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宜峻 张华

一张泛黄陈旧的毛边纸，虽已残损破边，但“干谷一百斤”等字迹清晰可辨，“财政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两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两枚印章尤为醒目。2021年4月25日，清流县里田乡文化工作的退休干部罗文森来到里田乡政府，向大家展示了一张他珍藏多年的“红军临时借谷证”。

这张“红军临时借谷证”长16.5厘米，宽10.5厘米，采用红褐色油墨印制，加盖红色印章。票面上端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谷证”，票面中间注明了红军借谷、还谷或还款等有关要求及事项，并盖有主席毛泽东和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林伯渠的印签。

罗文森介绍，20世纪70年代末，他曾从当地村民那里收到两张“红军临时借谷证”，都上交给有关部门了。罗文森展示的这张借谷证，是他从洋坊桥头村村民罗敬火手里花了20元“买”下的。当时，罗敬火告诉罗文森，他的婶婶是在1960年饿死的，这张借谷证是他的婶婶临终前交待他的唯一“财产”，并叮嘱他用心保管好。罗敬火还对罗文森说，1930年1月朱德率红四军经里田打了“锅蒙山战斗”后不久，里田李坊农民即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起清流县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罗敬火的家族里，当时有好几个人参加这次李坊农民暴动，罗敬火的叔叔罗光毅后来参加了暴动成员之一罗春苟组织的李坊乡贫农团组织。

“红军临时借谷证”是苏区时期非常特殊的历史票证，当我们对这张陈旧的借谷证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考证后，发现这张小小的票证背后竟然深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革命故事。

1933年9月，国民党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第五次“围剿”。随着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步步推进，革命形势越来越严峻，苏区域内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苏区粮食及各类物资越来越紧缺，征兵筹粮越来越紧迫。此时，粮食已经比金钱更为重要。为突破敌人“围剿”，苏区中央政府一方面广泛开展“扩红”运动，试图打造“一百万铁的红军”，以争取反“围剿”的胜利；另一方面，积极筹粮，通过开展查田运动，节约运动，借谷运动，秋收保卫运动和发行经济公债，征罚各种税赋等方式来不断征集粮食，强化战略物资储备。作为中央苏区“东方堡垒”和前哨阵地的清流由此成为第五次反“围剿”重要的粮食征集储备基地。

红军在行军途中遇到库存粮食不足时怎么办？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1军团、红9军团等主力红军多次行经往来于清流，红军因为执行紧急任务，带的粮食通常不足，需要在沿途取得粮食补给，而清流又没有设立政府粮食仓库或中央粮食调剂局等，只有通过向群众借谷。

针对这一问题，当时红军推出了“红军临时借谷证”的办法。据《红色票证》一书介绍，1933年9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发出第13号通令，其中第五条规定：红军流动部队，因时间关系，所过地方，仓库存谷不够供给，因临时不及向支库领取发谷凭单时，得用临时借谷票的方法。

根据这一规定，红军向群众或粮食消费合作社（当时清流县长校江坊村柳恕娄谦堂就设立了粮食消费合作社）借谷，需出具借谷证。“红军临时借谷证”便是专门发给红军流动部队临时紧急行动中沿途取得粮食使用，面额有五十斤、壹佰斤、伍佰斤和壹千斤四种，具有使用对象的特定性和使用性质的临时性及使用地点的不确定性，所以其借谷对象很多是个体群众。

细细品读这张小小的“红军临时借谷证”，可以充分了解当时红军征粮工作的极端紧迫性和重要性。

“红军临时借谷证”票面中间的说明有三条：此借谷证，专发给红军流动部队，作为临时紧急行动中沿途取得粮食供给之用；红军持此借谷证者，得向政府仓库、红军仓库、粮食调剂局、粮食合作社、备荒仓及群众取谷子，借到后，即将此证盖印，交借出谷子的人领去；凡借出谷子的人，持此借谷证，得向当地政府仓库或分支库领还谷子或打价还款，但证上注明在甲县借者，不得持向乙县领取。“领还谷子或打价还款”的历史背景，反映了当时极为紧迫的征粮筹粮形势，也反映了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苏区人民不仅把自己的丈夫与子女送到炮火连天的枪林弹雨中去，还勒紧裤带吃糠、吃粥，吃杂粮和野菜，把仅有的粮食节省下来支援红军无异于割股奉亲的奉献精神。

从这张“借谷证”票面下端加盖的印章分析，我们寻找到了当年借谷红军队伍的一丝线索。该票证下端一棕色方框内，写有“此借谷证已在  县  区向  借得谷子由领谷机关在此处盖印为证”，并加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二师第六十四团司令部印”方形印章，说明这张借谷证应该是在1934年5、6月后，红军22师64团经行清流里田时向群众借谷留下的收据。

红军独立第22师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钢铁军队。为迟滞国民党粤军向北推进的进程，保卫红都瑞金的安全，1934年4月，红22师在中央苏区南大门的筠门岭与国民党粤军三个师进行激战。此战，红22师损失过半，筠门岭失守。随后，红22师退向站塘，并行经清流转战闽西其他战场。这张“红军临时借谷证”充分证明了红22师64团在清流里田等地活动期间，曾向当地群众借干谷若干这一不争的事实。1934年10月，中革军委将红军独立第22师划归红9军团建制，下辖64、65、66共3个团。64团团长帅荣是湖北省黄梅县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罗文森介绍说，当年里田一带兵荒马乱，很多田地无人耕种，加之粮食产量极低，老百姓自己都吃不饱，但他们却毫不犹豫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借给了亲人红军。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清乡运动，残酷报复曾将谷子借给红军的群众。在清流里田现身的这张借谷证，其最早的主人罗光毅就曾遭到了国民党的迫害。

这张小小的借谷证充分体现了当年红军部队的有诺必行的诚信品质。当红军流动部队向群众经济组织粮食合作社及群众借谷时，政府就已充分考虑到将来向持证者归还谷子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落实当年红军的承诺，兑现了群众手中持有的大量借谷证，有的得到了超出借谷证上借谷数量甚至是翻倍的兑换，也有的折领现金，这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巧取豪夺、无偿征用老百姓的财物有着天壤之别。

清流里田现身的这张“红军临时借谷证”未加盖“兑讫”“注销”“附件”等印章，显然是一直在群众手里保存或藏匿起来的，是收藏界所说未兑换之票，更显珍贵。罗敬火的婶婶生前一直小心地珍藏这张借谷证。她常对家里人说，当年，红军不惜牺牲为贫苦人打天下，向我们家借点谷子，如今人民解放了，怎么好意思向政府要呢。罗敬火的婶婶在20世纪60年代大饥荒时期死于饥饿，但在那么艰难的时刻，她也始终没有据此向政府提出半点哪怕是份内的要求。

“红军临时借谷证”是第五次反“围剿”后期和游击战争初期红军部队向群众出具的非常珍贵的红色历史文物，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从始至终对群众言出必行、有诺必践的至诚品质，代表着苏区人民与红军始终鱼水同心、同甘共苦的革命真情。虽历经80余载，如今这张票证上的红色印章依然鲜红如初，正如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始终不变。

（作者单位：中共清流县委党史方志室、清流县政协文史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