观念”，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感到彼此是“同种”的。也就是说，居位于同一地区的人们有一种形成共同的自我认同和连带意识的需要，牧野氏把“祖先同乡传说”的形成看做是一个过程，他说，当某种“祖先同乡传说”逐渐成为一个地区的关于祖先来源的强势传说后，就会直接影响“该地区居民的家系传说”，使绝大多数居民的家系都趋同于那种“祖先同乡传说”。牧野认为“祖先同乡传说”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祖先迁徙和文化传播的方向。
濑川氏在《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住》一书中，设专章讨论“宁化石壁传说”的真实度以及形成背景和存在理由。
濑川氏首先对香港新界地区的11部客家族谱中有关先祖来自宁化石壁的记载的真伪进行了考证，指出“难以设想那些族谱中所记载的宁化石壁传说是将以往的事实如实地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的东西”，在关于“宁化石壁传说”的形成背景和存在理由的问题上，濑川氏的基本立场和牧野氏相同，也把“宁化石壁传说”看做是“祖先同乡传说”，但他认为仅仅用“同乡、连带意识的创造物”来说明“宁化石壁传说”这种“祖先同乡传说”的形成是不充分的，因为光凭这一点不能说明客家为什么指认宁化石壁为祖地的问题。基于这一认识，濑川氏从“宁化石壁传说”对于客家民系的特殊意义着眼，分析这一传说得以形成和相传的原因。首先，他认为“宁化石壁传说”有益于促进客家民系的形成。他说，这一传说“把可能具有多种来源的客家祖先，强有力地扭合到中世纪的一个时点、一个地点”，从而使这些人能在地方文化集团或民系这样的层次上形成连带意识，因而它对于在多民系的华南汉族中形成并强化客家民系的自我意识和团结意识是极其有效的。他进而认为，客家的“祖先同乡传说”指认宁化为祖地也是有特殊含义的。他分析指出，福建在唐宋以前尚住有许多非汉族的居民，因而位于江西通往福建的武夷山一隘口的宁化是“汉族世界周边地区的最前线”，是从“已经内地化的江西通往边境——福建的第一步”，客家之所以在传说中“强调这个边境线上的地点，正是因为能借此表明自己出身于中华世界的中心部，自己是汉族的正统子孙”。“也就是说，‘宁化石壁传说’中蕴涵着边境居民对自己在中华世界中的正统地位的主张”，然而，正是闽西南部地区的客家以“宁化石壁传说”的认同，才是这一传说得以成为客家民系的共有传说的关键。因为“宁化石壁传说”在广东客家那里的表现形式是：先祖自宁化石壁入闽，尔后经闽西南部入粤。这就是说，广东客家对这个传说的认同是以闽西南部为中介的。
闽西南北两地的文化尽管明显不同，但是由于南部地区的客家普遍认同“先祖来自宁化”，指认宁化为祖地，因而两地之间有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宁化石壁传说”把闽西客家，进而闽西文化统合为了一体。
关于“先祖自宁化石壁入闽”传说的真实性。
首先应该肯定，古代有人自江西经宁化石壁入闽，是实有其事。乾隆年间纂修的《汀州府志》所附宁化地图上，有一名为“石壁隘”之处，其位置就在宁化和江西的交界线上。众所周知，赣闽之间为高峻的武夷山所隔离，两地交通必须经从相对低平的隘口。因此，既然有石壁隘的存在，就必然会有经此隘口进入福建的人。而这些人中，有一部分在宁化定居下来，或又流向闽西各地，成为客家的先祖，这是可置信的。
关于“先祖来自宁化”的传说的真实性。
可以肯定，在唐宋时期，有不少人自（或经过）宁化及其附近地区移居闽西南部。但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离开宁化？第一是寻找耕地的农民。这些农民，主要有三部分。一部分是游耕民，另一部分是新土地的开拓者，第三部分是不堪租税重压的“逃户”。
第二是矿工。唐宋时期，闽西是重要的矿产地，大小矿场、矿坑多达数十处，仅就主要场务而言，宋时北有龙门场，中有拔口和吕西两务，南有钟寮场。当时所谓“场”、“坑”、“务”者，均为矿业机构的名称，前两者是生产单位，后者是国家设置的矿冶税务所和矿产品收购站。而称“场”者，多是官营和半官营的矿藏丰富、矿质优良的矿业生产单位，并多设有冶炼所。上述龙门场，位于宁化，历史悠久，有新场和老场，又分银场、铜场和铅场。在宁化，除龙门场外，光在史料上留下记载的，就还有好几处。宁化矿场的矿工因故流向闽西南的矿场，这是完全可能的。
第三是从事流通业的商人、运输工等。唐宋时期闽西流通业主要有矿、盐两项。前者缘于闽西是矿产地，后者起因于官盐政策。原居住于宁化的商人、运输工跑到闽西南部，并在那里定居下来，这是容易推知的一途，另外，已故日本闽国史专家日野开三郎氏认为，由闽国通往中原的陆路商道，主要有三条，其中第三条道路的经由情况如下：“溯闽江及沙溪抵汀州，自汀州沿贡水而下至虔州，溯在虔州与贡水相汇的章水西行到大庾”，经今汝城附近之地入郴州，顺来水而下至衡州，由此溯湘水经潭州、岳州、荆州进入中原。由此可见，从沙溪流域，也即宁化一带至闽西地区的中南部之间的通道，曾是重要的商道。另外，据日野氏提供的有关“吴越王谬遣浙西安抚判官皮光业，自建、汀、虔、郴、潭、岳、荆南道入贡”的史料可知，这条路还曾是吴越经由闽、湘、楚往中原的贡路。如此看来，有从浙江经宁化一带迁居闽西地区南部以及粤东者，也是不足为奇的。
第四是王朝统治的反抗者。汀州是王朝统治在福建最后设置的一个州，置州的起因是“开山峒”，“招抚逃户3000余”。
当时汀州居民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从未受过王朝统治的人们，他们或者是汀州这块土地的土著（这并不意味他们是世世代代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刀耕火种的游耕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永远生活在一个小区域范围内）或者是来自已经设州置县的周围地区的那些拒绝“德化”和登记入册做王朝的“编户”；另一部分是来自周围地区的“逃户”，即他们已经接受“德化”，成为王朝的“编户”，但后游离了王朝统治圈。可以推测，在汀州建立之后，这些“峒民”不可能全都马上顺从地接受登记入册、成为“编户”；即使成为“编户”，也不可能全都顺从统治者的意志。他们中的很多人会流向王朝统治势力相对薄弱的地方，或者群起反抗，在失败后逃往王朝统治尚难以鞭及的地方。汀州建立初期的三个县，都在中部以北，这表明相对于闽西南部地区而言，闽西北部地区的王朝统治力量较为强大。因此，发生居民由北向南的流动是完全可能的。“在闽西地区，宁化是最早进入王朝统治圈的。宁化进入王朝统治圈的过程，同时也是地方自治势力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过程。所以，可以推知在宁化因汀州的建立而激化的社会矛盾，除了在其他二县也普遍存在的民众和王朝统治之间的矛盾之外，还会有地方自治和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由宁化流向闽西南的人会较其他二县更多。特别是唐乾宁元年（894）以失败告终的黄连峒蛮二万攻打汀州的事件，可能会是许多宁化人逃亡闽西南部的一因。”
基于以上的分析，对构成“宁化石壁传说”的形成背景的主要因素：
第一，闽西南部的客家中有不少人来自宁化及其附近地区，正是这些人及其后代对“先祖来自宁化”的自我强调，孕育了“宁化石壁传说”。
第二，从宁化及其附近地区移居闽西南部的人们及其子孙强调“先祖来自宁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唐宋时期宁化在闽西的特殊地位和闽西南部在文化上的相对后进性。首先，闽西最早进入王朝统治圈的宁化，理应是同地区最早开化的地方。而南部的武平县和上杭县建于宋朝，永定县建于明朝。其次，从科举状况来看，有唐一代，整个闽西只出了一个进士，而他的故乡就在宁化。至宋朝，宁化培育了29个进士44个特奏名进士，比汀州府所在地长汀还多了1个进士。而武平、上杭（含永定地）一带只有武平出了2个特奏名进士。也就是说，北部的宁化曾是闽西文化最发达地方，而闽西南部则是文化最不发达的地方。再次，南宋时，汀州住有宋朝宗子5人，其中3人住宁化，2个住长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宁化当时的文明文化开化程度。中国自“三代以后”便有“以地望明贵贱”的“传统”，唐宋时期宁化的先进程度居汀州各县之首，尤遥遥领先于闽西南部地区。正是这种宁化和闽西南部地区在文化发展进程上的差异，因“地望明贵贱”观念的作用，而成为从宁化及其附近地区流往闽西南部的人们及其子孙要强调自己的宁化出身的家系，而其他客家人会认同“先祖来自宁化”传说的最基本和客观原因。
第三，“宁化石壁传说”最终成为闽西南部客家共有的传说，除上述宁化和闽西南部间的地区格差之外，还因缘于闽西南部自身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唐宋时期的闽西南部，尚有为数甚多的游耕农以及矿徒、盐贩、长途搬运工等始终处于移民状态的人群。世世代代无长期居住点的人，难以说清先祖来自何处，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明朝以降，闽西南部地区依凭位于山海结合部的地理优势，经济和文化有了长足进步，在科学上有了“零的突破”，仅有明一代，武平、上杭和永定共送出18名进士（不含武进士）和89名举人（不含武举人）。这种经济文化状况，促进了宗族制度趋于完善。而当南部人开始着手纂修家谱族谱时，宁化方面的族谱很可能被拿来当蓝本。因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代，科举最发达、理学最兴盛的福建的文化已盛行修谱，宁化的文人当无例外。而随着宁化人所编的家族谱系被照搬进越来越多的闽西南部客家人的家谱族谱，“先祖来自宁化”的传说就和“先祖于唐末自宁化入闽”的传说合为一体成了闽西南部地区的有关先祖来源的强势传说，此后又由于它的“强势”使闽西南部绝大多数客家的家族起源说都趋同于“宁化石壁传说”。同时，由于粤东北和闽西南部之间的人员流动相当频繁，所以“宁化石壁传说”得以传至粤东北客家民间，被写入其家谱族谱，最终成为客家民系共有的先祖来源说。
第四，“先祖自宁化石壁入闽”的传说可能形成于唐末五代至宋代的宁化居民之中，并是当时宁化居民关于先祖来源的强势传说。因为如果这一传说在宁化居民中没能获得强势的话，闽西南部的客家即使普遍认同“先祖来自宁化”，也不可能普遍认同“先祖自宁化石壁入闽。”宁化人要移根于中原，就要为先祖选择一个入闽地点，而石壁隘作为宁化江西间的通道自然就会中选。
综上考察和分析，“宁化石壁传说”的价值似乎在于，透过它可以看到闽西汉族社会及其文化的整合过程，和对这一过程起了推进作用的闽西人的对于中华文化的向心力；而“宁化石壁传说”正是这一过程和这种向心力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