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

近代中国，民族灾难深重。20世纪上半个世纪，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在前仆后继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同时，掀起了三次文化发展高潮。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反对封建旧文化旧礼教，为民族民主革命的新发展揭开了序幕。第二次是30年代前期的左翼进步文化运动，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政策，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为进步思想文化的传播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作了重要准备。第三次是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在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中国后，伴随着全民族的抗口战争，必起全民族的抗日救亡文化，为动员全民族投入抗战、打败口本侵略者积极呼号。永安抗战文化是全民族抗战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研讨永安抗战文化，我谈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一、永安抗战文化是全民族抗战文化的东南明珠

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队更加野蛮、残暴地入侵神州大地。为了使中华文明不遭毁灭，由北至南、先东后中的大片沦陷地区的著名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文化教育设施、新闻出版单位和其他社会团体，陆续辗转地向大西南和大西北迁徙。包括广大师生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的文化人十也随之西进。这是20世纪中华民族空前未有的“文化长征”。本来，中国西部地区就有辉煌灿烂的文化历史。但自唐代后期以来的千年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重心转向东南，自然环境日趋恶劣的西部渐渐地失去了它在国家发展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重要地位。全民族抗战的爆发，两部的地理优势凸显，日本侵略军的铁蹄难以践踏，从而成为中华文明的避难之所，也使西部文化的必盛繁荣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条件。中国文化重心的西移，除延安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文化圣地外，国民党统治区域形成了以重庆为主要代表的包括桂林、昆明、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的多个进步文化中心，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时蔚为壮观。

在中华文化重心两移的同时，东南战场曾短暂地形成了一些新的文化中心。如广州沦陷后，粤北曲江（今韶关）一度成为广东的战时省会和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随着一大批文化机关、学校团体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的迁来，这里也成了华南抗战进步文化的中心。还有浙江的金华、江苏的淮阴，曾都是战时省会，因而也一度是华东抗战进步文化的中心，但随着日军占领这些地方后，就丧失了中心地位。

与之相比，永安自1938年8月成为福建的战时省会外，作为东南战场前沿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长达7年之久，省内行政机关、大中专学校和文化团体等各种机构陆续迁来永安地区，相当一批教授、学者、专家和文化人士相继云集这个闽中山城。其中还有从港、粤、沪、苏、皖、浙、赣、湘、桂等地辗转而来的一些知名人士。由于党的统一战线的感召和地方党组织的大力推动，主政福建的国民党负责人实行一些开明举措，使抗日救亡文化在这里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据有关资料称，仅新闻通讯机构达4家、文化学术团体40多个、书店17家、出版社近40家、印刷所近20家。出版各种报纸12种、期刊杂志近130种，还有各类书籍800余种。当时，永安是个只有3万多人口的小县城，短时间内聚集这么雄厚的文化力量，无疑会成为东南战场前沿的进步文化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华文化重心西移后在东南一隅的抗战文化明珠。

二、永安抗战文化是党在改变国统区工作方针后形成的特定历史文化现象的突出代表

永安抗战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它在绝大部分时间的活动，既不是由国民党地方当局同中共地方党组织共同出面营造的，也不是由中共地方党组织直接领导推动的，主要是由隐蔽战斗在永安地区的共产党员、革命知识分子和爱国进步人士，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推进的。

永安成为福建战时省会不久，随着抗战时局急剧变化，国民党对共产党由联共、融共政策逐渐转变为限共、防共和溶共的基本方针。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也相应作了调整，采取长期埋伏、隐蔽精于、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策略，要求坚决地撤退已暴露的党员和干部，改变党组织与党员的联系方式，安排党员转入“地下”隐蔽地独立活动。驻在闽北的中共福建省委和设在南平的新四军办事处积极贯彻党的指示，引导开展隐蔽斗争。1941年1月皖南事变和1942年6月“南委事件”（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领导人廖承志、张文彬先后被捕，南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后，中共中央南方局通知南委所属党组织一律暂时停止组织活动，执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方针，充分利用合法的团体和组织，开展各种工作。当时在永安的共产党员有五六十人，除少数与福建地下党组织有联系外，绝大多数党员都是在暂停组织联系的情况下，通过各自的渠道，以各种合法职业为掩护开展工作的。他们广泛团结各阶层爱国进步人士，克服各种困难来推动抗战文化活动。

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报刊空前活跃。影响较大的报纸先后有《老百姓》报（5日刊）、《建设导报》(3日刊)和《民主报》等，以多种形式大量刊登宣传抗日、民主和评述国内外重要政治、时事等进步文章。刊物以《改进》和《现代文艺》月刊等最为突出。前者办刊强调以鲁迅“办刊物犹如推重车上峻坡”的精神，力求“对抗战和建国两重工作都能有些许贡献”。后者一个时期在邵荃麟指导下，先后由著名文化人王西彦、章靳以主编，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其战斗性、艺术性都堪一流，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刊物之一。二是出版盛况空前。近40家出版社所出版的读物种类繁多，发行量大，多数配合形势以抗日、民主、团结为主题，从各个方面反映社会现实。许多作品出自名家，文字酣畅，时代感强，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和较高的学术、艺术价值。如经济方面有马寅初、许涤新、千家驹、吴大琨等，政治、法律、新闻方面有邵力子、张友渔、张志让、章乃器、范长江、胡愈之等，哲学、社会、历史方面有郭沫若、冯友兰、费孝通等，文学艺术方面有郁达夫、柳亚子、茅盾、巴金、老舍、艾青、朱自清、许广平、夏衍、臧克家、萧军等共10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和作家的作品。因而，一时在国外也享有盛誉。三是戏剧演出空前频繁。戏剧团体有10多个，演出的剧目有200多种，深受群众欢迎的有《岳飞》、《郑成功》、《戚继光》、《卧薪尝胆》等，还有曹禺、丁玲、洪琛等人的著名剧作。他们除定期在永安举行公演和联演外，还经常配合抗战形势，深入战地、乡村宣传演出，足迹遍及八闽大地。1940年至1943年前后的3年多内，演出达700多场，观众有150万人次之多。这在大后方的其他地区也不多见。四是学校融入社会的宣传活动空前深入。抗战期间，从省会和沿海沦陷区迁入的大中专院校有10多所，形成以永安为中心的教育网和学校群。这些院校的广大学生，在地下党和进步老师的引导下，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如创办小型刊物、组织读书会和报告会，成立歌咏团等，走上街头、田间，教唱抗日歌曲，举行通俗演讲，进行专场音乐义演，宣传抗战形势，号召捐募款物等，空前地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

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对推进它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人物众多。但影响最大的，当数“湖北双星”：羊枣和王亚南。王亚南是湖北黄冈人，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的译者。他被聘为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使该所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阵地。他出版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一书，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特质和运动规律进行全面系统阐述，揭示了旧中国经济关系的本质，在国内外产生了深刻影响。他还出版了《社会科学论纲》和《中国经济思想评论》等多木著作，发表了近20篇论文。永安是王亚南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羊枣是湖北沔阳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到永安后被聘为福建省政府参事等职。他学识渊博，才华过人，不但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军事评论家和新闻记者，而且是精明干练、激情四溢的社会活动家。他忘我工作，既不断给多家报刊撰稿，又定期给永安各界讲演国内外政治军事局势。他利用在美国新闻处兼职和精通英文的条件，撰写大量的时事军事评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和同盟国双方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对战争全局和欧亚各个战场的战略战役态势，进行了深刻剖析和精辟论述。他在其创办的《国际时事周刊》的10个月间发表了54篇论文，达40万字。文章以笔锋犀利和富有远见，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周扬称赞他道：羊枣到永安，使东南文化界为之一振，出现了蓬蓬勃勃的进步活跃局面。羊枣呼吁民主、进步的活动，遭致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入狱，被虐致死。消息传出后，上海各界召开由郭沫若主持的千人追悼大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陆定一代表中国共产党悼念羊枣的挽联写道：“新闻巨子、国际专家，落落长才惊海字：缧绁蒙冤、囹圄殒生，重重惨痛绝人寰”。

三、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凸显全民族抗战文化的台湾情结

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台湾的绝大部分同胞是由福建迁去的，因之闽南话成为台湾“官话”。自甲午战后，台湾长期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抗战峰起，台湾同胞连绵不绝的抗日斗争进入新的阶段。他们的斗争与祖国的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8年抗战期问，有5万多台胞奔赴祖国大陆，投身子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伟大斗争。他们或前往解放区，直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或根据党的领导在国统区甚至沦陷区进行抗日活动。

这里要特别讲到的是“台湾义勇队”和“中国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党部”在永安的活动。它们的活动凸显了全民族抗战文化在永安的台湾情结。

首先是由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辗转大陆一些地区，包括到永安进行的抗日活动。李友邦是台湾台北县人，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光复台湾的抗日斗争。1939年春，他在浙闽两省政府的支持和中共浙江省委的具体协助下，召集浙闽台胞在金华成立有200多人的台湾义勇队，与这两省驻军和民众一起抗日。1940年11月，他由浙江抵达永安，视察台胞在闽的抗日救亡活动。他领导的台湾少年团又于1942年4月来永安，通过广播电台广播、发表演说和组织合唱等形式，积极宣传抗日。是年内，台湾义勇队迁至闽境作为长期活动的基地。这为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增添了色彩。其次是以台湾彰化人谢东闵为负责人之一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党部迁来永安。中国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党部的前身是1941年2月成立的以台胞为主的台湾革命同盟会。在吸纳和联合多个台胞团体后更名为台湾党部筹备处。1943年春，为加强工作，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党部．11月进驻永安。到1945年10月的两年间，台湾党部在这里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光复台湾的活动。它们与省政府共同相继举办了纪念“六一七”台湾沦陷(即甲午战后，日本侵略者于1895年6月17日正式开始统治台湾)49周年、50周年纪念活动。其宣传大纲明确指出了“中国与台湾之不可分裂性”和“收复台湾之决心”。活动还打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胞是中国的同胞”“纪念‘六一七’要誓死收复台湾”等宣传标语。这些充分体现了国共两党的共识。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党部还举办台湾史料展览，召开在永安台胞座谈会，创办《新台湾》和《台湾研究季刊》杂志，编撰“台湾问题丛书”等。它们通过这些活动，系统地介绍台湾的历史和现状，研讨发动民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策略，赞扬台胞刻苦耐劳、勤勉奋斗、敢于斗争的精神，揭露日本殖民主义在台的暴行，不但加强了国人对台湾的认识，激发广大民众爱国抗战热情，而且为政府接收和建设台湾提供重要参考。在抗战胜利前夕，谢东闵作为台胞唯一代表，于1945年5月从永安赴重庆出席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抗战胜利后，台湾党部全体人员由永安赴台参加接收工作。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有着丰富的台湾抗战文化内涵。

永安抗战文化是部厚重的书，对全民族抗战文化有特殊贡献。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深入发掘它为经济社会服务的历史资源，弘扬抗战精神，进一步促进海峡两岸经济文化广泛交流，有许多历史经验是可资借鉴的。

（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文章摘自《三明党史》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