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闽中山城永安,是福建的临时省会。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大片国土沦丧;上海、南京相继失陷;东南沿海亦遭日军铁蹄蹂躏。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于1938年5月内迁永安。

随着省会搬迁和厦门失守,不少行政机关、大中专学校、文化团体等各种机构,陆续向永安及其附近的山区疏散。东南沿海沦陷区的一些大专院校,如苏皖临时政治学院、暨南大学、东南联合大学等亦先后迁到福建内地。顿时,官佐幕僚。豪绅政客和公教人员接踵而至;不少教授、学者、专家和文化界爱国人士也相继云集永安。其中有先后从港、沪、粤、苏、皖、浙、赣、湘、桂等地辗转来闽的一些知名文化人士。一向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永安山城,此时不仅成为福建战时的政治中心,而且成为我国东南半壁的文体人士荟萃之地。

永安进步文化活动随着民族解放战争而艰难行进。在7年多的战斗历程中,尽管激烈曲折,有起有落,但始终坚持斗争,一直战斗到抗战胜利。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8年5月至1942年底,是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形成、发展时期。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大批文化工作者在全国“文传,报道前线抗战消息,反映人民大众生活的斗争,揭露社实,以大量的,小型的,大众化的文艺作品和戏剧演出宣协”的号召下,深入前线,农村和内地,通过较多地接触现会黑暗现实,使进步文化活动同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借以唤醒民众,促进民族意识觉醒,并使他们认清形势,树立必胜信念。这期间,尽管经历了国民党两次反共高潮,但以地下党领导的《老百姓》报为先导,以改进出版社为中心的进步文化活动,得到了人民群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广泛支持,仍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老百姓》报(五日刊),是1938年6月省会内迁永安后创办的。主编陈培光,发行人章振干、季永绥。陈培光当时是中共党员,他利用在省教育厅任职的方便,组织进步青年陈启肃、高时良、林浩藩、徐君藩、卓克淦、茅乐楠、姚勇来,沈娠璋,徐君梅等参加编辑。始为八开单版,仅油印数百份。后因销数激增,经多方自筹经费,从第13期起改为铅印的四开二版。中共南平工委成立后,该报由工委直接领导,并迁往南平(社址及联络仍在永安),由叶康参、叶文煊先后负责编印,发行量达5000份左右。该报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文章短小通俗,观点鲜明。“在荒芜的本省民众读物中，是一株最早萌芽的茁实青苗”,“处处表现其日趋繁荣蓬勃的气象”(徐君藩:《介绍几种优秀的民众读物》，登1939年3月8日《民教指导》第14期)。由于该报政治倾向进步,很快引起国民党顽固派注意,发行和编辑人员几次受到威胁警告。1939年11月该报为纪念孙中山诞辰发表一篇“谈话”,痛斥汪伪之流投降卖国行径,为顽固派所忌恨而终于被迫停刊。该报虽然存在不足一年半时间,但它打破了永安当时沉闷窒息的空气。犹如甘澍滋润着久旱的土地和人民的心田,其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这一阶段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是改进出版社。该社创办于1939年初,社长兼发行人黎烈文是30年代蜚声文坛的左翼作家、翻译家。在黎的惨淡经营下,该社先后编行6种固定期刊,出版8大丛书和单行本共100余种。在其鼎盛时期,一年就销行本版图书杂志377000多册,外版图书杂志38800册。省内设有3个营业处,3个总经销处,省外往来同业有300余家(据《闽政三十一年》统计)。象这样规模的文化出版机构,在抗战时期的国统区,确是不多见的。

改进出版社编行的6种固定期刊,各具特色,以《改进》和《现代文艺》成就最为突出。

《改进》半月刊(后改月刊),是个综合性刊物。1939年4月1日创刊,1946年7月25日终刊,是国统区坚持时间最长的期刊之一。先后由黎烈文、沈炼之等主编。第七卷后由倪师坛、郑庭椿编辑。前后担任编委的还有吴郎西、陈东帆、周学普、陈建民、王西彦、周玉津、董秋芳、叶培馨等。该刊的宗旨是“配合长期抗战需要”,建立一个“推动内地文化的据点”,并以鲁迅“办刊物犹如推重车上峻坡”的精神，力求“对抗战和建国两重工作都能有些许贡献”。由于黎烈文的声望和同人的努力,该刊办得很有特色。除“尽量提供一切和抗战有关的材料”外,也“不忽略各种专门学问的研究”。前后发表的作品,多出自名家手笔,影响甚大。黎烈文撰写的“半月谈话”,短小精练,针对现实,或评或议,鲜明有力。在抗战发展的不同阶段,先后编了不少特辑、专号,集中介绍或评述国内外政治、军事局势,使人认清形势,坚定信念。该刊的一个显着特点是,译作占全部作品的47.5%(共640多篇)。除大量反映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外,还以相当篇幅译介各国进步作家、学者的生平和著作,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罗曼罗兰、迭更司等,刊登了不少斯诺、斯特朗、史洙特来等人的作品。这对于扩展读者视野,激励民族精神,繁荣文学创作,活跃学术气氛,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其中介绍苏联卫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文章,近达百篇,还精心编出了“苏联建设介绍”专号。编者指出“苏联的人民能够从内忧外患中克服一切困难，建立现在这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止有着热烈的叹赏,同时还要知道虚心的学习。”这同国民党顽固派当时的反苏论调正形成强烈的对照。《改进》发表的文艺作品也占了一定篇幅。特别是《现代文艺》停刊后,增辟了“文艺栏”,不久后由王西彦主编“文艺副刊”。曾先后发表巴金,艾芜、邵荃麟、章靳以、聂绀弩、葛琴、孟秋江、藏克家、徐中玉、季羡林、公盾等名家的文艺作品和文学理论,有一定的影响。

改进出版社还先后从省教育厅接办《现代儿童》《现代青年》和《战时民众》3种期刊。

《现代儿童》(月刊),从1939年9月16日接办,至1946年7月15日终刊,与《改进》相伴始终。先后由张文郁、葛琴、柯咏仙、许粤华和郭风等主编。该刊内容浅显通俗,栏目众多,图文并茂。曾连续报导厦门儿童救亡剧团演出动态,登刊过著名儿童文学家贺宜,福建作家郭风等人的童话作品,很受少年儿童喜爱。

《现代青年》(月刊),从1939年11月10日起接办,至1942年12月停刊,先后由陈东帆、卢茅居、卓如、陈培光,赵家欣等人主编。该刊以中学生和知识青年为主要对象。内容以宣传抗战为主,兼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常识。主要撰稿人有黎烈文、卢茅居、陈培光、赵家欣、高时良、陈范予、王西彦、陈友琴、沈炼之、傅依凌,施寄寒,杜菱等。邵荃麟,光未然、章靳以也常在该刊发表文艺作品。该刊的“青年园地”，曾先后刊登80多位青年作者100多篇文艺作品,并举办征文竞赛,对鼓励青年创作热情,培植文艺新军,起过一定作用。

《战时民众》原为旬刊,1940年1月改进出版社接办后改为半月刊,姚勇来主编。到1941年9月停刊,后改出单行本。该刊内容通俗,适合农村宣传和民众品味,常报导抗战时事新闻、人物传记、故事、以及评话、活报剧、街头诗漫画等。1940年4月编出“讨汪特辑”,挞伐汪伪之流,在民众中影响颇深。

改进出版社于1940年2月创办的《战时木刻画报》,是份颇具特色的通俗画刊,主编江则明、萨一佛。作品有木刻、漫画,故事画、连环画等。主题鲜明,形象生动。丁明根据谷斯范原著设计的连环画《新水浒》,影响较大。该刊到1941年9月停刊,后改出单行本。

改进出版社的期刊中,战斗性最强、艺术性较高的是《现代文艺》月刊。该刊于1940年4月25日创刊,1942年12月25日终刊。先后由王西彦、章靳以主编。该刊是一份纯文艺刊物,发行量达一万份左右。它的创办并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刊物之一,与邵荃麟的指导,关怀是分不开的。邵当时在浙江担任党的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他向黎烈文推荐王西彦来永安开辟文艺阵地,目的是“尽可能地利用国民党的刊物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王西彦《(现代文艺)与邵荃麟》)创刊号和最初几期的稿子,亦多由邵亲自组稿后从浙江寄来永安。该刊问世后,邵曾寄来一封短论(登《现代文艺》一卷二期),表示祝贺,并给予很高评价。说它“不仅可以跟全国各大文艺刊物匹敌一下，而且有些地方还显出它的特色”。邵还对该刊内容提出四点希望:“一、保持每期都有西洋文学理论和作品的介绍”;“二、保持每期权威性的理论文章”;“三、添加文艺批评与介绍,特别是对东南作品的批评与介绍,并注意新作家的提拨。”;“四、短论中各问题的提出应与全国文艺运动取得一致”。这些意见,对该刊后业的发展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和影响。1940年6月前后,邵荃麟因中共浙江金衢特委被敌破坏,偕同夫人葛琴辗转来到永安,在这里蛰居约半年,先后发表不少文章和著作,对改进出版社(包括《现代文艺》)的工作有过一定帮助和影响。

因此,《现代文艺》在文艺理论建设上的成就特别突出,也是该刊战斗性强的一个重要标志。该刊前后发表的文艺理论文章达60多篇，紧紧围绕当时全国文艺界争论的“民族形式”、“文艺大众化”及“暴露与讽刺”等问题而展开。冯雪峰、张天翼、欧阳凡海等都发表过很有见地的论文,有较大影响。该刊的“短论”栏,多由王西彦、卢茅居等人撰写,针对当时论争问题,有感而发,旗帜鲜明。皖南事变后,短论栏被迫取消,他们又以杂感、书评等形式继续开展文艺界的思想斗争。与此同时,对梁实秋等人鼓吹的“与抗战无关”论,以及为法西斯特务政治张目的“战国派”文学逆流也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指出“与抗战无关”的实质就是投降。警告那些所谓“纯艺术家”和“第三种人”,不要重蹈苏汶、周作人堕落附逆的复辙(杨洪《关于形式主义》)。指出陈铨的《野玫瑰》是“抗战以后最坏的一部剧作”,“在意识上它散布汉奸理论,在戏剧艺术方面,它助长了颓废的、伤感的、浪漫蒂克的恶劣倾向”(谷虹《有毒的(野玫瑰)》)。有些文章还联系斗争现实,抨击了国民党的反动文艺政策,呼吁给予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的正视,独立的思考,大胆说出真理”的“言论思想的自由”(维山《文艺与政论》)。

《现代文艺》创刊以来先后发表中短篇小说80多篇，报告通讯40多篇,散文60多篇,新诗百余首,外国作家作品译介30多篇。其中不少出自名家手笔。这些作品都从广阔的背境上艺术地再现了抗战时期丰富多样的现实生活，有着广泛的影响。

改进出版社陆续编行的八套丛书和单行本100余种,远销全国各地,在东南各省影响颇深。尤其“现代文艺丛刊”影响最大。前后编出四辑(前三辑每辑三册,第四辑仪出一册)。多是唐弛、艾芜、郁达夫、王鲁彦、曹聚仁、许涤新等名家作品,并大量转载著名记者范长江、孟秋江的报告文学。既报导国民党军队抗战情况;也刊登八路军、新四军参战消息;同时还转载朱德、董必武等我党重要领导人的文章。这对内地群众了解党的全面抗战主张起了一定作用。此外,省研究院、教育厅,银行和省立农学院、师范、青专、师专等院校办的刊物也围绕抗日救国斗争发表了不少好作品。他们与改进社互相配合,彼此呼应,使永安的舆论阵地基本控制在进步文化人士手中,一度出现繁荣局面。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统区政治局势逐步恶化。国民党采取高压手段,限制和取缔各种抗日活动,摧残进步文化。这年7月,福建省把原有拼凑的“图书审查委员会”,扩大为“图书审查处”专门机构,并先后在南平、晋江、龙溪、福州、闽北等地、市设立分处,在连城、长汀、沙县、邵武等近20个重要县设立审查专员办公室。1942年后又增设戏剧审查业务,组建出版社,编印《福建言论动向》期刊和反动书籍。图书审查处成立一年时间,全省先后被审查原稿的图书杂志就达291种;已出版的图书480种、剧本8种;被禁止或修改的25种,查禁没收的129种、268册(《闽政一年》1942年12月出版)。许多进步文章和作品被扣留,有的被肆意删改。到1942年底止,先后有《战时民众》《战时木刻画报》《剧教》、《福建剧坛》、《剧讯》《现代青年》《现代文艺》等许多刊物被迫停刊。改进出版社只剩下《改进》和《现代儿童》一老一少支撑局面。有的作家被迫离开永安或辍笔改业。一度欣欣向柴的抗战文化随即趋向低沉。

第二阶段,从1943年5月至1945年7月,是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走向新的高潮的阶段。

这时由于国民党政治上的日益腐败和军事上的严重危机,造成民生凋蔽,民怨沸腾。福建虽偏安一隅,但同样是政治黑暗、经济破产。各地的农民和学生运动此起彼伏。中共福建省委领导的林大藩游击队,在永安附近乡村发动群众开展反迫害,争民主的斗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基础统治。永安进步文化界经过皖南事变后的一段暂时沉寂,总结积累了斗争经验,面对顽固派的高压政策,逐渐地从过去轰轰烈烈的文艺宣传，转到扎扎实实的理论研究,开展国内外政治、军事评论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宣传,把进步文化活动同不断高涨的民主运动融为一体,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实现民主政治而大声疾呼。这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这期间,《建设导报》《民主报》东南出版社及省研究院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等表现特别活跃。《建设导报》创办于1943年5月,为四开四版三日刊。该报是刘建绪主闽后为推行“地方自治”而建立的言论阵地。社长谌震是刘建绪的随从秘书;总编辑周佐严(原浙江《民族日报》记者和驻金华通讯处主任,因中共金衢特委被破坏，疏散来闽,后因病住院曾由谷斯范接编);编辑谢怀丹、林子力:经理砍化群,副经理刘作舟;校对陈伟顺、周璧。钟尚文(即骆何民)也曾协助过该社工作。同年10月,谌震又请来李达仁、王石林分别担任该报主笔和采访部主任,从而使该报基本上掌握在进步文化人士手中。他们除了部分摘登刘建绪的言论和有关“地方自治”的报道文章外,主要的是以多种形式刊登宣传抗日、民主和评述国内外重要政治、时事等进步文章。1943年夏秋,顽固派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大造反共舆论。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办的《认识》半月刊,连续发表《第三国际的解散》《解决中共问题的根本办法》等反共文章。省党部还唆使各地三青团组织向延安发电,狂叫要“中国共产党立即解散”。《建设导报》发表了王石林的《国际一年》评论文章,该文借评述国际时局,巧妙引述斯大林答路透社记者的复函内容和英、美等国的积极反应，正确阐述了共产国际自动解散的背景和目的，驳斥了顽固派的无耻澜言，消除了人们一时的误解和担心。该报还常登载郭沫若、茅盾、邵力子等知名人士的文章。尤其茅盾的《论所谓“生活三度”》在该报转载后,曾产生过很大的反响。该报当时按照刘建绪的指示,发行至全省基层的“各保各校”,印数达3万份左右,影响甚广。后因进步倾向明显，各地县长拒绝代收报费而于1944年2月停刊。

这时，国民党人办的一份民营日报——《民主报》,已有较大影响。该报原名《闽北日报》,1936年创办于建瓯，1942年元且改名《民主报》;同年10月至1944年3月底，曾与《大成日成》合并,出《大成日报民主报》联合版;1944年4月1日恢复单独发行,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后随省会迁到福州,1947年春被特务唆使暴徒捣毁而停刊。

《民主报》社长朱宛粼,是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执委。总编辑颜学回(后为副社长兼总编辑),是国民党内坚持抗日进步的爱国人士。颜办报态度比较开明,先后刊登过不少抗日进步文章。尤其1943年9月迁永安后,该报副刊《新语》聘请董秋芳担任主编,进步倾向逐渐明显。

董秋芳是鲁迅和郁达夫的学生,抗战前夕由郁推荐来闽。这时担任福建省政府编译兼省图书馆馆长。他随省会迁到永安后,看到这里“知识荒”超过了“粮食荒”,就积极建议购买大量进步报章杂志,并向社会开放,使许多青年读者从这里得到了革命民主思想的启蒙。董秋芳主编《新语》副刊后,就明确宣布“要求民主”和“培育青年”两条宗旨,后来还发起组织“新语读书会”,团结了一批青年作者。《新语》除发表许钦文、吴秋山等老作家的文章外,更多的是发表青年的文学作品。当时有一批热血青年,如念非、柳虞慧、灿抒、迢滔、于帆、晏石、周璧、柳无垠、戈扬、伯骥、夏侯,金来、金斗节仔等,都经常在《新语》上发表文章。董秋芳还在《新语》上组织几次关于文艺运动、社会问题、妇女解放等的讨论,引导青年正确认识社会,认识人生,走上革命道路。1944年11月至1945年3月,《中央日报》(福建版)连续发表署名文章,从讥评指摘白话文运动到攻击漫骂鲁迅,高尔基,甚至公然反对民主政治,激起进步文化界的义愤。董秋芳组织进步青年在《新语》上发表大量文章加以批驳,在文化界产生很大影响。后来董秋芳觉察到《中央日报》的一些人,企图把“论战”引到政治问题上去,就及时刹车,停止论战。然而倒行逆施的国民党特务,在制造“永安大狱”的大逮捕中,仍然无理逮捕了一些进步文化人士,其中《新语》作者就有5人,董秋芳为此发表了《沉默之美》一文,形象地指出:“自然界的最大沉默”是“代表黑暗夜的美”,“到处阴森森,黑沉沉,似乎依稀地可以看到只有幽灵们在憧懂往来”。他希望“有生命的人,不需要沉默的美”,而要“蓬勃的生气的美”。要“阳光普照下的人间的美”。他号召人们“挣扎、战斗,争取这种人间的美,”文章发表后3天,董秋芳也被投进了监狱。

1944年8月以后,《民主报》还采纳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的建议,聘请羊枣为该报撰写社论和政治军事论文。羊枣又时常约请李达仁、郑书祥、赵家欣、叶康参等人撰写社论和其他文稿。从1944年8月中旬到1945年7月中旬前后11个月,羊枣撰定社论、评论76篇,李达仁66篇,赵家欣88篇,叶康参31篇,还有余志宏、郑书祥等,总共达210多篇。这说明《民主报》实际上已成为进步文化人士掌握的一个战斗阵地。他们利用这块阵地,抨击独裁统治,揭露黑暗现实,为民主政治呐喊,极大地推动着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针对国统区基层政权存在的严重问题,该报发表《豪绅与民主》(1944年6月8日)短论,痛快淋漓地抨击了由“地主、流氓,奸商,猾吏”组成的地方豪绅,如何“假借政令鱼肉民众”,又“假借民意反抗政令”的卑劣行径。文章疾呼:“豪绅不去,中国的民主政治无法实现”。该报还呼呼人们“要争取民主,获得民权,必须有敢于排命的精神”。要“改革”,就“必须以过一个血腥的斗争”,不然将只是“换汤不换药的假局”(（1944年7月8日社论《为民主拼命》)。该报还揭露了国民党当局所谓“总动员”的虚伪性,指出中国“仍然没有总动员”,“没有全面抗战”,其原因就在于“政治进步不够”(1945年2月2日社论《我们还需要进步》)。“中国之获得最后胜利，当以广大民众因振奋于政治自由而发挥其最旺盛的潜力为根本条件,因为广大民众自觉自为的力量是无敌于天下的力量,因为民主的旗帜是胜利的旗帜！”（1945年2月27日社论《民主的旗帜是胜利的旗帜》)。羊枣《统一团结——粉碎敌人的攻势》评论中指出：“敌人在整个战争中诚然必败，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抹杀我们今日的危机及其将来可能的影响”,“统一团结是实现民主的保证”,只有“实现了民主,一切当前的政治经济困难才有了解决的基础。”这些社论、文章,充分地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进步人士要求当局尽早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废除一切法西斯政令,使中国真正统一团结,实现联合政府的民主愿望和强烈呼声。

这一时期永安的出版发行事业非常兴旺。东南出版社是其中最活跃的一个。它兼营的书籍出版、杂志编辑、书刊经销三项业务,都办得很出色。是抗战后期传播进步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

东南出版社创办于1943年秋,谌震为社长兼发行人。江子豪(省汽车运输公司经理)为董事长。李达仁、李力行。玉石林前后任经理。建社初期,谌震从重庆带回《天下家》(威尔基着)、《东京归来》(格鲁着)和《联合国概观》(中外社译)三本纸型,得到刘建绪、江子豪的资助首先出版。由于纸质好,印刷和装帧水平较高而受到各方面好评。后经林乐恒介绍,郭沫若将他的译着歌德的诗剧《浮士德》小说《少年维特烦恼》及史学力作《先秦学说述林》交该社重版和了版。尤其《先秦学说述林》,是郭老十多年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在永安首次出版后影响很大。该书以后经修订,分为《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两个单行本(现收在《郭沫若全集》第一、二卷)。郭老收到该书精、平装两种版本后曾大加称赞。该社经谌震、李达仁等惨淡经营,业务日益兴旺,在重庆设有分社、在桂林设代办处,与粤、湘,浙、赣、贵、川等地都有业务往来,常与《新华日报》及渝、桂进步文化团体,文化人士取得联系。该社前后共出版30多种质量较高的书籍,如夏衍的《水乡呤》,王亚南的《社会科学论纲》,茅盾、于潮等人在《中原》杂志发表的论文结集《方生未死之间》,张天翼、王昆仑等的《贾宝玉的出家》等，影响都很广泛。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后,东南与西南重庆的联系几乎切断,该社还积极配合浙、赣等地进步文化界,开展东南文化自给运动。从1945年初起，接办《联合周报》,增设门市部,并计划陆续出版五套丛书(后因发生“水安大狱”未全部实现),为繁荣东南文化作了很大努力。

《联合周报》原由《东南日报》驻永安办事处主任蔡力行主编。编辑还有蔡振扬、姚隼、马义等人。1944年2月创刊,1945年7月停刊。该刊曾举办过“永安劫后诗画展览”；展出萨一佛在1943年11月初永安被日机狂炸后的现场写生、素描等一百余幅,由留日诗人覃子豪配诗,先后在永安、建瓯、南平、沙县等地巡回展出,影响颇大。该刊移东南出版社后,实际的主编人是李达仁,主要撰稿人有羊枣,王亚南、章靳以、余志宏、赵家欣,叶康参,郑书祥、王西彦、彭世桢等。当时在重庆、桂林等地的郭沫若、巴金、茅盾、柳亚子,唐弛、艾芜,骆宾基等,也在该刊发表作品,影响甚大。东南出版社设立的门市部,生意相当兴隆。除经销本版书刊和羊枣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外,还通过图书发行界的业务关系,从渝、桂、粤等地运回大量进步书籍在东南倾售。其中相当部分是鲁迅、高尔基、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艾思奇、华岗等名家作品;还有《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列宁传》《毛泽东传》、《西行漫记》等“禁书”。这对传播进步思想,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都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羊枣(即杨潮)和王亚南到永安后,把进步文化活动推到了新的高潮。

羊枣于1944年6月前后经金仲华的推荐来永安,被聘为福建省政府顾问，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政治组长，同时还在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兼职。羊枣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他不但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军事评论家和新闻记者,而且也是一位精明干练,骁勇善战的社会活动家。金仲华说他“就象火种似的,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火朝天地出现一片进步文化的生机。”羊枣一到永安,就不知疲倦地工作，分别给《改进》《新福建》《联合周报》《发主报》《民意》及《东南日报》等多家报刊杂志撰写政治军事评论文章;同时还应聘定期给永安各界讲演国内外政治军事局势。正如周扬说的:“自从他到永安,使死水般的东南文化界为之一振,出现了蓬蓬勃勃的进步活跃局面。”羊枣的文章和言论,当时在国民党中上层人物中也有很大影响。

1944年9月,羊枣得到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的支持和编译室李由农、董秋芳、叶康参、赵家欣、钱念之等人的协助,创办了《国际时事研究》周刊。该刊是一份政治性很强的刊物,为了避免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机关的纠缠,特意请刘建绪题签,并以社科所和编译室的名义编发,实际上主要是羊枣主编,李达仁、谢怀丹协助编辑。该刊到1945年6月25日停刊,前后10个月,共出39期。羊枣利用这块阵地,前后发表论文54篇,40万字。他利用在美新处兼职和精通英文的条件，大量阅读来自各国的英文电讯资料，因此他所写的时事军事评论文章，比一般报刊都快捷及时,而且材料翔实,立论有据,见解独到,切中时弊。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和同盟国双方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对战争全局及欧亚各个战场的战略战役态势,都有详尽的研究,深刻的剖析和精辟的论述,并以其犀利的文笔和科学的预见而令人叹服。

他对太平洋战争有过较系统的论述。1944年9月他预计盟军对西南太平洋的新攻势部署已近就绪,而且认定麦克阿瑟在攻登菲律宾的民答那峨及其他任何岛屿之前,必先攻占哈尔马里拉或帛疏岛，或更近一点的摩洛台等岛。文章发表后两天,盟军果然先后在摩洛台岛和帛琉岛登陆(《箭在弦上的太平洋新攻势》《战栗新攻势前的敌国》。1945年5月,他精辟地分析了希特勒德国垮台后的世界政治军事局势,准确计算了盟军为解决太平洋战争需要调动的兵力及所需的运输工具,基地和时间,科学预测了对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时间。他指出:“如果苏联参战,如果美空军对敌国本部的战略轰炸特别有效,如果我军反攻有力”,“至多三四个月，日本便可能完全崩溃”(《从柏林到东京》)。结果正如羊枣所料,文章发表不到3个月,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羊枣对国内抗战局势的发展始终极大关注。他对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感到欢欣鼓舞,但对国内局势发展却深感忧虑。他指出:“尽管闻盟友大胜而欣喜,我们却仍无绝对乐观的理由”。因为“敌人越是在海上失败,他必越拼命在陆上挣扎”。他呼吁当局认清今日危机的严重性,不要“轻描淡写”,“依然高喊一切绝对乐观”,“不能再谈什么诱敌深入”;而要“靠自已的努力”,“实现政治的统一团结,实施民主宪政”,“改善一切行政上,财政经济上及军事上的缺点”,集中一切力量粉碎敌人的救命攻势(《决定意义的大海战》《粉碎敌人的救命攻势》)。事实正如羊枣估计那样,敌人正“倾其全力”,“企图巩固大陆基地”,不但企图“打通陆上交通线,并且把西南中国与中印半岛战领区打成一片”,发动了空前规模的豫湘桂战役(《太平洋战争新局势》)。在这个战役中,国民党当局并没有“集中最强大最精锐的力量去保卫全局的要害”,而是以“兵力不敷分配”,“战线太长”为借口,拒不调用“西北的劲旅”和“滇缅的精锐“《环绕世界战场》)。结果日寇长驱直人,国军闻风溃逃。在这里,羊枣剔肤见骨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陈兵西北,对日采取不抵抗和逃跑政策的险恶用心。

羊枣对欧洲政争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先后发表了《方兴未艾的欧洲政争》《欧洲现实政治与英国》《从莫斯科看欧洲》《德意志的悲剧》《黎明的欧洲》等一系列论文。他透过欧洲错综复杂的局势,抓住支配欧洲政局的两个基本矛盾(一是两个社会经济制度对立,二是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精辟人里地分析了这些矛盾的斗争和转化,阐述了当时斗争的性质、特点和趋势,指出决定欧洲和世界局势主要的不是一个强国的军事和外交行为,而是绝大多数人民。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是必然要胜利的。历史完全证明了羊枣这些论断的正确。

羊枣的政治军事论文，当时在国内可说是一流的水平,他的不少文章被人们广为传诵,有的被美新处发往国外。他有关太平洋战争的论文,当时由赵家欣编成《太平洋战争新局势》一书,由永安“战时中国出版社”出版;有关瓯洲关系的论文,由金仲华编成《欧洲纵横谈》—书,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印行。

与羊枣相继来永安的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被聘为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他的来到,使研究所面貌大为改观,学术研究气氛迅速活跃起来,成为当时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在王亚南的主持下,研究所聘用了余志宏、李达仁、谢怀丹、胡瑞梁等一批中青年研究人员,由羊枣担任政治组长,章振干担任经济组长,王自兼文史组长。

王亚南在永安虽仅一年时间,但对进步文化的发展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孜孜不倦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并获得了重要成果。他在永安完成了《中国经济原论》这部代表作,并在“经济科学出版社”首次出版(后改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在这部巨著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特质和运动规律,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揭示了旧中国经济关系的本质。他那精辟的剖析、有力的论据和独到的见解,不仅启发了人的觉悟,而且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在国内外都有深刻的影响。王亚南针对抗战期间中国“官僚资本活动得过于猖獗”的现实,和人们对官僚资本的模糊认识,深刻剖析了官僚资本的三种形态。指出以国家、政府名义经营的企业,名义属于国有,但这只是一种外壳,实际上它是被“掌握在官僚手中,由官僚任意处置”,并使其对“所有官僚资本形态或明或暗的内在联系”。这对国民党四大家族企图以“国家资本”来混淆视听,掩饰其官僚买办资本的实质,无疑是个有力的揭露。

王亚南还十分注重对福建经济的研究。他在《福建省银行季刊》上发表了《福建经济总论》,并领导和组织了由章振干教授率领的调查组,对福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和经济状况进行为时3个月的调查。章在省研究院《研究汇报》上先后发表多篇调查研究成果,引起各方面强烈反响。

为了促进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宣传，王亚南于1944年底创办了《社会科学》季刊。他在翌年3月问世的创刊号上发表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代发刊辞》。他认为尊重科学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他总结世界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历史经验后,痛切地指出:“在这个科学的时代,我们不仅要理解科学是关系国运的东西,丝毫大意不得;我们同时还要理解科学中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原是一体的东西,丝毫歧视不得。”这个刊物先后发表了郭大力,章振干,傅依凌、余志宏、郑书祥、张来仪、周宪文、李达仁、谢怀丹等人学术价值颇高的文章。在永安发行至第3期止,后迁福州一直办到1949年。在王亚南的积极筹备下,社会科学研究所还办了“经济科学出版社”,王任名誉社长,余志宏、张来仪主持具体工作。该社曾先后出版“中国美术丛书”、“社会科学丛书”多种。

王亚南还先后在永安改进出版社出版《中国经济思想评论》。在东南出版社出版《社会科学论纲》（后又经增订改名《社会科学新论》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等多种著作；在《改进》《联合周报》《民意》等刊物上发表过近20篇论文,对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永安大狱”发生后,王被迫愤然辞职,前往厦大任教。

第三阶段,从1945年7月至1946年5月,是反动派制造“永安大狱”,进步文化活动遭受扼杀的阶段。

1945年,抗日战争已进入第八个年头。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太平洋战场上已全面崩溃。当人们盼望已久的胜利即将来临之际,国民党顽固派却在福建制造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永安大狱”。从1945年7月起,福建特务机关按照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密令,以“周璧被捕”为导火线,由特务少将俞嘉庸带领,先后在福建全省各地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疯狂镇压民主革命力量,使全省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所谓“周璧被捕”问题,显然是个掩耳盗铃的借口。美国盟军在日本面临全面崩溃前夕,曾打算在我国东南海岸正面攻击日占区。当时驻永安的美国新闻处主任兰德,于1945年初要刘建绪的私人秘书谌震物色一位适合对象,前往浙江与新四军取得联系。谌震即把在改进出版社任助理编辑的周璧介绍给兰德。兰德交给周的任务是传达美新处三点意见:一是同新四军建立联系,交换情报;二是可提供武器弹药和经济援助;三是请新四军派正式代表到永安或上饶商谈。周接受任务后偕同未婚妻彭传玺和家在浙东的刘文铣(刘金)三人,带着美新处和永安县政府的证明前往浙东。他们很快地于三月间同新四军浙东纵队取得联系,纵队领导热情接待了他们，并经请示延安总部后答复:纵队无权与美新处直接建立联系，须由美大使馆与延安商谈。周等未能完成预期任务,要求留下工作。刘金是当地人被允许留下参加新四军。周壁作为美新处代表,纵队认为不能留。于是周壁和彭传玺两人由纵队提供路费,礼送出境。周、彭返回时带了《新浙东报》《整风文献》等一些书刊,于五月初行至浙江龙泉被捕,随送江西铅山第三战区长官部直属联络站(特务机关),进行秘密监禁审讯。

周璧等人赴浙联系配合抗日之事,完全是美新处所布置,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国民党顽固派不但非法逮捕了周璧等人,而且借这一“事件”,把镇压的矛头指向整个进步文化界和民主革命力量。这充分证明他们图谋已久,绝非偶然。

事实上国民党顽固派早就把永安进步文化活动视为洪水猛兽，数次伺机摧残。1939年12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后,顽固派就借故勒令《老百姓》报停刊。1940年《现代文艺》刚问世,就说该刊登载邵荃麟的小说《英雄》“防碍役政”,指控改进出版社“隐存着共产党”。省党部几次密令追查卢茅居、卓如等共产党员的行踪。皖南事变后,顽固派以军事围剿和文化统制双管齐下，袭击中共福建省委机关，逮捕并杀害了共产党员卢茅居等,强迫许多刊物停刊。抗战最后二年,是永安进步文化活动最活跃时期,顽固派更是虎视眈眈,隙镇压,省党部命令永安县政府,说东南出版社办的《联合周报》“内容左倾”,要立即“加以封闭”。从1944年底开始,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福建版),连续发表反共文章和社论,说共产党正“打人上层政治组织”,“深入文化机关团体，盗用公私报纸杂志发布谬论”“公然倡导其联合政府式的主张”等。要“各级地方领袖”“立刻决定对策,并且立刻付诸执行”,“实行大刀阔斧的手段”,“擒贼先擒王”。真可谓磨刀霍霍,血迹可见了!1945年5月,国民党特务少将俞嘉庸到福建活动。接着《中央日报》于7月7日炮制了一个“闽省文化界通电”。文化特务黄萍荪主编的《龙风》刊物也紧锣密鼓,发表社论,污蔑“中共割据土地,非法活动,其阴谋篡窃现政权的策略,是以武力与文化为二大骨干”。漫骂进步文化界“数典忘祖,陷中华民族之精神文明于万古不变之境”,叫嚷要“立即赶而堵击”。

“山雨欲来风满楼”。果然,顽固派利用“周璧被捕事件”,大打出手。7月11日俞嘉庸承顾祝同的密旨,召集省府调查室(军统)和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中统)等头目策划行动计划。他们首要的目标是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核心和骨干。次日清晨,大小特务倾巢出动,由俞嘉庸亲带部分武装特务到刘建绪官邸,要刘以“商谈公事”为由通知羊枣,谌震到省府开会,谌先到即遭逮捕,羊枣到时见机不妙,机智脱身,避进美新处。特务闻讯后立即武装包围了美新处,逼美新处交人。相持了几天后,顾祝同电告重庆国民政府,由外交部向美驻华大使馆交涉。这时美国大使馆竟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借口,命令永安美新处将羊枣“引渡”给第三战区而后投入监狱。

同在7月12日这一天，特务们分别搜查了羊枣和谌震的住处。接着又先后搜查了东南出版社、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省政府编译室、图书馆、省气象局、行政干部训练团及东南“工合”永安事务所等单位和有关人员的办公室、宿舍。

从7月12日开始，特务们还先后在永安逮捕了王有林、李达仁、李力行、贵婉兰、叶康参、董秋芳、赵伯衡、陈耀民、曾列明、易湘文、余敦、李达中、刘作舟、姚勇来、沈媚璋;在连城逮捕了毕平非、杨学修;在福安逮捕了钟尚文(骆何民);在龙岩逮捕了陈学铨,潘超;在闽南逮捕了霍劲波、林子力、陈伟顺、尤淑德;在顺昌逮捕了陈文全。省府秘书长程星龄亦被蒋介石召往重庆监视,随后被软禁;江子豪亦被扣留审查。在“永安大狱”事件中,先后被捕、被禁,被扣达31人。

顽固派还要进一步扩大事态，继续在各地进行大速捕,弄得人心惶惶。不少人已被列上黑名册,有的闻讯后暂避他处,才免遭厄难。王亚南也打了被包,做好随时被捕准备。他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会议上气愤的说:“国民党可以抓去我们的人，但决不能迫使我们做他们要做的事”。不久,他愤然辞职,前往夏大任教,以示抗议。

国民党顽固派在疯狂镇压进步文化活动的同时,在永安成立了第五绥靖区司令部,派重兵清剿闽西北抗日游击队,并用重金悬赏捕杀了游击队领导人林大藩等一大批优秀革命志士。

这些事实都充分证明，国民党顽固派摧残进步文化,镇压抗日民主革命力量是蓄谋已久的,是顽固派企图夺取抗战胜利果实,继续实行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法西斯独裁的本质暴露。但它也从反面教育了人民,磨练了革命者。“永安大狱”的发生，激起了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极大义愤。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进步文化界的不少团体,机关各界民主人士,会同被捕者的亲友,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积极进行营救活动。福建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全体人员联名向省政府要求保释李达仁;《民主报》的总编辑颜学回要求保释董秋芳和叶康参。当时在社科所任职的章振干、余志宏和在省府编译室的赵家欣等人,曾为营救蒙难战友而积极奔波,疏通渠道,使一些同志提前保释出狱,少受囹圄之苦。

在“永安大狱”中被捕的文化战士,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肆虐,蹂躏,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羊枣严辞拒绝了顾祝同企图用高官厚禄的收买,同难友一道向顽固派据理力争。他还在狱中翻译了美国作家克拉伦斯·戴的长篇小说《我的爸爸》(后由夏衍作序,于1946年11月由生活书店出版)。董秋芳在狱中积极联络难友,起草信件,向当局提出抗议,并吁请各界著名民主人士宋庆龄、冯玉祥、罗隆基等,监督和敦促当局根据“双十协定”的有关条款,立即释放全部政治犯。

正当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下,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开幕，在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将释放政治犯的第二天,羊枣却被虐死于杭州监狱。消息传出后,国内外新闻界大为震惊。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和在国统区重庆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等报刊,都用醒目的标题,刊登《名记者羊枣于1月11日死于杭州狱中》的新闻,并连续报道全国各地悼念文章和各界的抗议声明。《新华日报》就羊枣冤死狱中发表了《迅速释放政治犯》的社论。上海新闻界于友、金仲华、孟秋江等61人联名发表《为羊枣之死向政府的抗议声明》,要求彻底查清羊枣遭受虐待致死原因,“严惩非法下令逮捕的祸首”,呼吁“立即平反福建冤狱”,释放同案全部政治犯。羊枣胞妹、香港《大公报》驻美记者杨刚,从纽约致电全国新闻界同业,控诉蒋介石,顾祝同故意以“泄漏军事机密”的莫须有罪名,构陷横加,草芥人命,虐死羊枣,蹂躏人民的滔天罪行。他痛心疾首地指出:“羊枣之狱不伸,即中国人民之生命不得保障。”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来,著名剧作家华慈,名记者爱泼斯坦、怀特等24人,也联名由美国组约致电国民党政府,对特务虐死羊枣表示严重抗议。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连续发表《论羊枣之死》、《再论羊枣之死》等文章,揭露顽固派的暴行。羊枣的生前好友及全国知名人士夏衍、田汉、柳亚子、于伶、金仲华、胡仲持、恽逸群等,都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文章,沉痛悼念这位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革命烈士。

1946年5月19日,上海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和外国友好人士以及工人、学生等1千多人,在国泰殡仪馆为羊枣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大会由郭沫若主持,会上有马叙伦、梁漱溟、许广平、熊佛西、金仲华、田汉等知名人士先后讲了话。陆定一送了一幅挽联:“新闻巨子,国际专家,落落长子惊海宇; 缧绁蒙冤,囹圄殒命,重重惨痛绝人寰!”会后,上海及全国许多重要报刊大都发表了新闻消息。

从“永安大狱”发生,到羊枣之死和对羊枣的悼念活动,全国的抗议浪潮一浪高一浪。面对国内外舆论的严正谴责，国民党当局噤若寒蝉，不得不在强大的压力下,子1946年4月后陆续释放“永安大狱”中被捕的部分人员,有的还拖到1948年后才释放。

长达7年之久的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并没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疯狂镇压而消失,恰恰相反,它取得了更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赢得了全国人民和国内外进步民主力量的强大声援,在更大的范围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文章摘自《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