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怀丹，原名裘东莞，1908年10月27日生于山东沂水县。1925年9月在山东济南女子中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到上海闸北区团委秘书处工作，同年12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7月转为中共党员，同年8月回国后在上海工厂开展工人运动时被捕，不久获释后，党组织派她到厦门编辑党刊《福建红旗》。后因党组织被破坏而转到印尼，化名谢芳，在苏门答腊亚萨汉培善学校教书，并参与创办革命刊物《赤潮》，1933年5月被荷兰殖民当局逮捕，1934年初被“押解回国”，途经香港时与其他8位难友一起逃脱，一个多月后，辗转到泉州与泉州特别支部党组织接上关系，她化名王文英，在塘头乡、林口乡、岭兜乡等地创办小学和农民夜校，宣传革命真理和妇女解放。1936年撤到厦门，任《江声报》编辑。七·七事变后，担任中共厦门妇女支部书记、“厦门抗敌后援会慰劳工作团”团长、《抗敌导报》编委，从事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5月，厦门沦陷后，碾转泉州、建瓯，江西上饶等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2年夏，日寇沿浙赣路西侵，上饶沦陷。

谢怀丹几经风雨，始终初心不改，她是我们心中最美的抗战文化战线上的女斗士。

上饶沦陷后，谢怀丹随夫赵家欣携二子从江西上饶撤退入闽，经崇安、建阳、建瓯、南平，历尽艰辛来到福建永安。先后在《民主报》、《建设导报》社和《民意》杂志社任编辑，为各报刊撰写宣传抗日的文章。

1944年8月，经羊枣推荐她进入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具有丰富编辑经验和善于写作的谢怀丹得以发挥特长。她积极协助羊枣编辑《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先后发表了《一九四四年的太平洋战场 》《一九四四年的欧洲战场》《旧金山会议纪要》等论著。同时，她还主动收集资料，每期编辑约1800字的《世界大事记》登在该刊12版上。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编年史料，取舍严谨，编辑独出心栽，极有参考价值。当年曾在社科所任经济组长的章振乾回忆说：“怀丹同志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工作者。王亚南来到研究所创办《社会科学》季刊，发表研究人员的著作，按期征稿，出版发行。在他任内，每期头一个交稿的几乎全是谢怀丹。她原是《国际时事研究》的编辑，羊枣是主编，习惯于在家写文章，很少来所办公。一切编辑、油印和校对等等，都落在怀丹和李达仁同志二人身上。怀丹家有丈夫、儿子，没有条件请保姆帮助，一大堆家务事压在她的身上，除了岗位工作，又有社会工作。为了宣传抗日救亡，经常为永安《建设导报》、《联合周报》写文章。此外，她还担任《民主报》社论的撰写人。尽管她那么忙，但却是勤勤恳恳的工作者。”这时，谢怀丹为《社会科学》写了七篇研究东南亚各国的颇有份量的文章，还为《建设导报》、《民主报》、《联合周报》撰写论文，为《国际时事研究》周刊撰写国际评论。

然而，就在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永安大狱”事件，1945年7月12日开始实施大逮捕。这时，谢怀丹的处境十分危险，但她不顾个人安危，想方设法通知有关人员转移、隐蔽。7月12日，她得知“特务在研究院查问李达仁”的消息后，急忙赶到城里通知李达仁，又赶回家收拾书籍，把朋友往来的信件塞进炉子烧掉。当她得知李达仁已躲在他的湖南同乡欧化群家时，即与欧化群、赵家欣、叶康参商量，帮助李达仁化装成回湖南的退伍老兵，逃出永安，但没有成功。

羊枣、李达仁被捕后，《国际时事研究》已人去楼空。谢怀丹在躲躲闪闪地过了几天深居简出的生活后，她冒着风险又到研究所去继续上班，打听消息，跟余志宏、郑书祥交换一些情况。研究院的隔壁就是省政府调查室（一个特务机关）。谢怀丹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一文中回忆道：“我们正谈着话，突然，对面小山上人声嘈杂，我和余志宏走到窗前往外看，只见一个身穿白色衬衣和睡裤的人正往山下飞奔，后面一群人大声叫喊着追赶。这时，楼上也有两个人拿着手枪下来参加追捕。那逃跑者跑到田里被捉住了，接着被关进对面山头的小房间。这时郑书祥也来到窗口，我们三人都看清那个被抓的逃跑者就是李达仁。”原来李化装成“湖南老兵”在路上被捕，后关在研究院对面小山上的小屋里。他瞅准了一个机会逃跑，可惜没有成功。

过了一个星期，叶康参在上班的路上也被捕了，谢怀丹家的气氛更为紧张。赵家欣要她到城郊蔡淑惠家里躲一躲。蔡曾是“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团员，是谢怀丹的老战友。

当时，王亚南、余志宏、赵家欣、谢怀丹等人，都做好了被敌人逮捕入狱的准备。

但不到一个月，抗战就胜到了。

随后省会即迁回福州，谢怀丹也于1945年10月离开永安前往福州，仍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解放后，1951年起，谢怀丹连任福建省妇联副主任、省政协常委三十余年。在省妇联工作期间，她不畏艰苦，克己奉公，平易近人，谦虚谨慎，钻研业务，工作勤奋，深入基层，联系群众，为开展福建的妇女工作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她的高尚的品格，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

（故事整理：马勋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