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客家文化中的思想文化层面主要是理学。赣南、闽西、闽西北既是客家民系孕育和诞生的主要地区，也是理学家活跃的地区。在闽北和闽西北产生了理学重要学派闽学，闽学家在闽北、闽西北共建闽学思想文化体系，兴办文化与教育，传播理学。以理学为核心的闽北文化直接影响了闽西北、闽西后来的客家文化的思想是理学。客家在闽粤赣边地重构客家宗法制社会，理学成为客家宗法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客家家国一体观念和爱国爱乡精神的形成产生影响。
［关键词］闽学；理学；客家文化；宗法制社会
客家的思想文化是理学文化，理学主要源于中原河洛地区，兴起于闽赣客家地区，理学引领客家的文化，促进了客家文化的成熟。闽学是理学最重要的学派，以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为代表，闽西北和闽西是客家民系及客家文化较早孕育和形成的地区，闽学对客家文化思想文化的形成产生直接影响。
一、闽学对闽西北、闽西客家文化形成的影响
客家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需要思想文化作为自身文化的内核。客家先民中虽然有很多士族，但主体为流民即普通百姓，他们对于中原既有的思想文化如儒家思想多是“日用而不知”，客家又是世俗性的群体，没有思想文化的引领则很难超越世俗而形成具有深厚内蕴的优秀文化，而且客家没有属于自己的思想家，客家文化也不具有独立性，因此，客家除了自身特殊的、外在的、现象性的文化如民俗文化等以外，它的思想文化需要从母体中华文化中吸取。客家具有儒家思想基础，但是，魏晋隋唐，玄学流行、佛教昌盛，儒学受到严重冲击。理学吸收了佛、道精华，中兴儒学，成为南宋以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依附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客家文化，将理学作为自己的思想文化是其必然。
赣南、闽西、闽西北既是客家民系孕育和诞生的主要地区，也是理学家活跃的地区。如赣南地区，周敦颐（1017-1073年）曾在赣南两次为官七年之久，在虔州任通判时即开办“濂溪书院”，授徒讲学。洛学宗师程颢、程颐都曾在江西南安周敦颐门下就读近一年时间。明代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王守仁（1472-152年，浙江余姚人）曾受命巡抚江西和福建的南（安）、赣（州）、汀（州）、漳（州），既用军事平乱，所谓破“山中贼”，又提出“致良知”的教化理念，推行“知行合一”的“心学”教育，兴学校，立乡约，以破乱民的所谓“心中贼”。
闽北、闽西北是理学重要学派闽学的发源地。北宋时期，闽北得到空前的开发，陆路驿站设施完备，官学和私学都很兴盛，读书风气盛行，文人大都跻身科举，两宋期间名家辈出，文化名人群星灿烂，闽北文化得以形成。闽北文化早于客家文化，是一种丰富的、多层面、多门类结合的地域文化，其内核是作为思想文化的闽学。闽北和相邻的闽西北著名的闽学家有：杨时（1053-1135年），福建将乐人，被称为“闽学鼻祖”；罗从彦（1072-1135年），福建沙县人；李侗（1093-1163年），福建南平人；朱熹（1130-1200年），祖籍江西婺源，出生于福建尤溪；游酢（1053-1123年），建阳人，与杨时“程门立雪”，为中原洛学南传入闽作出贡献，为开闽学先河者；真德秀（1178-1235年），浦城人，被称为“小朱子”，其《大学衍义》是历代君王必读之书；蔡元定（1135—1198年），建阳人，闽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被誉为“朱门领袖”、“闽学干城”。
闽西北客家区即今三明市大部分地域和南平市偏西地域，闽西北客家区与闽北地缘相邻，又都曾经属于治所在闽北的建安郡管辖，在南宋末期客家文化形成之前，闽西北与闽北属于一个文化区域，其地域文化繁荣共生。闽北文化对客家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闽北文化作为精英文化，影响了以世俗文化为主，以儒家精英为主导的客家文化的孕育和形成。
闽学家在闽北、闽西北共建闽学思想文化体系。如，闽学鼻祖杨时曾游学邵武，一生精研理学，“倡道东南”，“洛学入闽”，为在福建建立闽学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罗从彦（1072—1135年），其先祖罗周文于唐元和八年（811年）曾任邵武县尉，元和十五年（820年）改授沙县县尉，举家迁居沙县。罗从彦被誉为“上传伊洛，下授延平”（宋礼部颁文质罗公祠祭文），朱熹的老师李侗，朱熹的父亲朱松都曾拜罗从彦为师。杨时、罗从彦、李桐、朱熹被并称为“闽学四贤”，他们的学说超越地域而影响全国，他们在理学上的成熟和传播，都离不开闽北。从思想文化形成的地域来看，闽西北客家地区的思想文化在早期又属于闽北文化圈。
闽北文化对宁化客家文化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宁化是闽西北客家区的核心县，处于闽北、闽西北、闽西连结地带。在行政区域上，宁化县的前身黄连县属建安郡，是闽北地区的边陲县。在闽北文化影响宁化文化走向的宋代之前，宁化已经有较多的中原文化储备，因为宁化较早即有中原汉人进入，宁化的不少大姓氏来自闽北，为此，整个唐宋期间，宁化是汀州文化最发达的县份，超过了府治所在的长汀首府长汀县。“宋代时闽北文化的全盛时期，科举发达，理学盛兴。明清时期，闽北文化衰落，而闽西文化逐渐发达起来，甚至超过闽北。”［1］5、6.可以说，宁化客家思想文化的直接源头是闽北文化中的闽学文化。“宁化有一种过度的位置，当中显示了清楚的江西和福建北部的特征，但同时，特别在南部，与长汀有共同的地方”。［2］“闽北诞生的朱子学说——即理学——的精神，正是通过闽西北的宁化，传递给了这些迁徙中的宗族。他们被一种共同信仰的价值团结起来，相互依存，凝聚为一个新的族群”。［1］11.郭志超先生说：“在唐末五代以后客家先民进入闽西之前，宁化是闽北文化；在客家先民迁入后，逐渐产生客家文化；与此同时和此后，闽北文化继续融入，其中，宋代以理学为主的闽北文化逐渐主导宁化的精神走向。这不仅是宁化文化的演进序列，也浓缩着闽西客家文化的历史进程。”［3］郭志超先生的这一观点也适应闽西北、闽西其他客家县。
三、客家重构宗法制社会与吸收理学思想
客家文化是对中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它需要在与中原同质的宗法制社会才能形成。客家先民在闽赣边地重构宗法制社会，形成客家制度文化，这种制度文化与中原制度文化基本一致。理学则是闽粤赣边地重构的宗法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福建较迟进入封建宗法制社会。福建古属蛮、越族分布区，新石器时代就有土著越人在这里生息和劳动。夏、商、周时期闽越及徒入的氏族先民创造了较为丰富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唐代中期以前，闽越地一直以闽越族为住民主体，人口稀少。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光州固始陈元光父子带兵入闽征蛮，唐末光州刺史王绪带光州、寿州五千兵于公元885年进入福建，继位者王潮、王审知建立闽国。经过陈、王的平蛮武功和建立地方政权的文治，加上60余年的励精图治，福建才由闽越文化进入与中原文化接轨的福建文化时代。但是闽西山区依然十分落后，住民主要是畲族。宋代大量汉人移入，形成具有规模的聚落，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构建中原式宗法制社会，客家民系及其文化才得以形成。
宗法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尊崇共同祖先维系亲情、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宗族成员各自不同权力和义务为法则。客家先民在闽赣边地所构建的宗法制社会，实际上是对中原宗法制社会的复制。宗族是客家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层次，客家普遍聚族而居，一个村落由一个或两个以上的宗族以及外来的外姓组成。如闽西客家社会，一个完整的宗族主要包括聚族而居、宗姓群体、辈分排行、房系支派、宗族领袖、亲属构成共6种基本结构。[4]中国宗法制社会的意识形态主要是伦理道德和政治，如祖先崇拜和尊祖敬宗，重视孝悌和忠义，注重血缘亲情等，也都体现在客家的族规和家规中。兴建宗祠和编修族谱家谱则是维系客家宗族社会的主要手段。通过兴建祠堂和祭祀活动凝聚宗族内部成员，处理宗族事务；通过编修族谱家谱强化血缘关系，保持血缘和文化记忆。此外，客家大型民居，如闽西的土楼、赣南的围龙屋、闽西北的土堡等，不但适应聚族而居，而且在制式上保留了中原殿堂式特点，体现出等级和秩序，其中，处于核心位置的厅堂是维系家族血缘和文化的最重要场所。在客家民间信仰中，对祖先的崇拜和信仰也处于重要地位。
宋代的朝廷政策和理学家的思想引导，促进了客家宗法制社会和宗法意识形态的重构。“宋代以后，土地进一步私有化，财产由诸子平分，这就使得地权转移加快，土地分散，单凭血缘关系难以合族。为了加强宗族的凝聚力，消除族内的贫富分化，巩固基层的稳定，宋代的统治阶级有意重建宗族制度。宋代的理学家们顺应了这种社会需要，敦请重建家族制度，颂扬累世同居大家庭。“理学家的推崇和封建政府的扶植，使得宋代的累世同居数量明显增多。”［5］在福建地区，有很多闽学家大家族相互之间存在血缘、姻亲、师生等诸多关系，它们不但以理学思想影响人们，而且相互之间也是一个理学思想的“互联网”，对所在地域（包括客家地区）的思想文化和世俗文化（如朱子家训、朱子家宴等）产生很大影响。客家也极其重视聚族而居，客家地区林立的祠堂和大型民居土楼等充分显示这一特点。
客家先民在重构宗法制社会的过程中，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观念发扬广大，并与爱国融为一体，爱国成为客家文化最重要的内涵之一。如宁化石壁一带流行的民谚：“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家不和邻里欺，国不和遭外凌”；“家贫出孝子，国乱有忠臣”等。宁化客家先贤巫罗俊在重建家园后立即上奏朝廷，请求设置行政机构：“自诣行在上状，言黄连去长安天末，版籍疏脱”，“言黄连土广齿繁，宜可授田定税”，主动要求归属国政，为国缴税。宁化开县世祖罗令纪奏请将黄连镇升格为黄连县，为汀州客家八县中建县最早的县。这都反映客家强烈的家国一体意识。可以说，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形成的过程，也是重构中原宗法制社会的过程，为客家文化打下了社会基础。
三、理学家兴办教育对客家文化形成的作用
宋代教育兴盛，大兴科考，理学家投身其中，推动了理学的传播，促进客家对理学的接受。“在理学名儒的推动下，崇尚理学成为闽西客家地区学术思潮的主流，并很快培养出本地籍的理学名家。”［6］245.宋代闽北、闽西北地域的文化教育共生和繁荣。这也是一种以闽北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共生气象。宋代闽北教育兴盛，闽西北地区的教育在宋代也曾达到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如，宁化在唐大中十一年（856年）即有伍正己进士及第，是汀州府第一位进士。宁化于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1年）开始办学，科举时代，宁化进士50名，宋代有29名，占60%。清流于宋代设儒学，科举时期进士38名，宋代20名，占53%。明溪于明成化六年（1470年）始设儒学，进士22名，宋代18名，占18%。建宁“五代时县内即有私塾，宋初县内开始官办儒学”，宋代建宁府参加考试者“亦不下万余人”（见《宋会要举》）。建宁历代进士85名，宋代49名，占58%，其中谢凋为北宋治平四年进士，其长子、次子、侄子均于宋绍圣、元丰进士，留下“一门四进士”美谈。泰宁，于宋庆元间（1195—1200年）始建儒学，进士54名，其中唐1名，宋41名，宋代占76%，其中叶祖治、邹应龙为北宋状元，留下“隔河两状元，同堂四进士”佳话。宋时泰宁“比屋连墙，弦诵之声相闻，有不读诗书者，舆台笑之”。将乐“自唐开始，县内辟教坛，讲儒学，重视伦理，推行科举制度”，“宋代先后设县学建书院，读书之风盛极一时，中进士者达44名”。①将乐全县进士66名，其中唐代2名，宋代44名，宋占67%。沙县，唐代武德四年（624年）开设儒学，宋代为鼎盛时期，出现“五步一塾、十步一痒，士以诗文相劝……朱轮，拽金紫者，不知其凡儿也”的盛况。（据康熙《沙县志》），沙县历代进士154人，宋代129人，占86％。永安于宋代始建书院，进士10人，其中宋2名。②客家聚居地永安贡川镇因陈瑾、陈渊在朝为官时政绩卓著，宋徽宗特赐其故里贡川为“大儒里”。在闽西，长汀县杨方，据《临汀志》“进士题名”记载：“清秀笃孝，行己拔俗，中乙科。平昔心师朱文公，调弋阳尉。还，特取道崇安参请数月，面受所传而归”。杨方以朱熹为师，参与兴办白鹿洞书院、帮助校订周敦颐《太极通书》等，受到朱熹的器重，成为汀州后学的模范表率。在汀州，像杨方那样崇尚理学，或直接受杨方的教导而钻研理学者，仅据《临汀志》“进士题名”所载就有：淳熙五年进士吴雄，“笃学，尤深于《易》……自注《孝经》一编”。庆元二年进士郑应龙，“从杨淡轩（即杨方）授春秋登第”。嘉定十三年特奏名进士丘鳞，“师事杨淡轩，赣州赣县尉，有廉声”。宝庆二年特奏名进士丘方，“鳞之侄，赣州宁都县丞”。［6］245-246.此外，“南宋后期，在理学取得意识形态主流地位前后，莅临客家地区的官员中，也有不少理学中人，他们利用手中权力，兴学校，讲修养，崇先儒，推行理学之功更大。”［6］246.
客家兴教兴学的过程也是通过理学教育而实施新的“文化”过程。客家传统的办学形式主要有公学、书院、私塾等，南宋以后，授课主要内容为“四书”、“五经”、程朱理学等。各宗族有学田作为教育的保障，如三明市宁化县安远村，“李氏开基第二代大俊就在‘香火堂门首鱼池外’建了‘学堂’”，“有四个李氏上祖置有学田”，“这以后，科举入仕者越来越多”。③
四、客家文化的思想文化层面是理学
理学深刻影响客家的价值观等思想文化，影响了客家民性的形成。如，理学的核心观念“理”在客家地区深入人心（对“理一分殊”等认识则主要在客家知识界）。如，“客家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一个词是‘天理良心’。无论是为了明辨是非，还是为了表示清白，都喜欢把这个词拖出来，作为大前提加以预设。比如，两位客家人为某事争吵，一位可能先发制人：‘做人要凭天理良心，这样的事都敢做出来呀，唔怕人家耻笑？’另一位则会针锋相对：‘天理良心，你敢冤枉人哪，这样的话亏你说得出口？’与此相关，客家人做人做事喜欢‘穷理’、‘明道理’，讲究‘守道循理’。［7］更普遍的是，“客家人对理学的崇尚也反映在宗教祭祀上。客家地域各县都建有崇圣祠或文庙，宋明理学的知名大家都享祀、配食”，“朱熹的《朱子通书》、《朱子纲目》、《朱子全书》等，都是必读书目”，“客家人的理学崇尚也很明显地反映在姓氏楹联上。不同姓氏的客家人往往在大门前贴有本姓氏崇尚的楹联。如朱姓的楹联云：‘鸾台表直，鹿洞垂规’，又云‘婺源著氏，徽国流芳’、‘紫阳门第春光早，红日园林淑气新’，崇尚的是客家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杨姓的楹联云：‘摘星见志、立雪表恭’，崇尚的是客家人、理学家杨时。罗姓的楹联是：‘龟山受学，鸟梦征奇’、‘清推忠节，明著文庄”’，崇尚的是客家人、理学家罗从彦和罗洪先。如此等等，不胜枚举”。［8］更重要的是，“宋明理学所发展所突出的儒家整体本位主义精神，强有力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内向凝聚力、整体生命力，形成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克服内部忧患、抵抗外来侵略的整体坚强意志和自强不息精神，从而使中华民族文明的巨大实体延续几干年而不衰。这大概是整体本位主义精神的优越性和巨大力量所在。”［9］在中华民族的各支系中，爱国爱乡以客家尤为突出，不论迁徙到天涯海角，客家人始终把中原视为原乡。“国家兴旺，匹夫有责”，客家爱国志士仁人辈出。20世纪后期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回大陆寻根谒祖的海外华人以客家人为最多。这都反映理学文化的精髓在客家中的传承和发扬。
注释
①《将乐县志》
②参见刘善群《三明客家初探》，载《三明与客家》第30-31页，方志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③有关杨边宗族资料见：魏晋兰.安远的宗族、经济与民俗［A］.杨彦杰.宁化县的宗族、经济与民俗［C］.香港：国际客家学会、法国远东学院、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联合出版.2005:164-173.
参考文献
［1］《萧春雷《世族春秋：宁化姓氏宗祠》，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5、6页.
［2］劳格文《序论》，载杨彦杰主编《客家传统社会丛书·宁化县的宗族、经济与民俗（上）》，国际客家学会、法国远东学院、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2005年5月第一版.
［3］郭志超《序：客家研究的新洞见》，萧春雷《世族春秋：宁化姓氏宗祠》，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10年出版.
［4］刘大可.中心与边缘：客家民众的生活世界［M］.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2-33.
［5］李娜：《宋代家族组织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华中科技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9页.
［6］谢重光.宋明理学在客家地区的传播［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245.
［7］赖伦海.宋明理学与客家民性［J］.粤海风.2004(2):16.
［8］周建华.客家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理学［J］.江西社会科学.2003(2):76.
［9］鲁东.宋明理学的整体本位主义和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6):20.
作者简介：廖开顺，三明学院教授
文章摘自《“闽学与三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