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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阶段)征战历程再探
2022-02-1017:13:10来源:

张上楠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组建于1934年7月,它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陷入困境时派出的一支部队,在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率领下,先后转战四省几十个县,经历了大小60多次战斗,因势单力薄,孤军深入于国民党心腹地区,叠遭国民党重兵“围剿”,终兵败怀玉山而解体。虽以失败告终,但功绩不可磨灭。

一、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背景

1933年9月,国民党军队以百万之众对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其中50万军队直接进攻中央苏区。对于中共中央来说,无论是要守住中央苏区还是进行战略转移,或者二者兼顾,都必须要通过到外线作战调敌,来缓解中央苏区反“围剿”压力。相比于邻省的闽、赣、皖,国民党军浙江的防务较为薄弱,且浙江为富庶之地,并有“围剿”中央苏区国民党军的主要补给线——浙赣铁路。因此,如果能在外围,特别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带建立游击区,或切断浙赣铁路,对于中央苏区反“围剿”之助力不可小视。基于以上情况考虑,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中革军委赋予由红七军团组建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四项主要任务: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根据地;在浙赣开展反日运动;消灭敌后方的单个部队;吸引敌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到其后方。具体的行动计划为:第一步,部队于7月7日晚,由瑞金出动,经连城之北、永安东南,到达福州、延平间之闽江地域;第二步,部队渡过闽江后,经由古田、庆元、遂昌向浙西前进,八月中旬应抵达杭江铁路之兰溪地域,同时派出别动队大范围破坏铁路,并在有利的条件下,七军团得协同红十军团消灭浙赣边境上的敌人;第三步,先遣队于八月下旬在浙江及皖南地域,创立广大的游击区及苏维埃根据地。

综上可知,北上抗日先遣队远征到闽浙赣皖地区,即是为了把部队转移到外线作战意在调敌以缓解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压力。1973年12月,朱德在回答军事科学院关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真实战略意图提问时说:“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主力红军从中央苏区西向南部转移)。”“引子”即是调敌,这是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首要任务。

二、北上抗日先遣队执行核心任务实况

    1934年7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回到瑞金进行整编。整编后,全军约6300人,开始东进执行军事作战任务和计划。在北上抗日先遣队孤军征战的4个多月时间里,中共中央对先遣队作战的指导方针就是要尽可能多的吸引和牵制国民党“围剿”军队,最大限度地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总战略服务。

(一)突袭福州城意在“围魏救赵”

1934年7月底,红七军团在红九军团的护送下顺利到达尤溪口,渡过闽江,完成第一步行动计划,军团的战斗力未减,下一步作战计划是经福建的古田、浙江的庆元及遂昌,北上破坏杭江铁路交通线。但此时中央军委突然电令红七军团东进威胁福州,显然这是一步“险棋”,意图牵动“围剿”中央苏区之敌驰援福州,以缓解中央苏区反“围剿”压力。经福州一战,国民党方面大致摸清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家底”,先后调遣一二十个团的兵力参与“追剿”作战。

(二)闽北地区行军,中革军委频繁电令先遣队北上

经福州、降虎恶战后,抗日先遣队到达闽东游击区,短暂休整后,在中革军委电令催促下,北上浙江的兰溪一带执行破路任务。9月初,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达闽北地区,且此时江西战势更加紧迫,“现在中央苏区周围的白军已由六十六个师、八个独立旅共三百二十个团(三月份后统计)加至八十个师、十二个独立旅共三百八十七个团,人数超过七十万......这一切形势,说明眼前敌人的进攻,已经是蒋介石企图总攻瑞金计划中的重要步骤。大战就在眼前,九、十月间将是决定胜负血战的重要关键。”眼见中央苏区危在旦夕,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立即向西突围,这样就亟须北上抗日先遣队加紧北上军事行动,以吸引与牵扯国民党军更大注意力。于是,9月4日17时,中革军委给先遣队发出重要电训令,而且要求其在以后一段时期内严格执行该电计划,电称:“七军团现已开始作战计划的第三步,要求工作依据彻底破坏敌后方和创建游击区苏区根据地两个中心任务;不要寻求红十军团及闽北分区帮助;广泛开展政治宣传;组织别动队破坏汽车路、铁路交通线及设施。”因此,接下来中革军委9月份的电令,基本上围绕北上破坏交通线这一中心任务。这项明细任务,以先遣队目前的实力状况实在难以完成,此时,先遣队已经过两个月长途征战,伤亡、落伍减员接近一半,缺粮、无补充兵员、无及时情报,且敌四十九师紧随其后,与抗日先遣队后卫部队时常发生战斗接触,使得先遣队难有喘息之机。

而后,中央代表曾洪易不愿意让部队北上浙西,产生了由闽北穿过碉堡封锁线到闽浙赣边区休整或者直接到皖赣边、皖南的想法。客观分析,从当时先遣队自身实力严重受损以及所处的位置来看,改变北出浙江计划,而经赣东北苏区直接开赴皖赣边、皖南,对于先遣队自身来说当然是最佳的选择。但中革军委之所以指令抗日先遣队紧盯住浙西南,是为其地处闽浙赣边苏区、闽北苏区外围,容易得到苏区支援,在不利情形下可就近退入苏区内部;又因为浙江境内公路、铁路便捷,浙赣铁路的杭江段已通车,城乡通讯比较畅通,先遣队所到之处距离杭州、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近,又由于浙江全省系国民党政权统治的核心地带,若部队在浙西地区活动,大张旗鼓、大声造势,必然能触及敌人敏感神经,扰乱国民党“围剿”部署,起到“调敌”的作用。所以,中革军委在给先遣队的电报中强调“在广大地段上破坏杭江铁路、调动敌人不是次等任务”,因此,一再态度强硬地要求先遣队无论如何一定“到位”,遂4次电令先遣队坚决执行北上的任务:9月9日,朱德致电先遣队:“我七军团不应再现地域停留休息,应即执行军委四号十七时电令规定的北上任务......不论突击堵截或尾追之敌,都不改变北上任务......”。10日上午,中共中央博古、周恩来致电曾洪易:“......你们应经过浦城、江山大道以东执行北上任务......”。10日上午,中革军委又急电:“七军团仍应执行原定北上任务”。13日晚,朱德再次电令先遣队:“七军团应迅速在清湖渡河,继续执行北上任务”。并要求攻下江山县城。

(三)挺进浙西执行破坏交通线任务

    在中革军委一再严令催促下,先遣队仅仅休整三天,不顾自身疲劳,由闽北浦城奔向浙西南的江山县。于9月15日到达常山县城附近,执行破坏杭江铁路、玉山公路交通的中心任务。此时浙赣铁路并未全线贯通,国民党浙江地方政府还在加紧赶筑连接江西的铁路线,如果建成,大批的军事物质和兵力将不断输送到“围剿”前线,中央苏区反“围剿”形势将愈加困难。抗日先遣队若切断该线路交通,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及其轰动效果料想必大,实现迅速调敌缓解中央苏区反“围剿”压力,最有效、直接、快速的方法莫过于此。由此不难理解,中革军委为何反复叮嘱先遣队前往破路炸桥,并且时刻关注先遣队执行任务的情况。但是,总计前后数次破桥炸路行动,都是因炸药不足或者技术条件问题,仅仅破坏了几小段铁轨和铁桥半座桥墩,加之敌军防守看护较严,大多指战员破路炸桥经验不足,未能达到中革军委要求在大范围破坏交通的任务。

先遣队袭扰常山县后,最后经大陈反击战,不得不离开杭江铁路线,拟北进遂安、淳安县,并于9月17日,致电朱德报告了执行破击交通线任务完成情况。但中革军委对先遣队完成任务情况并不满意,同日20时,朱德再次电令寻淮洲和乐少华执行破坏铁路任务:“1.在未执行军委给你们破坏杭江铁道及其附近公路的任务前,军委禁止你们继续北进。2.七军团主力应在现地域隐蔽集合,并应有充分作战的准备,根据我们给你的训令,应派出两个别动队,每队兵力一营,一个于常山衢州间破坏铁路,一个于江山衢州间破坏铁路。”

    但随后几天,由于敌军的追剿,先遣队再遇困难,此时全军只剩下3300人,其中轻重伤员五六百人,伤员无法安置,能参加战斗的也只有一千多人,国民党已有10多个团参与“围剿”先遣队,而且敌第49师、补充第1旅等部紧追其后,不到半天的路程。因此,曾洪易、寻淮洲、乐少华致电中革军委有意转向皖南地区。尽管中革军委于9月24日再次措辞严厉电训“七军团在浙境放弃了一切作战行动而向皖省的逃避,这很显然的不仅是没有执行军委的命令,而且对于军委给予的任务和对自己力量不可容忍的无信心......七军团应即转回至遂安西的地域,并消灭敌左纵队一团至二团的兵力......在遂安地域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但之后先遣队还是违背了中革军委指令继续奔向皖南地区,并于9月27日24时,致电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汇报了七军团目前所遇到的种种困境,提出“拟即向婺源以北之流口行动,以便找一适当地点休息而利截击”。

中革军委鉴于先遣队所处的困境,指示“七军团应即在浙皖交界开化、婺源之间山地休息......然后仍转回至屯溪、石门以西,执行军委给你们的原任务”显然,此次中革军委考虑到先遣队所遇的困境,允许其做短暂的休息后再执行原任务。9月30日,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综合各方消息,向中央和军委提出创建浙皖边根据地部队先撤至赣皖边活动一段时期的建议,最后提出“望中央及中革军委能予以充分同意,使我们在敌人严重进攻的环境下,能自动、机动的解决许多问题”。也许中共中央开准备主力红军战略转移,无法及时回电,直至10月8日,中革军委才电示同意北上抗日先遣队之前提出向皖赣边挺进的计划。

三、撤回闽浙赣苏区、结束作战计划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开始战略转移,中革军委在战略上更加需要先遣队从外翼牵制进攻苏区的北路敌军,策应中央主力红军转移,而且先遣队每天行动都要向中革军委报告。之后电示要逐步撤回闽浙赣苏区,增强反“围剿”军事力量,牵扯住北路更多的敌人。此时,敌四十九师、补充第一旅、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新编第七旅、独立第四十三旅和浙保、赣各一个团共十几个团的兵力,分成六路“围剿”皖赣边苏区及先遣队。10月底,先遣队摆脱追敌的纠缠进入德兴县苏区地界,进入闽浙赣边苏区,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组成为第十军团,统一接受中央军区指挥,至此,北上抗日先遣队也结束了红七军团阶段的行军作战计划。

部队稍微休整后,又奉命突破浙赣边封锁线,打出外线,先后在浙西、皖南、皖赣边活动,但此活动区域是国民党的心腹地区,围追堵截之敌遂将抗日先遣队实力消耗,致其战斗力锐减,特别是谭家桥伏击战失利,成了抗日先遣队失败的转折点,之后红十军团未按照中央军区指示分兵分路行动,执意要转回赣东北,最后兵败怀玉山。

结语

综上,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红七军团阶段,总计以数千的兵力,征战3200余华里,先后转战闽中、闽东、闽北,在福建境内时基本上按照中革军委的既定计划行军,军事实力保存较为完整。而后转战于浙西南、浙西、皖南、皖赣边广大地区,一路被敌尾追堵截,损兵折将,战斗力逐渐衰减。整个红七军团阶段,中革军委与抗日先遣队时常处于两难的境地。对于抗日先遣队来说,要服从大局,奋不顾身完成中革军委下达的艰难任务,自身势单力薄,孤军深入,常处于国民党重兵“围剿”,随时有可能被歼灭危险,行军过程中,基本上处于被中革军委“遥控”的状态,无法灵活机动地执行中革军委的战略战术安排,不得已多次违背中革军委的指示,疲于“自保”。而对于中革军委来说,为了摆脱第五次反“围剿”困境,让北上抗日先遣队走“险棋”到外线“造势”调敌,也是基于当时中央苏区的艰难处境,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经慎重考虑,即使成功概率很小,也未尝不可一试,放手一搏,但“棋子”本身不仅力量弱小并且不断被敌削弱,实在难以在“整盘棋局”中发挥大作用。所以无论是抗日先遣队还是中革军委其决策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重读这段史实,应从史料解析,把自己置身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客观地看待这段史实。无可争辩的是,北上抗日先遣队征战史及其创下的功绩,诚如粟裕所说“是一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英雄史”,永载史册。

   (作者单位:中共三明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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