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战争的性质及其严重的不对等性，决定了中国必须最广泛地发动民众，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才有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才有可能不被亡国来种、捍卫主权。所以，及早广泛地唤起民众，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走向具有重要的影响。

永安市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指挥部旧址——树荆堂

一、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时代最强音

俗言道：怕贼偷更怕贼惦记。自近代以来，日本这一资源严重匮乏的弹丸岛国便死死地惦记着中国。先是侵吞了中国的台湾，而后以此为跳板对中国虎视眈眈、步步入侵，谋划着鲸吞整个中国的阴谋。不幸的是，此时的中国却忙于不停的内战，各路的军阀依仗手中简陋的武器只会对人民耀武扬威，殊不知仅一海之隔的日本军国主义不仅已经将军队武装到牙齿，而且把中国的老底摸得一清二楚，日军所绘的地图比中国自己还要精准，连哪个村中有一口井都赫然于地图之上。1927年当年蒋介石策划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之时，日本政府却已在忙着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中国并没惹日本之意，更无惹日本之力，日本为何要忙于制定对华政策纲要，其实是研究侵华阴谋。果然，会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就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一份田中奏折呈送天皇，奏折的核心就是确定了先独占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扩张政策。

1931年，日本急不可耐地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仅在短短4个多月内，就占领了中国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并成立了伪“满洲国”。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后，又得寸进尺进攻中国的中心城市上海。日本侵略者亡我之心已是昭然若揭，正如《义勇军进行曲》所发出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此民族陷入危亡之际，作为中代表的国民政府理应将真相告知民众，领导民众奋起抗敌以维护国家主权。但是，忙于内战的国民政府一方面奉行不抵抗政策，另一方面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主张“先清内匪再言抗日”，不仅调集几十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而且对宣传抗日的爱国运动进行镇压。一边是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一边是国民政府的一再退让，如此下去中华民族的命运可想而知。此时必须有一个政党挺身而出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将民族危亡的真相告知民众，并高举起抗日大旗，唤起民众奋起抗战。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中国共产党不愧为由中华民族先进分子组成政党，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当中华民族面临外敌入侵时，总是旗帜鲜明地主张对敌抗战，以挽救民族的危亡。九一八事件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于1931年9月20日就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陆海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11月27日，刚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发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特别是在国民政府尚期盼“国联公理处断”之时，中国共产党就识破所谓国联的本质，抛弃幻想，于1932年4月15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中国共产党所发表的宣言是当时积弱中国的最强音，表明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与敌作战的决心和信心，对于饱受外来侵略者蹂躏压迫的中华民族和压抑沉闷已久的九州大地，起到了一种久违的振聋发聩作用。在屡遭处敌入侵而今又强敌企图亡我中华之际，需要有一个力量发出抗敌的强音，给中华民族注入抗敌的信心和决心。

吴地苏维埃政府、永安第一个党支部旧址红军标语

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双重历史使命

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反“围剿”斗争的同时不忘抗日救国。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如果因遭外敌的入侵而亡国亡种，人民解放也就失去最基本的基础，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的条件下，必须将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并举。所以，即便是在反“围剿”斗争进行正酣之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依然发表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即1.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2.立即保证民众的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3.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从三个条件的内容来看，除了“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这一前提外，核心的内容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条件最为迫切的唤起民众和武装民众的问题。尽管由于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封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言的影响面尚很局限，但依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实际和作用，本是被蒋介石派去“围剿”中央红军的十九路军就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红军签订了互不进攻的协定。

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中国革命面临发展方向和历史方位新的选择之际，中共中央决定抽调主力红军一部，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组建和派遣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初衷来看，很明显北上抗日先遣有着双重的历史使命，即既有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队，配合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作用，也有北上抗日的明确任务。

在中共中央关于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训令中，明确指出“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与福建的进攻，为了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与开展革命的民族战争，为了揭破‘红军捣乱后方’、‘中国无力抗日’等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决定派遣部分队伍组织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其主要任务之一，是“最高度的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更是明确表明：“在日同国民党匪军的优势兵力残酷战争的紧急关头，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只要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接收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那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在全面抗战的局面尚未形成之时，要求北上抗日先遣队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越过大片的国统区实现对日直接作战显然是不现实的。更为实际的是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发挥宣传抗日唤起民众的作用，这对于由于国民政府无视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和行动，依然还被内战的阴影所笼罩的中国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中共中央在训令中所指出的，北上抗日先遣队“肩上放着郑重与光荣的军事政治的任务……，政治的任务是更加重大的。”首要的任务是“在党的澈底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之下，宣传、发动、组织最广大的群众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日反帝的民族解放斗争（罢工、抵制及没收日货、组织民众的反日义勇军等等），扩大与提高福建浙江及一切自己行动及其周围的区域的群众的反日斗争到武装民众的民族战争高点。”

由此可见，不能因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未能实现对日的直接作战，而淡化甚至忽视北上抗日先遣队双重任务中北上抗日的重要部分，相反，北上抗日先遣队所打出的抗日旗帜，对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宣传抗战、唤起民众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青水乡沧海畲族村龙长坊标语：（一）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武装！（二）贫苦工农自动起来当红军！

（三）农民起来实行土地革命！（四）勇敢坚决的工农当红军去！——红军（11）宣

三、标语在北上抗日先遣队宣传抗战唤起民众中的重要作用

正由于担负着双重的历史使命，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善打硬仗、屡屡战功的红7军团组成，全军约6000人，同时还带着《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文告160万份从瑞金出发，向闽渐赣皖地区进发，开始了特殊且艰难的征程。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进入国统区后，即开始采取各种方式开展抗日救亡唤起民众的宣传。

采取各种形式最广泛地宣传和发动民众，历来是我们党开展革命斗争并能以少击多、以弱胜强的重要法宝。在各种形式的宣传中，标语以其言意赅、朗朗上口、便于传诵、感召力强的特点，一开始就成为开展宣传教育、发动民众最为便捷、最为普遍采用的手段。特别是在红军行军打仗过程中，始终是走到哪里，打到哪里，革命标语就写到哪里，正如史料所记载的，“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为此，称“标语是红军的第二武器。”由于北上抗日先遣队所担负的特殊的使命，使之“第二武装”的作用更显得突出。当时中共中央给北上抗日先遣队所下达的任务中，就明确要求“应该利用抗日的口号用一切方法（传单、火线上的喊话、对俘虏兵的宣传及动员当地的居民等）去瓦解国民党的军队，号召他们的拒绝与红军作战并加入与联合红军抗日先遣队共同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

北上抗日先遣队大规模的宣传是从福建的永安开始，为了不过旱暴露部队的意图和行踪，之初红军的行动尚处于秘密的状态。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此时，行军至福建永安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便开始启动大规模的宣传行动。这与目前在永安的偏僻小山村中就发现上千条红军标语是相互印证的。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提出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5项主张，即1.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东三省、热河、内蒙古、华北、福建以及全中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辱国的中日交涉，反对承认满洲伪国，抛弃对帝国主义强盗集团国际联盟以及美帝主义的幻想；2.立刻宣布对日绝交，宣布《塘沽协定》与一切中日秘密条约的无效。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刻停止进攻苏区与封锁苏区，使工农红军能够完全用来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八点；3.号召全国民众将国民党军库中兵工厂中所有武装以及一切入口武装来武装自己，组织民众的反日义勇军和游击队，直接参加反日战争与游击战争；4.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汉奸的一切企业与财产，停止支付一切中日债款本息，设施累进税，并将国民党全部军费拿来作为反日经费；5.普遍组织民众反日团体，如反日会、抵制日货委员会、募捐帮助义勇军与红军委员会，以及各种反日的纠察队、破坏队、交通队、宣传队、运输队等。吸收广大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幼、宗教信仰、治政派别到反日团体中来。用罢工、罢课、罢市、罢商与示威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政府和卖国投降。在永安发现的众多红军标语中，可以发现许多标语的内容与《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所提出的5项主张相吻合。如“北方的白军兄弟，日本人正在奸淫你们的老婆、妈妈、姐妹们，你们马上开回北方打日本”，“北方的白军兄弟，日本人正在屠杀你们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请马上开回北方打日本”，“援助东北抗日人民革命军和义勇军”，“白军官长弟兄的，打不倒日本，中国永远不太平”、“白军弟兄们，国民党把北方出卖给日本人了，宣统皇帝快要进门了，中国军队已经撤回，要亡国了，马上开回北方打日本”等等。

由此可见，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牵制和调动国民党军队、配合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同时，担负着宣传抗战、唤起民众的重要任务。从《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所提出的5项主第来看，这些主张在全面抗战局面尚未形成之时，对于宣传抗日唤起民众，促进全民族的全面抗战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永安发现的大量北上抗日先遣队当年留下的标语，可以印证了北上抗战先遣队在征战的途中进行了大量的抗日宣传，书写张贴抗日标语是其宣传的一种重要手段，对于在沿途“动员当地居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标语作为红军的第二武器作用，再次在宣传抗日、唤起民众中发挥出巨大威力。

青水沧海龙昌坊红军驻址标语群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