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地处福建中西北部，东靠福州，东南接泉州，西南临龙岩，西界江西，北邻南平，系闽江、汀江、赣江三江源头所在地；全境总面积22959平方公里，辖三元、永安、明溪、清流、宁化、建宁、泰宁、将乐、沙县、尤溪、大田11个县（市、区），居住着汉、畲、回、瑶等35个民族268万人，是闽粤赣客家大本营中一个重要客家大市。尤其宁化县石壁是客家祖地。
由于地跨闽境中、西、北“金三角”，成为闽赣结合部，山地丘陵广布，河谷盆地错落，形成“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独特地理格局。地势由西北部的武夷山麓和东南部的戴云山麓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形成沙溪中下游两岸一块闽中大谷地。境内属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气候湿润，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7℃～19.4℃，无霜期在216～304天之间，各地却也有较大差异，具有明显的“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特征。沙溪、金溪、尤溪三大水系径流量215.6亿立方米，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达259.6万千瓦，可开发利用170.85万千瓦；已探明的矿产资源主要有煤、铁、钨、锡、锰、石灰石、重晶石、大理石、蓝宝石等49种，是福建省主要矿区。境内群山连绵，峰峦叠翠，风光秀丽。由丹霞地貌造就的风景名胜有泰宁金湖、永安桃源洞；属喀斯特岩溶地貌的有永安鳞隐石林、将乐玉华洞、银华洞、宁化天鹅洞、清流燕子岩、明溪玉虚洞、沙县七仙洞；属火成岩地貌的有三明市郊瑞云洞等国家和省、市级自然风景区；还有三元莘口万亩格氏栲森林、将乐龙栖山、永安天宝岩、沙县萝卜岩楠木林等自然保护区。
境域人文景观丰富：有尤溪朱熹诞生地，将乐杨时故里，宁化黄慎故居瘿瓢园和石壁客家祖地，建宁报国寺，大田文昌阁，沙县兴国寺，泰宁尚书第，永安安贞堡等古迹以及清流沙芜狐狸洞更新世晚期古人类臼齿化石发掘地，三明市郊岩前万寿岩旧石器早期和中村古瓷窑等文化遗址和建宁毛泽东、周恩来故居等革命历史遗址。
一
三明有悠久的文明历史。据1988年清流县沙芜乡狐狸洞古人类臼齿的发现及2000年三明万寿岩古人类遗迹的发掘，在距今2～3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及距今20万年的旧石器早期，三明境域沙溪上游的清流沙芜洞口和中游支流黄沙溪岩前一带就有人类活动。
在历史更迭中，三明境域行政隶属关系屡经变化。夏商时期属扬州地，周隶七闽地，战国时期属楚国地，秦汉属闽中郡及扬州会稽郡东冶县。三国魏黄初元年（220）起，历经两晋、南北朝，境内建置先后分别隶属建安郡、延平府、邵武府、汀州府、龙岩州、永春州。唐之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均属延平府、汀州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分属南平专署和永安专署。20世纪50年代后期成立三明人民公社、三明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龙岩、南平及泉州划出部分县归三明地区，当今的三明境域方正式形成。1983年4月，三明市直属省辖，实行市管县体制，直至2005年不变。
二
三明是客家祖域和摇篮。公元前，越王贵族逃难入闽与本地闽人结合形成的闽越族，已在泰宁、建宁、将乐栖居，为境内最早有史可查的居民。汉迁闽越族于江淮，少数闽越族人隐匿山林，尔后，又从山林复出，垦地生产。隋唐之际，大批畲民从广东、浙江、江西涌入三明境内，据山耕种。西晋末开始的“八王之乱”，导致连年混战，加以瘟疫流行，灾荒、饥饿逼使“百姓……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遂使移民高潮长达百余年，而其余波却延续至300余年。这时期的北方移民，直至南宋约90万户，占南宋政权全境户口数的六分之一。这些移民中由中原经河南南阳进入襄樊，沿汉水入长江迁向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一带，朝东则由九江到鄱阳湖，或顺赣江进入赣南山区，尽管到达闽粤赣交界地区的不多，但已抵达今之福建省西北部的宁化（含今清流、明溪等县）。
唐代的安史之乱及黄巢起义，导致第二次中原汉人南迁的大潮。这股澎湃汹涌的大潮延续至五代十国，乃至宋代。有族谱可考的，北宋之前仅迁入宁化姓族即有96支，大多是第二次再迁移民。仅唐至北宋迁入宁化的中原移民达87姓。南唐之前迁入泰宁的有邹、梁、江、李、严、叶、邓诸姓。这次南迁大潮，涌入闽粤赣连接地区的中原汉人，成为孕育客家民系的主体。
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引发的第三次中原汉人南迁大潮，公元1126年，北宋都城为金兵攻占后，宋高宗南渡，在临安（今杭州）称帝，建立南宋王朝，随高宗南迁臣民达百万之众。早先迁入此地的先民又继续南迁，进入闽粤赣连接地域，南宋迁入宁化的有45姓。南宋宝祐元年（1253），全县达3.8万户、12万以上人口，是清之前人口的最高峰。移民中大多由江西迁入，属再迁移民。唐宋时期迁入宁化的最多，其次是当今的清流、明溪、将乐、建宁、泰宁、沙县。据清流20姓统计，唐迁入16姓，占总数80％。明溪县31姓统计，唐宋迁入24姓，占总数77％。到南宋，大规模的南迁活动基本停止。至此，闽粤赣交界的赣江、汀江、闽江三江流域的山区已出现住户多以南下汉人为主体，语言通行客家话，中原风俗也开始盛行，形成独特的客家民系，成为第一代客家人。
客家先民在赣闽连结地区，经过数百年的孕育，逐渐形成客家民系。到南宋末年，“三江源头”地区客家人已过于密集。加以此时元兵南下，文天祥起兵抗元，“男执干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赣闽粤交界处成为宋元双方攻守的战场。同时在南宋至元初，经过抗元护宋的战争，粤东地区人口锐减，为寻求安宁的环境，三明客家人于是开始新的迁徙。除返赣南外，一是顺汀江而韩江，前往闽南、潮汕；二是在三河坝上岸，入粤东……大部分经闽西南部的上杭、永定迁向粤东等地。
第四次大迁徙为明末清初，从闽粤赣边客家大本营向周边迁移，缘于清人南下以及大本营的客民急增，加之清初奖励人口定向迁移。当时客民多从汀州、梅州等地迁往桂、湘、台等地，使客家人分布至全国20多个省区，也有一部分原居粤东北、闽西北的客民回迁赣南。
第五次大迁徙是清咸丰年间（1851～1864），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客家人备受株连，又受粤中地区土客械斗的影响，导致客民再次迁移，向海外播衍，使客家人走向世界。
据1994年12月在广东省梅州市召开的世界客属第十二次恳亲大会举办的客家人口分布展览显示：客家人分布于世界85个国家和地区，人口总数6561万人，其中，中国内地5512万人；港澳台地区595万人，仅台湾省就达500万人，海外各国454万人。
三明与海内外客家的关系颇巨，1912年英国传教士艮贝尔在《客家源流与迁移》中指出：岭东之客家，十有八九皆称其先祖系来自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村者。按诸事实，每一姓的第一祖先离开宁化而至广东时，族谱上必登著他的名字，这种大迁徙运动自始至终皆在十四世纪。客家学奠基者罗香林教授在《宁化石壁村考》一文中也指出：“广东各姓谱乘，多载其上世避黄巢之乱，曾寄居宁化石壁村葛藤坑，因而转徙各地。此与客家源流问题，关系颇巨。”2000年，巫秋玉在《宁化石壁与海外客家人》称：从宁化石壁走出来的客家后裔，先是征闽西、粤东、赣南，然后辗转迁至华南各地、香港、台湾，进而散播海外。宁化石壁作为“客家人的中转站”，其在客家民系形成的辐射中外的“点射状”发展中所起到的基点作用是确定无疑的。
据有关资料显示：现今台湾的客家人有600万人，其中有百余个姓氏与三明有着至亲的血缘关系。厦门大学客家研究中心主任孔永松教授指出：“三明客家人与诸多姓氏族人，曾是早期台湾的开发者，今日台湾不少姓氏与世居三明区域的各姓人民有密切的宗亲、血缘关系。
三明辖区除大田、尤溪县为拥有部分客家乡村的泛客家县外，其余均为客家县（市、区）。
三
三明境域皆属内陆山区，山地丘陵广布，溪流纵横，河谷盆地错落其间，形成“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格局。这里土地肥沃，水力资源丰富，气候温暖湿润，且与江西交界，尤有武夷山屏障的阻隔，是人们理想的栖居之地和避难良所。
唐代以后，大批中原汉人远离战火硝烟，走出瘟疫饥饿的阴影，择定境内“林峒邃密”的新居之地肇基立业、创建家园。为求生存和发展，客家先民开始“辟土植谷”，与畲民切磋学习，发展农耕生产，承袭唐开元间授田制，男丁18以上人1顷，其80亩为口分，20亩为世业。老疾者人40亩，寡妻妾20亩，当户者增20亩，皆以20亩为永业。同时开始种植苎麻、烟叶、茶叶、莲子、水果等作物。他们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取代了畲民的刀耕火种。稻作文化基本形成。手工业也有长足发展，虽然远古境内即有陶瓷生产，其工艺水平低下，陶器原始粗糙，唐宋之后，工艺水平有很大提高。以竹为原料的造纸业已在将乐、宁化等地盛行，仅宁化年产土纸5万余担，尤以质地优良的宁化玉扣纸为之最。且利用丰富的资源进行铁、铜、银、锡的矿产开采和冶炼。
随着农业的开发，经济的发展，早在隋唐便利用山林资源及赣江水运之便“开山伐木、泛筏于吴”。北宋之后，境内在人口聚集地已建立物资交易市场，且有定期圩市，调剂物资余缺；开始木材经营，将木材运送到长江中下游出售，沟通“蛮荒”与吴地的经济来往。至北宋，利用赣江、闽江之便，商贸更加繁荣。李纲被贬沙县之后，面对境内欣欣向荣的景象发出深沉感叹：“今闽中深山穷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居民、田园水竹、鸡犬之音相闻。礼俗淳古，虽斑白未尝识官府者，此与桃源何异？”《古今图书集成》称闽北、西、南一线为“田尽而地，地尽而山，虽土浅而寒，山岚蔽日，而人力所致，雨露所养，无不少获”。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文化进步，族群发达，促进客家民系的诞生。
四
客家先民是在中原文化繁荣时期离开中原故土的，但不是长驱直下，直抵客家大本营的闽粤赣地区，而是历数百年的艰辛辗转，不断迁徙侨居过的江淮、长江中下游沿岸，兼容了江淮文化、荆楚文化、吴文化、赣文化的相互交融，而这些滞留江淮的汉家先民既执著地固守中原古汉文化，又吸取江淮文化。其后，经过其杂居互动的交融，唐之后，进行语言的重新整合。其语言基础既保留中原古音的母体，又渗透着江淮居住地不同的土语，这种整合充满同一性和差异性，尔后，自成一种能在居住地进行相互交流的语言，也就是客家话。这是在晚唐五代至宋初，从中原汉祖语中分离出来，逐渐发展、演变而成。
崇文重教、耕读传家是三明境域客家人的古朴民风。六朝时期，境内已呈现“家有诗书、市无嚣斗”的景象。宋时的沙县已是“五步一塾，十步一庠，士以诗书相劝”，泰宁也是“比屋连墙，弦诵之声相闻，有不读诗书者，舆台笑之”，读书之风极为盛行。最早创办的官学系唐武德七年（624）的沙县官学。宋天圣三年（1027），汀州府设府学于文庙，将乐、泰宁、建宁、宁化、清流陆续兴办县学。永安、归化、大田、宁洋等县直至明代才创办县学。虽然宋末政治腐败，经济衰微，教育亦随之衰败，“败椽老屋、号风泣露……凄然若置墓间”，而元之后的传统教育仍得以延续，私塾遍布各地。教育的发展全赖各地官员的重视，或捐己俸、或置学田、或广建学宫、或亲临讲课，严考课、立条规。如元至正年间，文殊海崖监尤溪“重儒雅、兴学校、增置生员”。宋淳祐年间，廖邦杰知建宁修学宫、增学廪、辟贡士庄。南宋清流知县黄藻“兴学养士，躬课试而激劝之”。为激励子弟上学读书，大多乡村房族都设学田、学租，以供本族子弟读书之费用，即使再清贫的祖宗也要设置一份学田。除此，还有个人捐资以供膏火的。客家女子也承负对子女的教育，她们以良苦用心为子女上学读书创造条件。至清代，全境书院达99所，其中永安22所，居全境之冠。
隨着教育的发展，人才脱颖而出。从隋大业二年（606）开科置考，实行科举制，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废科举的1300年间，境内登进士738人，以宋代为之最，达518人。沙县是登进士最多的县，历代进士184人，居境内各县之首。泰宁有“隔河两状元、同堂四进士”，建宁有“一门四进士”及“兄弟双进士”美誉，使一批有识之士走上仕途，为封建政府建树功勋、创造非凡业绩，如以诗文名于朝内外、又喜篆书和工鼓琴、有意纂修南唐国史、著成《江表志》类似小说体裁的《南唐近事》以及《历代帝王谱》《谈苑》等30卷的宋代宁化进士郑文宝。北宋出类拔萃的学者杨时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对宋代理学有卓越贡献，被誉为程氏正宗，闽学鼻祖。理学四贤中，三明境内占有杨时、罗从彦、朱熹三贤。明代宁化榜眼张显宗（后钦赐状元）著有《立大学规则》《诸司职掌》《逆臣录》等，为追念他的功绩，汀州府衙门前立有状元坊。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以狂草笔法入画，开创一代画风，时称诗、书、画三绝，为扬州八怪之佼佼者。清进士宁化伊秉绶，其书法作品流传中外，墨迹编成《默庵集锦》上下册。清代建宁爱国诗人张际亮是力主改革的思想家，著有诗作《思伯子堂诗集》32卷，他们的横溢才华和坚韧之力，推动各个时期社会的发展，尽管未能改变当朝的腐败，其卓越贡献不可磨灭。
五
境内客家人着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其基础是宗法制。客家文化对中华文化传承最突出的表现是宗法观念，缘于客家先民的上层仕宦世代接受的是儒学教育。尽管他们远离了中原故土，其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儒学意识仍然没有改变，为客家人所信奉和尊崇。尽管封建伦理如同绳索牢牢地桎梏着与外来文化的接轨，囿限着民族文化的腾飞，但依然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织成中华文化的光辉。
“早晚莫忘亲嘱咐，春秋须荐祖宗音”是客家人追终报本、敬祖穆宗的真实写照，直至改革开放的今天，这个传统观念依然如是。他们远离故土，有家难归、奔波异乡，为求生存和发展，不仅要与自然进行不懈的斗争，还要与人斗，这就需要强大的人力聚集，而凝聚这股力量至为可信赖的是姓氏。如宁化石壁有刘村、过屋、李家坪等，清流长校则有江坊、下谢、留坑、东山等，均是以姓氏聚居的一脉子孙，建有祠堂，春秋祭祀、族中议事都在祖祠进行。祖祠的堂匾、楹联详细记述源流、宗系，世代永存。编修族谱是维系血脉至为重要的举措，各姓氏都有规定几年一修，是氏族的一大盛事。各姓族谱除记述世系之外，都有记述阖族制订的族规，规范本族子孙的道德行为。
多神崇拜是客家文化的显著特征。隋唐时期，由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促进儒、道、佛教的互相融合。如宁化的升仙台，东华山仙顶隋唐时期原是道观，尔后也供奉佛祖，道佛神位合一。境内乡村普遍信奉佛教，信众不仅有男士，更多的是女徒，在家供奉神位、诵念经文，每逢神诞或建醮不仅恭迎佛祖，也恭迎道祖。如做道场，既请和尚，也请道士，他们共同完成功课，颇获信众信赖。
敬神如神在，见神就拜，见佛就烧香，不管是哪路神，是境内客家人宗教信仰的重要特征，没有纯粹统一的宗教意识。凡九天玉皇，地界土地，河湾巨石，村中古树，历史名人都是他们崇拜的对象，付出一颗虔诚善良之心，企望庇荫平安清吉，万事如意。如清流县长校灵台山，一山四寺，儒、道、佛祖各据一寺，和睦相处，共同为各方信众所景仰。
境内客家人视祖宗如神，将祖宗当神供奉。客家地区有句俗谚“朝神不如祭祖”，每年春秋两次祭祀先祖。对先祖坟茔的构筑和维护也格外重视，如黄连镇巫氏始祖巫罗俊，巫氏子孙为其筑祠建坟，备受子孙的崇敬，甚而播迁台湾之后，南雄凤山镇特建北辰宫供奉，被聚居地子孙当为土地守护神。神佛亦可进入祠堂，祖神共同祀奉，甚而海神妈祖也被请入深山腹地为客家人所崇敬。各路神仙菩萨、历代先祖和睦伺守，亲密相处，共同庇荫，正是客家人四海为家，有神则灵、崇敬则灵，折射出淳朴心理的凸现。
生死婚嫁是人生三大事。客家人的婚姻长期受传统伦理的束缚，男婚女嫁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为婚姻主旨。其婚礼中的纳釆、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均为客家人所承袭，仅是进行一些调整和归并，未曾越出六礼之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颁布《婚姻法》，倡导婚事新办，革除许多陈规陋俗，仍然万变不离其宗，未能摒弃六礼之桎梏。
丧礼，是人生礼仪中至为庄严肃穆的独特礼仪，“以丧礼哀死亡”，纷繁复杂令人生厌，却又无力违拗，千百年来因袭相沿，虽有变异，却难以冲破那层厚实的藩篱，至今仍如是。如葬前礼规、埋葬仪规、葬后仪礼大多依循三礼。丧礼重要的是重寿考，60岁以上善终者，被称为白喜事，而未上寿或非正常死亡的，其丧仪却另有规定，需为之亡灵超度。尽管当今实行火化，而古之承袭的丧仪却未尽革除，依然被人们所承袭。
岁时节令，寄托着境内客家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企盼，折射着他们心灵的善良。或为农事，或为时令，或为丰庆，或为神灵，或为鬼魂，每个节日都有明确的主题，都有共同的焚香点烛，虔诚祀敬，默默祈愿，充分凸现对自然、神灵和祖宗的崇敬。随着时代的文明和进步，在各种传统习俗中进行革故鼎新，赋予新内容，使其更加的丰富绚丽，焕发时代异彩，成为激励和鼓舞人们走向新生活的一种无形之伟力。
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活动，是织成境内客家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每个传统节日，各地民间艺人都以非凡的技艺，充分利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展示自己的卓越才华，增添节日的浓郁气氛，使终岁难闻丝竹声的山乡欢情迭起，歌声如潮。
客家先民在与自然的顽强斗争中，他们在建设家园、创造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创造灿烂的精神文化。他们来自生活的低层，积淀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创造出多题材、多形式、深获客家人喜闻乐见的一曲曲山歌、南词，一个个故事和独具特色的戏剧，以及书画、剪纸和百态千姿的花灯，丰富山乡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客家山乡的文艺活动更是活跃非凡，有着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呈现出多题材、多形式、多风格的风姿，使民间文苑绽开璀璨之花，用歌声赞美新的生活。
一千多年来，客家人在不断的辗转跋涉之中，以自己的智慧和才华，融入各个时期社会的主流，在广阔的社会舞台展现着雄健的生命之力，演绎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喜剧，不断推进经济社会的向前发展。在当今时代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中，客家人与时俱进、开拓进取、顽强拼搏，肩负着时代和历史的使命，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以勤劳智慧的双手，绘绣出更新更美的图画，将客家山乡建设成更加文明、富庶、开放、美丽、充满勃勃生机的新天地。
（摘自《三明客家纪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