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后卫三十四师组建发展始末
2024-04-0316:54:44来源:

众所周知,中央红军长征湘江战役中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红三十四师由闽西红十九军改编而成,这支部队组建于第四次反“围剿”,长征湘江战役后番号消失,存在时间前后不到两年,其功绩却永垂青史。关于这支长征中的“绝命后卫师”,已有不少党史爱好者进行过研究,在此,笔者仅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梳理一下这支部队从组建红十九军到改编为三十四师及其发展始末。

一、组建红十九军

闽西红十九军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主力红军调往中央苏区北线作战后,由福建军区所属独立师重新组建的一支主力红军。

1932年10月,国民党军经历了前三次对中央苏区军事“围剿”的失败后,蒋介石集中了40余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更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为了粉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在敌人还没完全布置好进攻之前,中革军委就开始了作战准备。10月26日,中革军委就第四次反“围剿”的准备问题,在《给各作战地域指挥部的密令》中提出:依据于中央区现有的根据地与敌人这次用兵的大概方向,划分三个作战地域:第一,东北作战地域,以宁都为后方;第二,赣江流域作战地域,以兴国为后方;第三,东南作战地域,以瑞金为后方。其中东南作战地域分以下三个分区作战:1.会(昌)、寻(邬)、安(远)分区,指挥部设会昌;2.福建军区,总指挥部设白沙;3.宁(化)、石(城)、清(流)分区,指挥部设宁化。东南作战地域所属红军兵团主要为:红十二军、独立三师,会昌、寻邬、安远各独立团、中央警卫营,红军学校及闽西各独立师、独立团。东南作战地域总指挥兼政委由叶剑英担任。

这次反“围剿”的主战场在中央苏区北线,根据作战需要,主力红军都被集中到北线主战场,东南作战地域唯一的主力红军第十二军也不例外。1933年1月13日,时任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发出《中央局对十二、二十一军行动布置之指示致周恩来、朱德电》要求:“……现集中在连城的十二军,应向将乐方向移动,以牵制邵武之敌前进,并阻十九路军向北增援之敌……”红十二军奉命北调后,东南战线只剩地方红军和地方武装,形势不容乐观,急需重新组建一支主力红军。当日,叶剑英向中革军委致电提出建议:闽西拟以独七、八、九、十师成立一军。

为了成立新的闽西主力红军,福建军区和东南作战区召开会议进行了讨论,讨论结果对编入主力军的革命武装稍作调整。1933年2月15日,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就主力军组建的会议商定情况致电中革军委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甲、此间与闽军区来南战区人会议商定,目前闽西必须要有一个充实的主力军,以独立七、八、九师和军区特务营组成两个充足师,番号为十九军,以总指挥兼军长。该军集结在旧县一带打击敌人。……乙、独七师联络早回宁化,现准备集中旧县改编。”显然,会议决定独立十师暂不编入,由独立七、八、九师加上福建军区特务营组成红十九军,下辖两个师。主力军的组建工作随即开始了。2月21日,叶剑英给中革军委的《敌情报告》中如是汇报:“……独九师编入独七师,开赴旧县,因独八师编为十九军,刻在途中……”。1933年3月6日,红十九军在上杭旧县成立。1933年3月15日《红色中华》第61期《在红军不断的伟大胜利中红军第十九军成立了》一文报道:“三月六号是旧县工农群众举行庆祝红军空前伟大胜利,庆祝红十九军成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的《叶剑英年谱(1897-1986》第84页记载:“福建军区独立第七、第八、第九师改编为红十九军,(叶剑英)兼任军长,杨尚昆兼任政治委员,辖第五十五、第五十六师。”红十九军成立后,暂脱离福建军区建制,归东南作战指挥部指挥。

关于编入红十九军的这几支独立师,据相关资料记载,独立七师是1932年8月(一说10月)在宁化县城由宁化地方武装编成的福建军区独立5团和宁化独立团(一说后改称独立七团)等地方武装合编而成,师长陈树湘,政委范世英,独立七师成立之初辖2个团,后由宁清归地方武装扩大到3个团,2000多人;独立八师是1932年9月上旬,龙岩独立团与永定独立团在龙岩县红坊南阳坝会师后合编而成,韩伟任师长,简载文任政委,下辖2个团,约700余人;独立九师是1932年11月长汀、连城独立团在长汀县城扩编而成,师长何大明,政委钟交彭,辖2个团,计600余人;福建军区特务营营长及人数不详。福建军区独立第七、第八、第九师编入红十九军后,闽西又成立了新独立第七师、第九师,编入东南作战军系列。

另外,红十九军的组成队伍还涉及到一支革命武装——独立十一师。1933年3月,正当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中央苏区北部作战时,国民党十九路军用两个纵队企图袭取汀州,威胁瑞金。为了胁制该敌,3月5日,时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就《汀州不能轻易放弃》向中革军委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致电提出:“……将宁石(即宁化、石城)独立团等武装编为独十一师,从东北方面胁制该敌,迅即编成十九军,至少两千枪集中使用,以有力地打击岩、永、杭前进之敌……”石城独立团当时归东南作战指挥部指挥,正在宁化境内与宁化东北游击支队等地方武装积极消灭泉上等地反动团匪,便于与宁化独立团合编。当日,时任东南战线总指挥叶剑英就《关于汀州防御作战的部署》致电中革军委:“……令宁化独十一师马上集中编好,在清流、永安、连城间截击十九路军左纵队后方联络线……”独立十一师成立后迅即编入红十九军。

根据当时的敌情和作战需要,红十九军在第五十五、第五十六师的基础上又增设第五十七师。关于红十九军第五十七师,开国中将韩伟在《难忘的闽西》一文中写道:“一九三三年独立第七师和独立第八师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的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师,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3月30日《红色中华》第65期《马上退还》报道:“福建军区政治部及红十九军五十七师师部及政治部的工作同志,在见了红色中华五十八期关于退还二期公债的号召之后,马上把二期公债券自动退还政府不要还本,计五十七师共退还大洋卅元五角,军区政治部大洋二十一元。”1933年4月《青年实话》第2卷第13号李先荣的《马洋洞战役——英勇血战的青年战士》一文中报道:“(一九三三年)四月八日,敌人的主力部队十九路军军阀,以五团的兵力企图进攻南阳苏区,我英勇的铁的红军十九军,与第一,二纵队,在广大群众的拥护(下),给进扰的军阀以致命的痛击……五十五师一六三团第三连二班,以一班人的兵力打敌人一连人……特别是班长曾胜标同志(团员)领导全班战士与敌肉搏,上刺刀,打手榴弹,并对白军士兵宣传,结果敌人被我们打死很多。五十七师一七团第二连,有个吴魁书同志,他是共产青年团员,又是青年队小队长,在这次战役中表现了他的特别勇敢,他曾经在战场上受了伤,他还不下火线,而且还领导和鼓励红色战士奋勇与敌人冲锋,但吴同志壮烈地牺牲了……一六四团一、二连一般的红色战士都能勇敢消灭敌人……战场上对敌人士兵宣传和叫口号,并勇敢的冲锋杀敌……”可见,红十九军最后辖有第五十五师(师长韩伟)、第五十六师(师长陈树湘)、第五十七师(师长不详)三个师5000多人,是一支作战勇敢的主力红军。

红十九军的成立加强了东南战线的战斗力。1933年3月16日,叶剑英把所属兵团编成五个纵队组成东南作战军:独十师、独三师为一纵队,独七师、模范二团为二纵队,红校为三纵队,红十九军、独九师为四纵队,红二十三军独六师为五纵队。东南作战军组建后,转战闽西宁化、清流、长汀、连城、上杭、武平等广大地区,打击敌人的进攻,有力配合北线主力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二、改编为红三十四师

第四次反“围剿”后,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中贯彻,并排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因而红一方面军在一段时间受到很大损失。1933年6月,中革军委对红一方面军部队进行了一次大的整编,红十九军在这次整编中改编为红三十四师,福建军区独立十师编入该部队。改编后,红三十四师下辖两个团:第一○○团(团长韩伟)和第一○一团(团长陈树湘)。

国民党第四次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失败后,改变了进攻战术。为了作战需要,1933年5月11日朱德、周恩来就《关于利用时机将部队实行轮流改编问题》致电中央局:“……最近敌情已可判明,敌对我主力暂取守势,其主力改为步步为营的缓进,而以其‘清剿’部队向各方游击……现我意利用目前时机,实行部队轮流改编……”当日,中央局就《目前行动之意见》致电周恩来:“……如实无法求得决战,则应利用此时期改编主力军团……”5月16日,周恩来又致电项英、博古和中央局:“……按目前敌情亦已容许我军乘机改编,以便更迅速的粉碎敌人四次‘围剿’……”6月7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改编红第一方面军所属的独立军团的通令》:“为了严密红军的组织适应当时大规模作战的需要,已将红第一方面军及各独立军团、独立军等,照中国工农红军新编制,一律改编……福建军区之十九军改为十二军团之三十四师。粤赣军区之二十三军改为二十二师。原有之十二军改独立第一团……”至此,福建军区红十九军奉命改编为红十二军团第三十四师(红十二军团后未组建)。由于红十九军在频繁作战中和其他部队一样受到很大损失,改编时,闽西独立十师等革命武装编入了红三十四师。

独立十师是1932年12月由杭武独立团和武平独立第二团在武平桃溪小澜村合编而成。关于独立十师编入红三十四师的情况,开国大校王培臣(时任独立十师一团三连文书)1985年4月14日的口述资料中记载:“红军独立十师有二个团,每团三个连,每连三个排,师部还有二个排,一个重机枪排(全师唯一重武器二挺重机枪),另一个排是侦通,全师近千人。十师长张荣发,大约一米六高,好像是湖北人,左手从尾指起三个手指残废;师政委张平凯,身高一米八瘦长个子,湖南人……(1933年6月初)水西渡(现上杭县城东面)战斗后,部队就在旧县河沿岸休整一周多(红十师住在石圳潭),不久红军独立八、九(七)、十师在一个下午全开到梅溪寨以东河边(水东的西南)集合,整编为新三十四师,师长周子昆,下辖两个团,即一○○团、一○一团,原独立十师编为一○一团的一、二营,一营由原独立十师一团改编,营长则由原一团长杨九胜担任,一○一团团长由原九师师长陈树湘(一说陈树湘曾任独立九师师长)担任,身高一米八,皮肤很黑,湖南人;政治处主任蔡中(以后任三十四师政治部主任),特派员(即保卫股长)龙中(即龙潜),三十四师政治部没收委员会主任何志远(他原江西军区独立三师一个团政委)……”开国少将王直(时任独立十师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在《回忆录》中如是写道“……不久,红十九军又改编为福建军区兼红十二军(团),我师改为新三十四师,师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赖玉宏。我仍在师政治部宣传队任分队长,随一○一团行动……”

独立十师等武装补充编入红三十四师后,充实了三十四师的战斗力。

三、红三十四师的发展变更

红三十四师从成立到番号消失,经历了三次隶属变更,有过四任师长,编制由2个团增加到3个团,人数也时常增减变化。

1.隶属变更

1933年6月,红三十四师完成改编之初隶属于福建军区。7月,中革军委以红三军团(暂缺第六师)和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滕代远任政委)入闽征战,红三十四师归东方军就近指挥,配合作战,攻下了宁化泉上土堡,解放了宁化、清流、归化,征战连城、永安和闽北等地,收复了大片的苏区。

1933年9月,红三十四师归属红七军团。9月26日,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在《关于对付敌之左翼队的决定》中指出:“……即以十九、二十、三十四三个师及昨令第十军南下之一个独立团,编为第七军团……”红三十四师编入红七军团后,随红七军团列入东方军作战序列,仍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9月28日,红三十四师奉命开往沙县夏茂、高桥等地领导新游击队,活动于将乐沙县中间地带,掩护东方军撤退和集中,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1933年12月(一说1934年7月),红三十四师划归红五军团。为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中革军委根据敌人的进军部署,决定以相当兵力钳制中央苏区东北的主要敌人。12月13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目前作战的决定》:“……第五军团应编入第十三、第十五及第三十四师(该师最后编入)顺次地依靠着堡垒地区,扼(遏)阻第五、第八两纵队,向黎川之东及南前进……”此后,红三十四师归属红五军团参加第五次反“围剿”。红军长征后,红三十四师在湘江战役中担任全军总后卫,成为唯一从师长、政委以下成建制牺牲的部队,番号撤销。

2.干部更换

1933年6月,红三十四师师长由福建军区司令员周子昆兼,政委由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兼。同年7月,政委曾日三奉命回福建军区主持工作。7月11日,曾日三向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发出《关于三十四师组织机构及干部配备的请示报告》:“一、遵照x示。我于明(十二)日回南阳主持军区工作,三十四师组织临时的师政治部,周子昆同志兼师长,师政委给一○一团政委蔡中以代兼师政治部主任名紧急指挥两个团的政治工作,但因找不出团政委,须请团部另指定该团总支委书记赖云璋代团政治处主任,军区政治部以一部分工作人员充实现一○一团政治处。二、最好请军委另派一个团政委来,蔡中同志则专代师政治部主任职……”曾日三走后,由蔡中代师政治部主任领导红三十四师政治工作。8月31日,朱德、周恩来在《方面军各师中干部调整的请示》中提出:“……三十四师长有(以)周子昆兼,如实需人请调刘海云,分区另找人或以毕占云充任……”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战事紧张,干部更换也频繁。1933年10月28日,中革军委在《九军团成立及干部配备》中指示:“……周子昆调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张宗逊任三十四师长,其团长缺,由该团中营长选……彭绍辉可调前方任师长。”张宗逊接任红三十四师师长不久,彭绍辉伤愈调回前方接任了红三十四师师长。彭绍辉对此经历在其《自传》中写道:“(1933年)十月间,我奉命调回前方工作。接到电令后,即随带一个补充团回到三军团。……回到前方后,我希望能回到原来的红五军第一师工作……朱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找我谈话,调我去三十四师任师长,我接受了这个指示,到三十四师工作。”

1934年3月17日,红三十四师奉命在泰宁至光明和泰宁至万安寨两路中间地域侧击两路向泰宁前进之敌,在光明山与敌八十八师战斗中,彭绍辉又一次受重伤转入后方医治,伤愈后调任。彭绍辉调走后,一○一团团长陈树湘接任了红三十四师师长,程翠林任政委,他们率领红三十四师继续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直到长征湘江战役中担任全军总后卫。在湘江战役中,为掩护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抢渡湘江,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率领部队与数十倍于已的敌人浴血奋战,皆英勇牺牲。

3.编制增加

关于红军的编制原则,1930年5月上海举行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军以下有师、团、营、连、排、班的编制,各军都取三三制编制法”。同年9月下旬,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红军的编制采用“三三制”,其中要求“三团为一师”。但是红三十四师成立之初并没达到“三三制”标准,只辖两个团,加上激烈的战争让部队减员严重,实际兵力不足一个师。1933年10月29日,朱德、周恩来就《关于成立军团以上的指挥机构和部分部队的编配请示》致电项英:“……十九、二十两师均各不满二千人,枪共一千六百余,二十、十五团仅三连,三十四师亦只两团,是否可合编成两个师另附赣东北一个团(但现尚无消息)兵力既集结干部使用亦更经济……”可见,当时多数部队达不到正规编配标准。1933年12月2日,项英向朱德、周恩来发出《红军应保持三三制的编制原则》的电文。12月20日,红三十四师退守泰宁地域,原在此地域的独立六十一团归红三十四师指挥。12月25日,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就《第七军团应在泰宁进行整编训练》致电朱德、周恩来和红七、五军团,指出:“……独立第六十一团应编为三十四师之第三团”。1934年2月6日《中共中央给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电报》中提出:“……六十一团改组为三十四师的第三团,在保卫我们在泰宁和将乐的主力部队……”关于独立六十一团编入红三十四师,国民党档案《东路军蒋鼎文部与红军在闽赣境内战斗详报》1934年2、3月报告中也有记载:“前由将乐退出之伪六一团,似已编入十二军团三十四师,该师现集万安一带……”开国上将彭绍辉在其《自传》中叙述了他接任红三十四师师长时的部队情况:“……这个队伍归五军团建制,队伍开始只有两个团(第一○○团和第一○一团),以后由闽西地方武装独立营组成一个团(第一○二团)……”

独立六十一团是1933年7月5日组建红七军团时,以闽赣独立师即少先师与建泰独立团合编而成,团长钟世清、政委侯增辉,归属红二十一师建制,人数不详。独立六十一团编入红三十四师后,全师辖三个团,即第一○○团(团长韩伟)、第一○一团(团长陈树湘,后严凤才、苏达清)和第一○二团(团长不详,后吕宫印、梅林)。

4.人数增减

红三十四师虽扩大到3个团,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部队损失严重,其兵力仍没有达到一个充足师,人数最少时仅2000余人,后经多次补充,到长征出发时才补充至6000多人。

由于“左”倾错误军事战略影响,频繁的战争和疾病的困扰造成部队伤亡和离队情况非常严重,加上补充不及,部队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如1933年8月17日,东方军在《关于东线地方武装急需整顿的请示》中汇报:“东线地方武装急迫需以大力整顿,我们前次由清流南进独立七师尚有七百余人,到现在仅五百余人……受三十四师指挥的独立九师过去千余人,现只有百余人……”为了充实战斗力,1933年9月4日,中革军委发出《动员赤少队配合红军作战的命令》:“……同时在长汀、上杭、宁化三县动员一营(每县一连)配合三十四师……在汀东、长汀、宁化三县一营(每县一连),交福建军分区分别配给三十四师与独立七、八、九团……应立即准备相当干部,以便大批少先队员到达部队中以后,去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和政治军事的教育……同时要努力争取他们加入红军,以扩大和充实各该军团……”命令下达后,各苏区县都积极响应上级号召,猛烈地扩大红军,掀起了扩红热潮。《红色中华》1933年10月6日第116期第二版《福建军区欢迎新战士》报道:“……宁化县新战士计四百左右于上月二十三日到达军区,长汀也有八十多去成立补充团第一营……”同期同版《抓住广大群众的参战热忱》一文报道:“……在这里,宁化是第一个光荣的例子:它在九月初动员一千四五百人加入了红军……”等等。

然而,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战斗员伤亡愈加严重。1934年3月18日,陈树湘、程翠林在《关于十七日我侧击敌人之伤亡情况与侧击王家地等敌人的部署报告》中汇报了红三十四师的伤亡情况:“……(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六、十七两日战斗约消耗弹药六千发之左右,伤亡排长以上干部二十余名,落伍约八十余名,失联络的十余名……”3月24日陈树湘、程翠林又向朱德和红五军团领导汇报了红三十四师实力:“……丙、三十四师此次伤师长一、营长四、连长五、排长十三、班长二十四、指导员特别(?)员俱乐部主任各一、工作人员、战斗员共一百五十名,阵亡营长、排长三、班长六、指导员、参谋各一,工作人员、战斗员共四十,失联络(?)指导员、排长各三,工作人员、战斗人员九……丁、现有人员二五四二,步马枪一二三九……”《国民党东路军蒋鼎文部与红军在闽赣境内战斗详报》之“粤闽湘鄂剿匪军东路军逐日匪情报告”1934年4月1日详报如是记载:“建泰方面:……自上月有(二十五)有(二十六)两日,伪一军团第一、二两师,伪三军团第四、五两师,伪五军团第十三师及三十四师,约三万余人,向我新桥(泰宁以北)第四师阵地邱家排之八十九师第五二九团阵地突行猛攻,我官兵奋勇应战,激战一昼两夜,方将其击溃,匪退窜峨嵋峰、大田市一带。此役匪伤亡在一二千以上,干部伤亡尤多……”5月3日,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再次向周恩来发出《三十四师人马枪弹统计报告》:“三十四师现有人员马匹武器弹药报告如下:一、师直属队人员四百七十二名、枪共一百二十七支…二、OO团人员五百三十八名,枪二百八十一支……三、O一团人员五百八十三名,枪三百零四支…四、OO(二)团人员五百七十三名,枪三百三十五支。”6月22日《方面军人员战斗员统计》:红三十四师人数2158,战斗员1190人。8月,红三军团半桥战斗详报人员伤亡表统计:“红三十四师负伤:指挥员42,政治员2,战斗员127,共计171;阵亡:指挥员16,政治员1,战斗员28,卫生员1,共计46;失踪:战斗员17,工作员1,共计18。”

从红三十四师阶段性伤亡和人数统计可以看出,第五次反“围剿”中,无数红军战士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长征出发前,中央苏区开展大量突击扩红,补充到各军团中。1934年9月1日,中央组织局还发出了《关于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中央组织局已通知各省委努力准备在九月之间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数目的分配江西一万一千,直属四县七千,赣南七千,福建二千三百,会昌二千三百,宁化二千,各省应开始举行各种准备工作……”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三十四师陆续进行过几次兵力补充,长征出发前再次补充600多人。

红五军团下辖第十三师和第三十四师,1934年10月8日《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中统计:红五军团原有10868人,补充新战士1300名,小计12168人。10月13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出《关于各补充团正式拨给各兵团管辖并负责训练的指令》:“……补充第五团仍拨给五军团,由五军团派员至江背洞直接接收在五军团未移动前,仍继续接收新战士,当五军团移动时,即随五军团后方部移动,并特别进行巩固工作……”据时任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1934年10月15日日记:“……此次补来战士约六百余名……”与此同时,红三十四师也得到相应兵力补充,此次补充后,红三十四师人数达6000余人出发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红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任务,多次打退国民党军追击,被誉为“铁屁股”。在湘江战役中,红三十四师奉命担任全军总后卫,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誓死掩护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12月1日,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红三十四师被敌人阻隔在湘江以东孤军作战,受到桂军、湘军、中央军及桂北民团等的重重包围,因敌我力量悬殊,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大部分壮烈牺牲,师长、政委也相继献出了生命,从此番号不复存在。

这支从闽西大地上诞生的英雄部队,从红十九军成立到红三十四师的番号消失,经历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淬炼,尤其是长征途中的湘江战役担任全军总后卫,在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顶住了敌人的强大进攻,出色地完成掩护任务,用鲜血和生命铺开了红军长征的胜利之路,其英雄业绩永垂青史!

(作者系宁化县委党龚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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