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突破敌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的追堵大军陆续赶到湘南。为了迅速摆脱追敌,三军团奉命和八军团组成右纵队,在彭、杨统一指挥下占领嘉禾城;第一和第九军团组成的左纵队,占领临武及蓝山城。
这一带是湘桂边境的九嶷山区,重峦叠嶂,山道崎岖。部队掩护着包袱沉重的中央纵队,行动更加困难。5天的行程,竟走了11天,部队拖得精疲力竭。彭总非常担忧和恼火。他对我说:“尚昆,我们要扭转被动的局面,不能光走路,挨打,不打仗啊!要按过去毛主席领导反‘围剿’的办法,机动作战。我们党在湖南的群众基础和条件都很好,敌人却彼此矛盾,我们有空子可以钻。”他向中央提出以下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我认为彭德怀同志的建议是很有价值的:第一,在敌军从四面八方向湘粤边袭来时,三军团出敌不意,北上威胁长沙,将使国民党湖南当局陷于惊慌。第二,当时二、六军团已会师黔东,正向湘西进军,即将在湘鄂川黔建立根据地,发动湘西攻势。如果中央红军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两路红军对进,有可能在湘西会合。第三,如果中央红军东扰长沙,西联二、六军团,将迫使蒋、何改变“追剿”部署,红军可以避免进入西延山区。这项建议,同毛主席提出的停止西进、掉头北上摆脱敌人追堵的见解正不谋而合。但是,博古和李德既不采纳,又不答复,执意沿着两个多月前红六军团开辟的行军路线行进。这使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摸得一清二楚,立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分五路进行“堵截”“追剿”。11月中,何键在衡阳召开军事会议,颁布“剿匪计划”,要旨是利用湘江天堑,布设第四道封锁线,以15个师的兵力合围,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以东。蒋介石在亲笔信中叮嘱何键:“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又对参加“堵截”的桂军说:如能在灌阳、全县(州)之间歼灭红军,“则功在党国,所需饷弹,中正不敢吝予”。这时,蒋军已在湖南零陵至广西全州地段的湘江两岸修筑了100多个碉堡,凡能徒涉的河段都加修大碉堡,以8个师严密防守，4个师担任“追剿”，一个师负责“围堵”,空中还有飞机扫射轰炸。面对着一场严重的恶战,博古和李德惊慌失措,一筹莫展,只知道命令部队硬打硬拼,夺路逃跑。至于向何处去,中革军委说尚待“侦察结果而定”。
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在全州和兴安之间的界首和凤凰嘴抢渡湘江,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为左右两翼,掩护中央纵队渡江。
27日,彭总和四师师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率领两个团直插界首和兴安地区,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率领四师第十团为前卫,随同一军团抢渡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脚山铺的渡河点,架起浮桥。第二天,四师有两个团西渡湘江,控制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枫山铺一带,在河东的一个团立刻修筑防御阵地,阻击桂军。界首扼湘桂公路和湘江的南北要冲,穿越公路向西便是名为老山界的越城岭,如果中央纵队及时赶到渡口,迅速渡过湘江,就能很快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可是中央纵队行动缓慢,这时还在40公里以外的文市和桂岩一带。而桂军主力却已北上协同“追剿”军发起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湘江各个渡口,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于是,先期控制渡口的红军不得不全力同占绝对优势的敌军展开一场顽强的阻击战。
在这场战斗中,三军团的对手主要是战斗力很强的桂军。那时有这么个说法: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桂军首先向我据守界首渡河点的四师阵地发起进攻。30日那一天,他们发起了十几次冲锋，都被坚守阵地的第十团打了下去。战斗异常激烈。团长沈述清牺牲了,由杜宗美接任，杜宗美又很快牺牲,由团政委杨勇指挥。我们接到报告后,一再向军委发出“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电,催军委“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否则湘江渡口“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却发来一个训令,空洞地说“由于敌我部队力量悬殊，我工农红军之顽强坚决,忍苦忍劳,可断言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要求我们“最勇敢、最坚决而不顾一切的行动”,以争取“渡江战役胜利”。
在这样的紧急时刻,收到这样的训令,真使人啼笑皆非。这时,一军团奉命掉头对付湘军,把坚守渡河点的任务交给了三军团,我们派宣传部长刘志坚前往督战。等到29日,中央纵队才到达界首渡口,并在12月1日渡过湘江。这时,第十团已鏖战两昼夜,以伤亡400多人的代价,完成了掩护军委纵队和红九军团渡过湘江的任务。三军团的司令部设在湘江西岸的一个祠堂里,离界首渡口只有几百米,彭总和我三天三夜没有下火线。
与此同时,三军团第五师在灌阳附近距湘江不到40公里的新圩、杨柳井一带,全力阻击桂军,保障向界首进发的中央纵队的左翼安全。灌阳、兴安、全州被国民党称为“铁三角”,五师当面的敌人是桂军“精锐”第七军的两个师和湘军十五师一部。五师师长李天佑在百色起义时是桂军第七军的老对手,然而要以一个师的兵力对付三个师的敌军,困难可想而知。一是人数、装备悬殊,二是桂军地形熟悉,还常采用游击战术,派小股袭击我阵地,五师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激烈的交战,但军委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四夜”。彭总和我明知任务艰巨,一起来到五师,检查他们的战前准备和工事构筑情况。李天佑和钟赤兵(政委)表示,人在阵地在。我面对这些身经百战而又年轻英俊的指挥员,内心里不禁涌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感。我们默默地紧握着他们的手,叮嘱他们:既要坚决消灭敌人,又要注意保存自己。五师打得英勇顽强,野战工事几番被敌摧毁,战士们从泥土碎石中爬出来重新战斗;子弹打光了,就与敌白刃格斗,前赴后继,反复争夺。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彭总和我住到前方的村子里去,敌人的机关枪就打到我们的房子上。我们一边了解前沿情况,一边催问中央纵队渡江进度。直到军委纵队渡过湘江,才命令五师撤出阵地,向湘江西岸转移,将阻击任务交给六师。这次战斗中,五师伤亡达2000多人,将近全师的一半,师参谋长胡浚,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副团长、团参谋长及政治部主任都英勇牺牲了,负重伤的有十四团政委谢振华,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等。十五团参谋长胡震在接受任务时表示: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让敌人占新圩,第二天,他在反击敌人时牺牲了。营连级的指挥员牺牲的更多。他们以自己的鲜血、生命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保障了中央纵队安全渡江。
红六师接替五师的阻击任务后,命令第十八团掩护八军团渡江。这是大部红军渡江后,留在江东最后的掩护部队,处境更加险恶:国民党的“追剿”军已从四面八方赶到湘江边,摧毁浮桥,封锁江面。在这种严重情况下,他们和作为后卫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被截留在湘江以东,在8个师的敌军包围下,孤军奋战。红六师十八团在团长曾春鉴、政委吴子雄率领下,完成掩护任务后,反复冲杀突围,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六师的其他两个团也遭受很大伤亡。全师已基本上不成建制。后来整编时,缩编为一个独立团。
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以来最险恶的一仗。广大的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五昼夜,终于跨越天堑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务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的梦想。他们的功绩将永垂史册。但在这一仗中,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全军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作为中央红军主力之一的红三军团,实力也损失了一半,元气大伤。那时,幸好粤汉铁路的中间一段(从湖南衡阳到广东韶关)还没有修通,不然损失会更大。
湘江一战,红军折兵5万,似乎已濒临绝境。面对这样惨痛的事实,全军上下自然会同前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对比,那时,红军一直能以少胜多,苏区面积不断扩大。而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正如彭总所说“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大家对博古、李德的指挥已由怀疑、不满到完全失去信任,逐渐觉悟到这是他们排斥毛主席的领导、推行错误的战略战术的结果。
湘江血战后,部队来不及休息和整理,就被迫进入湘桂边的西延山区。西延山脉海拔2000多米,主峰是被称为“老山界”的越城岭,地势险峻,道路崎岖,山地绵延数百里,西接贵州高原。“广西猴子”又在后面穷追不放,他们和民团一起,利用对地形的熟悉,同我们打麻雀战,搞得我们很困难。这一带又是贫穷地区,没有多少地主老财可打,部队连吃苞谷也有困难。
部队应该朝什么方向前进?12月9日,博古、李德电令军团:“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也就是说,不顾情况的变化,执意要循着两个月前红六军团的行军路线走,到湘西去同二、六军团会合。可是,这条路上蒋介石早已严加防范。11月中,蒋介石颁发的“剿围”计划规定:万一红军突破湘水、漓水以西,应不使红军长驱入黔会合四川红军,或进入湘西会合二、六军团。他的主要部署放在后一方面。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的15个师共20万兵力已等候在芷江、靖县、城步、新宁一线,修筑碉堡,布成五条封锁线,湘西、黔东数县也筑堡200多座。如果红军按照博古、李德“不得改变”的方向前进,正好钻进蒋介石布设好的大口袋,自投罗网。在这个危急时刻,毛主席、王稼祥、张闻天和朱德总司令在通道县向“三人团”提出,放弃原订计划,避强就弱,向贵州转兵,因为王家烈的贵州兵都是“鸦片鬼”,人称“双枪兵”,不经打。12月18日,部队行进到黔东的黎平,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接受毛主席的意见,通过《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目前在湘西创建根据地已经“不可能”也“不适宜”,新的根据地应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这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从这时开始,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开始被排除。这次会议成为遵义会议的前奏。
（选自《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