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道州交给红一师，继续向西挺进。11月中，我们接到命令，要我们日夜兼程突破湘桂公路，占领界首，拦阻广西军阀夏威的一个军。

师首长向我们交代任务时指出:第四道封锁线，是敌人经过精心部署的最后一道封锁线。它利用波涛滚滚的湘江水作为一道天然障碍，沿江一侧修筑了100多个碉堡。

在这道天然屏障面前，蒋介石调集了近40万大军，部署了5路所谓“追剿”军。

第一路“追剿”军总司令何键部刘建绪率4个师与第二路“追剿”军司令薛岳率一个纵队(4个师)扼守全县(全州)，同时急调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部队集中在兴安、灌阳以北，形成一个钳形阵地。

第三路“追剿”军司令“中央军”周浑元、第四路“追剿”军司令李云杰与第五路“追剿”军司令李韫珩率部，分头从嘉禾、临武、蓝山向宁远、江华水明(江永)尾追。

不用说，刘建绪与薛岳担任了这出戏的主角。他们企图利用湘江这一天然障碍，前后夹击，把我军主力消灭在全县、兴安、灌阳那么一个袋形地域里。为了给刘建绪、薛岳助威，蒋介石还特意派了不少飞机在空中飞来飞去，不停地轰炸、扫射。

白崇禧于11月16日就趾高气扬地宣称:“我们能在湘江以东地区把他们消灭。”

当时红军的情况是:离开瑞金时的八万多红军，由于一个多月的连续行军、战斗，减员很多，加之“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从第五次反“围剿”单纯防御失败以后，仓促地进行战略转移，未能很好地精简机构，队伍不精干，带着坛坛罐罐、笨重的物资，行动迟缓。虽然我们的指战员英勇善战，为了保卫党中央肯于牺牲一切，但是种种不利因素给部队机动灵活、主动出击、跳出包围圈增加了困难。

情势十分危急!红军能否突破湘江，冲出敌人重围，这是生死存亡的一仗！

我红四团参加湘江之战，是从界首阻击夏威部队开始的。

夏威部是广西军阀部队的主力，他倚仗武器精良，目中无人，不可一世，殊不知他刚踏进界首，就遭到早到一个小时预伏在那里的我们一顿猛揍，被打了个全线崩溃，仓皇逃遁。我们正为初战告捷而高兴的时候，又接到新的行动命令。国民党何键部队先于我红五团抢占了全州，红五团在全州南占领了觉山铺一线阵地。师部命令我团将界首阵地交给红三军团第六师②，尔后连夜奔向觉山和红五团共同阻击向南之敌，掩护我军主力通过湘江和湘桂公路。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天刚蒙蒙亮，按照师部的命令，我团赶到了觉山。我们发现，除了第五团在公路以东占领了阵地，红一师第一团也已在公路以西的西半部占领阵地。我们遵照命令进入了公路及其两侧的下面阵地，与第一团、第五团并肩战斗。正面的敌人是刘建绪的3个师。

这一天清晨，天气晴朗，霜染大地，秋风萧瑟，寒意袭人，我们站在觉山上，察看了周围的地形。觉山，紧靠公路边，北距全州30来里，南面离我军控制的湘江界首渡口50多里。一条公路与湘江平行走向，公路两侧是起伏不平的丘陵，有几座互相孤立的山岗子，比较难守。连绵起伏的丘陵地上，长着疏密不匀的松树。觉山是扼守这条公路的高地，是敌人进入湘江的咽喉要地。我们要守住的就是这条通道。公路旁稻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但树叶还没有掉落，满山的松树和一簇簇的灌木丛，有一人多深(高)，刚好成了我们的天然隐蔽物。看样子，我们一定要在这片山岭上守住，否则，山后一片平川，无险可守。

天渐渐亮了，团长耿飚同志和我把部队布置好。他近来由于一直发病打摆子，忽冷忽热，面庞清瘦，身体虚弱。这时，我劝他在后面稍作小憩，我到前面指挥。耿飚同志却说什么也不肯，带着病也要站在自己的指挥位置上。突然，传来了“嗡嗡”的飞机声。我抬头一看，嗬，真不少，少说有10来架。它们穿梭似的俯冲扫射，最后丢下一批炸弹，地上立即掀起冲天的烟尘，震得我们身子直晃。

一批飞走了，一批又来了，这种情况一直伴着整个战斗过程。接着，对面山上的大炮响了，友邻部队和我们的阵地，立刻弥漫在一片火海之中，树木被打得遍体鱗伤，枝叶横飞。

敌人在攻击以前进行炮击，这是常事，但是如此密集，如此猛烈，长征以来还不多见。耿飚同志和我站在阵地上，他指着灰土，诙谐地说:“看，这么轰隆隆一震，把我的烟瘾也赶跑了!”

“看来是一场恶战!”我说。话音未落，敌人从正面压过来了。

“嗬，还真不少!”李英华参谋长操起短枪跃入指挥岗位。我仔细一看可不，黑乎乎的一片，像蚂蚁似的，直朝山坡上拥来，几乎把山坡都盖满了。而我们，整个阵地还是一座沉默的大山。我们的弹药非常缺乏，缴获来的尖头子弹，全部集中给机枪使用，步枪则尽量使用自己的土造子弹。为了节省弹药，战前规定了各种枪的射击距离，现在，不管敌人怎样吼叫，我们还是沉着地等待着。

沉默，在沉默中，时间一分一分地悄然逝去。

沉默，在沉默中，敌人一步一步地向我们逼近。

沉默，对我们来说，是短暂的忍耐，出击前力量的积聚;可是，沉默对敌人，却是意外的“侥幸”。我们片刻的沉默，激起他们百倍的幻想，千倍的疯狂。原来，他们错误地认为，经过飞机轰炸，炮兵轰击，我们的有生力量存留不多了。于是嚎叫着攻了过来，先是匍匐，然后是弯腰前进，最后干脆直起腰杆子冲来，肆无忌惮地往上攀登。殊不知，我们沉默的枪膛里，都有颗将他们置于死地的复仇的子弹。

草木纹丝不动，我们的心脏急促地跳动着，敌人完全进入了我们的射击距离。

“砰!”突然一声枪响。

随即，手榴弹、步枪一齐吼叫起来，重机枪“哒哒哒”地发出粗犷的声响，轻机枪也以清脆的声音加入了这场雄壮、激烈的大合唱。

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山动地。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不能完全压倒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事后知道，我们对付的敌人，是何键的16个团)。他们轮番冲锋，不给我们空隙，整整地激战了一天。敌人死伤无数，我们也减员很大。

夜幕降临了，这对激战的双方而言都是短暂休整的机会。踏着清冷的月光，我和耿飈同志分别到各连看望战士。

阵地上静极了。只有秋风掠过树梢时发出的轻微的簌簌声，月色笼罩着灌木丛。松树林里，战斗了一天的战士，大都已经睡了，有的还发出轻轻的鼾声。是的，长久以来的战斗生活，我们都习惯了。敌人攻上来，狠狠地打，敌人一退，便倒在工事里睡上一觉，好以饱满的精力，迎接敌人的下一次攻击。有几个伤员没有睡着，辛勤的卫生员还在给他们上药，换纱布。他们大都是刀伤和手榴弹伤，头部与上肢受伤的较多，而且伤势都很重。他们不哭也不叫，见我过去，或点头，或轻轻一笑，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任何怨言。我和团长回到指挥位置上，心情焦急地向右后方望去。漆黑的夜，什么也看不见，唯有遥远天空中缀着几点寒星。可是，在这墨染一般的夜色中，中央纵队和红军大部队正在绍水和界首日夜不停地抢渡湘江，跨越湘桂公路。而敌人则妄想扑向渡河点，封死湘江，切断湘桂公路，实现他们在湘江两岸和湘江与潇水之间彻底消灭我红军的计划。我们决不能让敌人得逞!想到这里，我们立即通知各营，加强战前的准备工作。随着太阳升起，我们迎来了又一个激战的黎明。

拂晓，我们正在战壕里吃饭，突然，传来了敌人的炮声。原来，敌人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攻不下我们的阵地，第二天准备以更优势的兵力再次发起进攻。显然，他们改变了战术，不仅从正面加强了兵力、火力，轮番猛攻，并以大部队迂回至我们整个阵地的侧翼，特别是有重兵向红五团阵地施加压力。战斗越来越激烈，情况越来越紧急，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了。我们知道，这不是由于我们的战士不勇敢，有的小山头是我们的战士全部阵亡之后，落到敌人手里的。

敌人的后续部队源源开来，他们企图加强兵力，攻占觉山，封锁湘江。伤亡在增多，一个个伤员从我们的面前抬过去。

经过激烈的战斗，传来消息，红五团右翼阵地被敌占领。接着，右翼阵地的敌人便集中主要兵力往我们红四团压来，向我们背后迂回。敌人从三面进攻过来，黑压压的一片，我们团的阵地处在万分危急之中。这时，陈光师长从阵地上传来命令，要红四团转移阵地，以运动防御的手段，迟滞敌人前进，好争取更多的时间。

我们开始边打边撤，尽量地阻挠、迟滞敌人，争取时间。敌人继续疯狂进攻，最后完全占领了觉山。我们沿着与湘江平行的湘桂公路往南边转移。这时，后面不断传来消息：

“红星”纵队正在接近湘江;

“红星”纵队已经渡过湘江，接近湘桂公路;

“红星”纵队大部越过湘桂公路。

几乎每一个消息，都要求我们坚持战斗，把敌人拖住。我们每一个指战员，都深深懂得此时此刻，每拖一分钟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边战边退，敌人死命猛追，加上天上的飞机轰炸，我们每走一步几乎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但是，为了保卫党中央，谁都没有怨言和胆怯。我们主要的任务，是挡住敌人从公路上压过来的猛烈攻势。一营在公路左边，二营在公路右边，三营在一营阵地之后。

我本来在公路右边指挥，但见一营渐渐不支，与敌人打起了交手仗，便想组织二营火力支援一营。于是我就从公路右侧横越公路，不料刚刚到路中央，一颗子弹飞来，打中了我的右腿膝下。这时，血流不止，我倒在公路上，根本不能走了。

通信排的一个战士想来救我，但刚上路边，便负了伤。这时，敌人离我很近，一窝蜂似的向我拥来。他们疯狂地喊着:“抓活的！抓活的！”

五团五连指导员陈坊仁同志带了几个战土，刚好从东边撤下来，见此情景，便奋不顾身地阻击敌人，掩护我。

我团二营副营长兼六连连长黄霖同志这时也带着一个班拼命向敌人射击，同时派出3名同志向我靠拢。

头一个战土跨上公路，中弹倒下了。第二个战士还没靠上公路，又负了伤。看着战友们为了抢救我，接连流血牺牲，心里非常难过，我一边挥着手，叫黄霖同志不要上来，一边挣扎着向我方阵地爬动。我心想:不能叫同志们再为我流血牺牲了。

可是，黄霖同志毫不迟疑，低姿匍匐着向我爬了过来。

他接近了公路，一梭子子弹打在他的前后左右，激起一团尘埃。但他毫不犹豫，还是冒着弹雨朝我这里爬着。

他爬上了公路。

他猛地抓住我的一只胳膊，把我向外拖着。

当他把我拖出公路时，已两眼血红。他把我交给了我的警卫员小白，便抱起机枪，和陈坊仁一起向敌人扫射。复仇的子弹，暂时把敌人压在右前方树林旁的土坎后面。

我问黄霖同志:“团长在什么地方?叫团长不要管我。你们按照团长的指挥办!”

黄霖喊着:“政委快走!快走!小白，把政委架走!”警卫员白玉林和团部书记匡汉谋一左一右地架着我，顺着公路边起伏的丘陵地向后撤。我的两条腿在地上拖着。好在这一带地形起伏不平，又有零星松树和坟包，可以凭借地形地物避开敌人火力。警卫员小白中等身材，架着我非常吃力，呼哧呼哧直喘气。

小白是江西于都人，“福建事变”时，我们进军福建，支援福建人民政府，住在将乐县城，他是那时经过挑选给我当警卫员的。这小鬼话不多，却非常机灵，每到宿营地，他就悄悄地找一块门板、几块石头或砖头，给我和耿飚同志架好铺位，把我们包着两件衣服的小包袱放在一头，在下面垫两块砖，算是枕头。一会儿，他又端来一盆热水，叫我烫脚。我和团长研究工作时，他悄悄地跑到政治处，看打土豪没收了什么东西，有没有可以改善伙食的，碰上杀猪了，就要猪腰子或一页猪肝给我们吃。几乎每打一仗下来，到了一地，他总是要千方百计买几个鸡蛋做给我们吃。平时，我们只觉得这小鬼伶俐可爱，想不到在战场上，他简直是一头勇敢的狮子。

他和匡汉谋同志一口气拖了我四五里路，突然遇到了担架兵。小白向他们喊了一声:“担架兵!”

正在走着的担架兵停下了，见有伤员，便问道:“你们是哪个团的?小白说:“四团的。给我抬上!”

那些担架兵一听不是自己团的，忙说:“我们是五团的，另有任务。”小白一小下子火了，手往腰里一叉道:“不抬?不抬，我枪毙你!”匡汉谋同志站一旁指着我，对他们说:“这是我们的团政委!”

担架兵迟疑了一下，过来看看，说:“是杨政委，快抬上!快走!”原来我过去在十师工作很久，他们都认识我。说实在话，五团这几位担架兵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五团阵地首先被敌人突破，他们政委易荡平同志身负重伤无法抢下来，为了不让蜂拥而上的敌人抓去当俘虏，他夺过警卫员的枪给自己补了一枪，壮烈牺牲了。这样的恶仗，部队伤亡很大。现在剩下的同志，又正和四团、五团一起艰苦地战斗着，迟滞敌人，每一分钟都在流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上了担架，心里是非常不安的。

担架往后抬，敌人还在继续追击，飞机还在轰炸，我们很快钻进了绵密的松林里。

战友情，伤口痛，这当然搅动着衷肠，而我一想到在这个紧要关头，在我们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我负了重伤，离开战斗岗位，心里就更加难受。所赖者，耿飚同志有丰富的指挥经验。可是，眼下他正患着疟疾，这个病魔已经缠他很久了。我怎能不惦念着团里的战友呢? 

注释：

① 觉山铺亦称脚山铺

② 应为第四师

 （作者：杨成武，文章选自杨成武著《忆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