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打破中国大门，迫使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中国面临着一个危与机并存的特殊历史环境。思想文化方面，天朝上国的迷梦逐渐消散，学习西方思想开始兴起；政治方面，各阶级先后登场，进行改革或变革的尝试；经济方面，工业化浪潮不断涌动。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重农思想根深蒂固，但近代工业的发展使以工立国思想萌发出来。1900年后，一系列反映以工立国思想的著作开始出现，《申报》《东方杂志》等刊物先后刊发了《自强说》《开矿说》《论中国工业之前途》《中国宜求为工业国》等文章，宣传以工立国思想。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中国知识界就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进行了长期争论，影响深远。
    三次讨论高潮
　　1920年代爆发了讨论的第一次高潮。1912至1919年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短暂春天”。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工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使帝国主义国家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民族资本主义得以进一步发展，以工立国思想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状以及对中国的消极影响，也使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工业化，进而在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和深化以农立国思想。这一时期以农立国派的代表人物是章士钊，1923年11月他在上海《新闻报》发表《农国辨》一文，批判以工立国，阐述中国需要坚持以农立国的原因。以工立国派的代表有杨铨、杨明斋等人。杨明斋的《评〈农国辨〉》一文，在列举章士钊《农国辨》观点的基础上，进行逐条反驳，捍卫了以工立国的观点。
　　1930年代，中国经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经济下行趋势显著，其中农业经济受到的冲击尤为显著，与危机前的高峰年相比，1934年农业所得下降31%，工业所得下降5.9%。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争论的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以农立国派和以工立国派的观点已经不再是完全对立的，两派的争论聚焦在发展农业和工业的先后顺序上。以农立国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漆琪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安在——重工呢？重农呢？》等著作或文章中，主张优先发展农业，以农业为基础带动工业发展。以工立国派则以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中提出的“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陈序经《乡村建设理论的检讨》、吴知《中国国民经济的出路》等著作或文章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必须全盘推进工业化，工业化才是中国农业的出路。
　　1930年代末40年代初，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新变化。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何以建国的问题又在知识界争论起来，形成了争论的第三次高潮。以农立国派以杨开道为主要代表。周宪文、许涤新则是这一时期以工立国派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进一步发展出能够兼容两派之长的理论成果。翁文灏在《以农立国，以工建国》一文中吸收各家所长，提出工农业不可偏废的思想。戴星如在《战后工业化与农村经济》中提出工农并重思想，认为工业农业的现代化同样不可忽视，这些观点表明知识界对工农业关系问题的理解又有所发展。
    争论各派的主要观点
　　以农立国派。（一）农业国在精神文化方面优于工业国。农业国具有讲节欲、尚清静、重礼仪、尚简等优秀精神文化品质。（二）农业国在独立性方面优于工业国。一者，工业国往往依赖国外市场和原材料，而农业国则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二者，中国成为工业国必然要增加与外国的交往，在交往中容易进一步被其他国家控制。（三）从世界格局上看，中国不宜成为工业国。世界上工业国过剩而农业国不足，成为工业国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利益。（四）中国不具备成为工业国的现实基础。中国想要成为工业国对内需要强大的工农业基础为工业化提供支撑，对外需要强有力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应对与其他工业国的竞争。（五）工业国在安全方面不及农业国。世界大战、世界经济危机都是工业国引起的，发展工业会导致战争、经济衰退、贫富差距过大、劳动者生活悲惨等严重后果。（六）中国国情适合以农立国。中国气候适宜、地大物博、土壤肥美，农业国传统悠久，人们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符合农业国特性。
　　以工立国派。（一）以工立国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要措施。其一，工业立国才能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其二，以工立国与民主政治密切相关，要发展民主政治需以工业化国家为基础。其三，以工立国对推动科技文化发展有重要作用。（二）以工立国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工业和农业是相辅相成的，工业促进农业技术、交通运输发展，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三）以工立国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也不例外。
　　工农并重派。（一）肯定工农业的重要地位。农业国传统、农民比重大、农业在国民经济和出口贸易中占比大，中国必须重视发展农业。加强国防、争取抗战胜利、提高文明水平、增进人民福祉、跻身世界现代国家之林，要求中国必须重视发展工业。（二）工业农业相辅相成。农业想要发展必须依靠工业，从而更新生产方法和技术。工业发展也要依靠农业，农业在经济、劳动力等方面为工业发展提供保障。（三）以工立国和以农立国二者不可偏废。仅仅以工立国会导致“市场”和“农产品”都依赖其他国家，使中国不得不依附世界市场，经济独立性丧失。仅仅以农立国则会受到农业生产有限性限制，无法容纳更多人口和资本，也无法在现代化国防建设和国际贸易中占据有利地位。
    争论的历史启示
　　知识界对于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争论前后绵延近五十年，经历了萌芽期和三次高潮，其理论呈现为由简单到复杂、由感性到理性、由空洞到具体的不断演进发展的过程，表现出知识界对于挽救民族危亡、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尝试。通过长期研究和论战，知识界对于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认识有所加深，在启发国民思想、传播现代化理论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中国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范畴，但从近代以来中国各阶级对于现代化的探索——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知识界对于现代化问题的多次争论看来，其中亦包含着强烈的主动作为、积极变革因素，应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争论的启示意义是显著的。以工立国派看到工业化带来的生产力进步对于国家的决定性作用，因此要求不遗余力发展工业。以农立国派则注重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况的基础性地位，强调中国的发展不能脱离中国国情。还有知识分子试图将两派思想结合起来，以达到取长补短的效果。这些思想中有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原理有相通之处，例如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强调立足中国实际情况的重要意义，等等。只有真正坚持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的有机统一，真正做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才能真正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以农立国派和以工立国派的争论蕴含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强大张力。以农立国派大多受传统文化影响极深，其代表人物章士钊、梁漱溟等人皆是传统文化大家，他们的以农立国思想中往往包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以工立国派则大多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对外来文化和现代化有所向往。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差异归根到底是阶级差异。马克思提出，虽然经济基础的变动会造成社会形态的演变，但旧的生产关系依然会以某种形式保存在新的社会形态中。以农立国派和以工立国派的争论恰好诠释了这一思想。
　　以农立国派和以工立国派中的许多人，都主张通过与既有政权合作的方式实现理论主张，但他们的尝试都失败了。许多知识分子意识到，实现国家和民族独立是前提，只有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解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理想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