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畏敌如畏虎，在仓促率领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中，消极避战，一味奔逃。结果，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进行湘江战役时，险遭覆灭，转移之初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担任全军殿后的我红三十四师浴血奋战，出色地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部队抢渡湘江的任务，却终因敌众我寡、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全师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这次历史性的惩罚，是“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恶果。
我所在的红三十四师，是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和关怀下，由闽西人民子弟兵组建和改编的第三个红三十四师，它正式成立于1933年春。当时，由福建军区司令员周子昆兼任师长，福建军区政治委员谭震林兼任师政治委员，袁良惠任师参谋长，朱良才任政治部主任。师辖3个团: 第一○○团，由原独立第八师师长韩伟改任团长，原独立第七师政治委员范世英改任团政治委员;第一○一团，由原独立第七师师长陈树湘改任团长;第一○二团，由吕官印任团长。
1934年夏，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江西后，中革军委又将红三十四师转归以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的红五军团建制。同时，对师、团干部进行了调整:原第一○一团团长陈树湘升任师长，程翠林仍为政治委员，王光道接任参谋长，张凯接任政治部主任;韩伟仍任第一○○团团长，张力雄接任政治委员(不久由侯中辉继任);杨xx接任第一○一团团长(该团在梅口作战中未打好，杨被撤职)，由严凤才代理团长，我团原政治委员范世英调任该团政治委员；第一○二团原团长吕官印牺牲，由梅林接任团长，张力雄仍任政治委员。全师的营、连干部，除少数是原红四军调来的骨干和红军学校毕业分配来的之外，大多数系福建籍。每个团有一千六七百人。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博古、李德(军事顾问)等人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完全否定毛泽东提出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一系列军事原则，开始时推行军事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碰壁，“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成，继而又实行军事保守主义的消极防御，“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分兵把口、两个拳头打人”，致使红军屡战屡败。这个时候，“左”倾教条主义者完全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吓倒，由军事保守主义转变为逃跑主义，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并于10月中旬率领党中央、军委直属队和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共8.6万余人，实行战略转移，即长征。
我们红三十四师是10月中旬从江西兴国出发的。“红星”(当时党中央和军委直属队的代号)纵队和兄弟部队先走，我师跟在后面。
长征开始的半个多月，敌情不是很严重，前进比较顺利，每天行程五六十里。我们部队还分别在小岔、新城等地各休息了一天。10月下旬，从于都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全部渡过了信丰河(桃江)。这个时候，蒋介石对中央红军西进的意图尚未判明，处在举棋不定之中。为了对付红军的行动，他还在一面令其嫡系“中央军”加紧“围剿”中央苏区的步伐，一面令陈济棠、何键两部火速出兵，在汝城、仁化、乐昌、宜章等地组织两道防线，阻止我军西进。陈济棠则怕中央红军进入广东，对蒋介石阳奉阴违，将所部主力撤至大庾①、南雄、新田、安远等地防守；何键部则正在分散继续“清剿”我湘赣、湘鄂赣苏区，其中湘中、湘南仅留有一个多师的兵力防守，势孤力单。这时，如果博古、李德等人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指挥中央红军乘隙挺进湘中，调动敌人，仍可改变敌我态势，使红军转危为安。但是，他们没有胆略举行战略反攻，只知道消极避战，一味奔逃，使红军又一次失去了变被动为主动的良机。
当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如梦初醒，恍然大悟。在判明了我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即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②专事“追剿”;令广东军阀陈济棠部以主力部队进至粵、湘、桂三省边界进行截击;令广西军阀白崇禧部以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扼要堵截。蒋介石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要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何键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将“追剿”军分为五路:第一路由刘建绪任司令，率领4个师由湘赣边向全州以北之黄沙河地域集结，筑碉堵截;第二路由薛岳任司令，率领4个师又1个支队由茶陵、衡阳进至零陵地区集结;第三路由周浑元任司令，率领4个师由资兴、郴县③向道县方向追击;第四路由李云杰任司令，率领2个师同第三路配合，由桂阳向宁远方向追击;第五路由李韫珩任司令，率领1个师协同陈济棠、白崇禧两部，由郴县、桂阳向江华方向追击。
此时，国民党追击堵截我军的兵力虽达25个师，共30万余人，但其内部派系矛盾很大，指挥不统一，协同作战有困难。多疑狡诈的白崇禧，既怕红军攻取桂林，捣其老巢，又惧蒋介石嫡系进入广西，将其吞并，遂令所部主力退守龙虎关和恭城，不主动进攻我军。唯有受宠若惊，欲抢“头功”的何键行动积极，但其部尚未进至指定地区。而位于我军右侧和后面的“中央军”薛岳、周浑元两部，在我红五军团的节节阻击下，行动迟缓。这样，在宜章至湘江的广大无堡垒地区，敌人守备兵力虚弱，便于我军机动作战。我军如能抓住当时各路敌军正在调动，敌“追剿”军薛岳、周浑元两部尚未靠拢之机，打几个胜仗，歼敌一路或一部，战局必然出现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变化。但是，“左”倾教条主义者一味避战，一心只想夺路西逃，使我军再次失去了在湘南歼灭敌人的战机，继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自离开中央苏区以来，我红五军团一直担任全军的后卫。部队进入广东、湖南境地后，情况就更加紧张了。“追剿”之敌“中央军”周浑元、薛岳两部紧紧地咬住我们的屁股，因此，我们常常是吃不上饭，睡不成觉，夜间行军，白天打仗。每天夜里走走停停，有时走十几里路，可是天一亮，吃饱睡足了的敌人顺着大路又撵了上来。于是，我们左边打，右边也打，被动得很。
记得是11月18日或19日，粤敌一个独立师和李韫珩五路军一部，跟着我们屁股追了上来，情况非常危急。为了阻击该敌，掩护主力红军继续西进，董振堂军团长、李卓然政治委员和刘伯承参谋长，亲自指挥我红三十四师和红十七、红十八师，在渡头、土地圩地域激战两天两夜。这一仗打得相当漂亮，不仅阻止了敌人的进攻，而且予以其大量杀伤，沉重地打击了追敌的气焰。在我红五军团与尾追之敌顽强作战的时候，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等部乘隙夺占了道县、江华两县城。接着，我军胜利地渡过了潇水。这一胜利，让指战员很兴奋，把连续一个多月来行军作战的疲劳忘得一干二净。
11月26日，我们团进至道县以南葫芦岩。部队刚接替红四师在该地域拒阻追敌之任务，突然师部来了通知，要我和政委侯中辉立即去军团受领任务。军团部在湘桂交界的蒋家岭。我俩一路小跑，还没到蒋家岭，只见刘伯承参谋长和董振堂军团长大步迎了上来。不一会儿，陈树湘师长和程翠林政委也赶来了。这是军团首长单独召见我们布置任务。董军团长首先说，现在，蒋介石调集的40万“追剿”军向我步步紧逼，情况日趋严重。朱总司令命令全军组成4个纵队，迅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他还传达了中革军委的具体部署。
接着，刘参谋长介绍了具体敌情:何键的第一路军已由东安进至全州、咸水一线，第二路军一部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第三路军尾随我直追，第四、第五路军向东安集结。他指出，敌人的企图是前堵后追，南北夹击，围歼我军于湘江之侧。讲到这里，刘参谋长拿出一份军委电报向我们宣布红三十四师目前的任务:坚决阻止尾追之敌，掩护红八军团通过苏江、泡江，而后为全军后卫;万一被敌截断，就返回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但尽可能赶上主力。读毕，他以极其坚定的语调说:“朱总司令、周总政委要我告诉你们，军委相信红三十四师能够完成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最后，刘参谋长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把军团的殿后任务交给你们师，这个担子很重啊！你们既要完成军委赋予的任务，又要有万一被截断后军作战的准备。”
“请军团首长转告朱总司令、周总政委，我们坚决完成军委交给的任务，为全军团争光！”师长、政委、老侯和我，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起誓。
告别刘参谋长、董军团长的时候，两位首长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依依不舍，一一叮咛:“你们师团干部要组织好，指挥好，带领全师部队英勇作战，全军团期待着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那种师长爱、阶级情，不仅当时催人泪下，而且至今记忆犹新。
回来的路上，陈师长边走边说:“根据上级指示和我师情况，我考虑由老韩率本团先行，急进灌阳方向，接替红六师在枫树脚地域阻止桂敌北进之任务;我带师部和一○一团居中，程政委带一○二团跟进，在掩护红八军通过泡江、苏江后，迅速西进，在文市、水车一线占领有利地形，阻击追敌周浑元等部，保证主力部队渡江。如果没意见，就分头行动。”战争年代，同志讲话，都是开门见山、简明扼要，没有那么多套话、虚话，即使需要开会，很短时间就痛痛快快地把问题解决了。
任务明确后，我和侯政委商定:我率领一营在前，他指挥二、三营和团跟进，立即出发。部队虽连日行军作战，极度疲劳，但指战员情绪高昂，互相帮助，几十里急行军，很少有掉队的。当我带领一营进至猫儿源地域时，桂敌3个师大部已先我通过枫树脚地区，切断了我之通路，其先头部队继续向板桥铺、新圩西进。
原来，在我团向灌阳急进的头天下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二、红四师各一部，已顺利抢先通过了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间的渡河点。由于全军前后相距一百五六十里，山区道路狭窄，辎重过多，大量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通行，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能翻一个山坳，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路，非常疲劳。加之红八军团一度走错了方向，大部队又要等他们，这样，本来一天一夜急行军即可赶到湘江的路程，却走了三四天。而敌人呢，走的是大道，有的乘坐汽车，从四面八方逼近湘江，形势越来越严峻。
11月28日，敌“追剿”军第一路向我先头部队红二师所在的脚山铺地区发动进攻，桂敌主力则沿板桥铺、新圩向前推进。同时，敌人还出动大批飞机狂轰滥炸，封锁湘江。30日，装备精良、人数5倍于我之敌军向我发动全面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全州和兴安之敌沿公路对进，企图夺回渡河点，截断红军前进道路;敌第二路军进至黄沙河地区策应;敌第三路军由道县进占文市，突击我红三十四师；桂敌则向我左翼实施猛烈突击；敌第四、第五路军正向文市前进，情况万分危急。
在敌人四面包围的情况下，红军指战员不顾一切，浴血奋战，顽强地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在我红三十四师阻击阵地上，战斗空前激烈。追击我们的敌人是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指挥的第三路军4个师。周浑元已是我们的老对头了，曾在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吃过我们的苦头。现在，他们自恃兵力雄厚，有美式装备，来势汹汹，妄图报复，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敌军在大炮、飞机的配合下，轮番向我进攻，好像用大量的炮弹就可以一下子吃掉我们似的。我全师广大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顽强的革命精神，杀伤了大量的敌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傍晚，受到重创的敌人经过调整部署后，向我发动了更疯狂的进攻。守卫在前沿阵地的我团一、二营部队，提出了“誓与阵地共存亡，坚决打退敌人进攻，保证主力部队抢渡湘江”的响亮口号，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有位福建籍的连长，身负重伤，肠子被打断了，仍然继续指挥战斗。阵地上空炮火横飞，前沿工事被打得稀巴烂，山上的松树烧得只剩下枝干。战士们不上饭，喝不上水，伤亡越来越大，但同志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地战斗着。与此同时，在第一○一团、第一○二团阵地上，也是烟尘滚滚，杀声震天，我军指挥员都打得很英勇，许多同志重伤不叫喊，轻伤不下火线，顶住了数倍于我的敌人的疯狂进攻。在激烈的血战中，全师广大指战员前仆后继，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师政治委员程翠林等大批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雄业绩永垂青史。我师全体指战员苦战血战，迟滞了周浑元部的进攻，掩护中央、军委和主力部队于12月1日晨渡过了湘江。
然而，不幸的是，乘车而至的敌湘军和桂军切断了我们的去路，炸毁了渡江的浮桥，红三十四师及红六师一个团被隔在湘江之东，并处在湘军、桂军、“中央军”三路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部队走投无路，被迫东返，在龙塘、新圩又与敌进行激战，再次遭遇伤亡，最后退入雾源山区。敌人因围歼我党中央、军委和主力红军于湘江之侧的企图未实现，恼羞成怒，反扑过来，叫嚣要杀我片甲不留。
在形势万分紧迫的情况下，陈师长召集师、团干部开紧急会议，做出两个决议:第一，从敌人薄弱部位突围出去，到湘南打游击;第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正在我红三十四师准备突围的时候，桂敌一个团的兵力向我发动了试探的进攻。我全体指战员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集中兵力顽强地反击。敌人被打得蒙头转向，又摸不清我们底细，急忙收兵回营。这次胜利，鼓舞了同志们的士气。但我们毕竟是孤军作战，四面受敌，又处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统治区，兵力、粮食、弹药都得不到补充，既无兄弟部队配合，人民群众又无法前来支援。于是，我向陈师长提出:“不能坐以待毙，应立即突围。”大家都赞同这个意见。陈师长当即决定由我指挥本团余部掩护，他和参谋长率领师直和一○一团、一○二团共300多人突围，重返井冈山。
当天深夜，突围开始了。由于部队在山区拖来拖去，三四天没吃上一顿热饭，大家肚子饿，身上冷，腿像灌上了铅，尤其是伤病员行走更艰难。但是，为了生存，为了不当俘虏，指战员忘记了极度的疲劳、饥饿和病痛，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当我们刚刚通过敌人据点猫儿源，正准备向长塘坪前进时，被敌人的警戒部队发现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向陈师长表达了本团30多人的共同决心:“我们掩护，你们赶快走。”
扑上来的敌人终于被我们打垮了;然而，我团仅剩下十来个人了，并且又和师部失散了。为了保存革命种子，我宣布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之中，而后设法找党组织。后来得知，红三十四师余部在湖南江永县牯子江遭敌袭击，陈树湘师长身负重伤，由战土们用担架抬着，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在道县落入敌手。敌保安司令何汉听说抓到一个红军师长，高兴得发了狂，命令他的爪牙抬着陈师长去向主子邀功领赏。陈师长乘敌不备，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时年仅29岁，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敌人残忍地割下了陈树湘师长的头，送回他的原籍长沙，悬挂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其余1000多人，也终因敌人重围，弹尽粮绝，最后大部分光荣献身。
湘江战役后，为了去找党和主力部队，我历尽艰险和辛酸，回到原籍武汉。谁知刚出狼窝，又入虎口。由于原在安源煤矿一起搞罢工斗争的叛徒张联华出卖，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进了汉口陆军监狱，判了10年有期徒刑。西安事变后，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经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出面交涉，我这个“政治犯”被释放了。从此，我又获得了新生，回到了党的怀抱，党中央、毛主席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注释：
① 大庾，后改称大余。
② 此为概数。实为15个师又1个支队。
③ 郴县，即现在的郴州。
（作者：韩伟，文章节选自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编《红军长征过广西纪实》，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