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力的内涵与基本特征

1、文化力的内涵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这样一段论述：“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i]这里用的“文化力量”，其含义也就是“文化力”的含义。凡人类创造的一切，包括经济的、物质的，都是文化，那是同自然物相对应的。那么，“文化力”的内涵应该是什么呢？

文化力相对于经济力、政治力而言，是指一个国家文化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它是经济力、政治力的体现和反映，又是影响经济力政治力变化的巨大力量。文化力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十分丰富，主要包括知识文化力、科技文化力、历史文化力、民族文化力等。

知识文化力。知识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结。它是一种认知体系,是文化的核心内容知识作为文化力主要体现在知识的不断积累不断运用上。

科技文化力。科学技术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精神文化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普及，也正在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中去，深刻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对于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破除愚昧和迷信，培育科学精神,提高人文素质,起着引导和核心作用。

历史文化力。历史的发展本身就是文化积累和发展的结果，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人类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历史，是人类不断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历史。历史的发展具有规律性，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沿着历史固有的规律向前推进的，这是历史文化力的特有现象。历史是一面镜子，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昨天的总结，又是明天的向导。

民族文化力。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本民族长期的生产实践、社会实践、审美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指导实践。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发展史,都是在既继承传统文化精华，又吸纳世界文明优秀成果基础上，才形成自己独有的民族文化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是民族振兴、国家发展的核心力量和坚强的精神支柱。

2、文化力的基本特征

文化力还具有四个基本特征：广泛性、兼容性、导向性、发展性。

广泛性主要表现在主体的广泛性、对象的广泛性、内容的广泛性。从文化力的作用对象层面来看，文化力不仅指文化生产力本身的发展状况,而且作用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包括人的精神状态等，文化力对上述方面都将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兼容性，文化力具有极强的融合和渗透性。它在发展的过程中，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广泛地吸纳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在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包容、相互渗透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导向性，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文化都含有一定的诉求，它对人们价值观念的选择和精神追求具有重大影响。文化是非强力强制，这种强制是隐性的、无形的,它规范和匡正人们的行为，引导人们应当做什么，不做什么。

特别是发展性，从文化力的外部结构看，文化与经济、社会相结合，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力量。从内部结构看，文化力中包涵的知识文化力、科技文化力、历史文化力、民族文化力是永恒不断地向前发展，并且通过文化力的融合，更好地体现经济效益、政治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促进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发达向发达阶段依次递进，从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和进步。

二、三明闽学三大儒概述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在宋代有一定发展，这个时期的学术文化颇为繁荣。在这些学派中，以北宋庐山镰溪周敦颐的镰学、河南洛阳程颢程颐的洛学、陕西张载的关学和南宋福建朱熹的闽学为最有影响，被称为津、洛、关、闽四大学派。它们代表了宋代三百多年的学术水平，并有深远的影响。在闽学这一学派中，最著名的是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史称“闽学四贤”。现三明地区就有杨时、罗从彦、朱熹三位大儒。

1、杨时

杨时，字中立，南剑西镛州龙池团（属今将乐县古镛镇龙池社区）人。生于宋仁宗庆历四年，卒于宋高宗建炎四年，年八十七岁。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登徐铎榜进士，历任州一级的司法、防御推官、教授、通判等职，还担任过知县、秘书郎、著作郎、径筵、左谏议大夫、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等。

杨时少年时，聪颖好学，善诗文，人称“神童”。29岁那年前往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勤奋好问，学习成绩优异，与游酢、伊熔、谢良佐并称“程门高弟”。后来，杨时学成回归之时，程颢目送他远去,感慨地说:“吾道南矣。”程去世后，杨时又一次北上求学，从师程颢之弟程颐，他不仅学习勤勉，而且非常尊敬老师。有一次与游酢去拜见程颐，见老师正在厅堂上打瞌睡，不忍惊动，便静静地站在门廊下等候。这时，天空正纷纷扬扬下着大雪,待程颐醒来,门外的积雪已经下得很厚很厚了,成语“程门立雪”讲的就是杨时这种好学精神和尊师重道的故事。

杨时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因曾受业于程颢、程颐兄弟，又最早把二程理学传入福建，开创理学的“道南系”。杨时之后，有罗从彦、李侗、朱熹相继承传。至朱熹时，发展为与“濂学”、“洛学”、“关学”并称的“闽学”。因此，杨时被尊为“闽学鼻祖”。

2、罗从彦

罗从彦（1072-1135年），字仲素，号豫章先生，出生在南沙剑州，生于宋神宗熙宁五年，卒于宋高宗绍兴五年，年六十四岁。据《沙县志》载：罗从彦,“字仲素，先世自豫章避地南剑，因家剑浦(即今南平市),后徙沙县”。罗从彦早年师从吴仪，以穷经为学。崇宁初（1102年）曾与宋代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的首传弟子杨时讲易至乾九四爻，杨时喜曰：“惟从彦可与之言道，吾弟子千余人无及得从彦者”。致和二年（1112年），师从杨时于龟山，学成后筑室山中，倡道东南，往求学者众。当年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父亲，和老师李桐都曾拜罗从彦为师。罗从彦是闽学发展的关键人物，他上接程颢、程颐、杨时，下传李侗、朱熹，是闽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从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出发去理解、接受和消化洛学，并针对当时吏治腐败的严重状况，着重强调了在上位者进行道德修养和严格要求自己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反对民族压迫，积极主张抗金，大力提倡名节忠义和廉职等道德风尚，表现了较强的民族精神；他一生刻苦好学，“笃志求道”，不惜变卖田产，多次背着干粮徒步问师求学，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十分感人，更为后人景仰。

朱熹对罗从彦评价甚高，认为“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仲素一人而已"。黄宗羲也说，罗从彦在杨时的学生中“最无气焰,而传道卒赖之”（《宋元学案.豫章学案》按语）“最无气焰”的人成了闽学的奠基人之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比较自觉地反映和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从而使闽学更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史书记载,罗从彦“严毅清苦，笃志求道”（《宋史》本传）。这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锤炼出来的特殊性格。是进行历史反思的需要，也是重新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

3、朱熹

朱熹（1130.9.15-1200.4.23），祖籍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

闽学直接导源于北宋的理学家周敦颐，他首先提出了理学的基本范畴和命题；到了二程，理学唯心主义体系基本形成。朱熹最推崇二程，谓:“程夫子兄弟者出”，“续夫千载不传之绪”。他认为二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丘一脉相承而至孟柯后中断了的道统承继下来了，二程是其学说的根源。二程的洛学通过福建将乐的杨时(1053—1135年)、沙县的罗从彦(1072—1135年)、南平的李侗(1093—1163年)等相继传授，最后传到南宋的朱熹。朱熹做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以他渊博的学识，综合各家学说，完成了对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建构，形成为闽学，他也因此成为宋代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理学家。

在朱熹的一生中，除了在浙江、江西、湖南做官约三年外，其余近七十年都在福建各地活动，而在福建也只有四年的时间任职同安和漳州，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闽西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及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

闽学三大儒对历史、学术、政治思想等各方面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是三明文化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体现的知识文化力、历史文化力、民族文化力等对三明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闽学文化力对三明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

1、历史文化资源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闽学三大儒是三明文化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地方文化资源。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和人文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文化产业己成为现代经济的重要支柱,成为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因此开发和利用地方优势和特色文化资源,把文化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产业优势,有利于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在世界各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形势下,如何开发地方文化资源优势,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形成新的产业优势,是一个重要的实践课题。

历史文化资源体现了各个国家和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心理结构、意识形态、生活习俗等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文化资源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象征。它对一个国家及其各族人民能够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激励作用经济功能。因此历史文化资源是文化资源的核心。

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充分发挥文化资源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积极合理的作用,是历史文化资源功能和价值研究的最终目的。

（1）历史文化功能。历史文化资源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自然或社会的遗迹遗物等,作为历史的产物,都必然打上时代的印记,反映当时的自然生态状况和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状况,具有历史价值;同时历史文化资源还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文化资源本身包含着特有的、丰富的文化信息。

（2）精神功能。历史文化资源为人类连接过去和现在架设了桥梁,为从今天走向明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养料。历史文化资源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探索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通过历史文化资源所反映的历史上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状况,探索和揭示人类社会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演变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自觉地、能动地协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文化资源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积极合理的作用,是历史文化资源功能和价值研究的最终目的。

（3）经济功能。历史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它首要的功能是带动文化经济的发展,创立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这种文化产业把古代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当代的经济生活有机地统一起来,既能使历史文化资源得到可持续发展,又能使经济出现新的增长点。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还体现在文化产业等领域,以历史文化资源为依托的文化产业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点。

（4）艺术功能。艺术价值的内涵很丰富,主要包括审美、欣赏、愉悦、借鉴以及美术史料等价值。人类在对文化资源的审美过程中陶冶情操,丰富了自己的精神生活。

2、闽学文化力对三明社会经济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闽学是传统儒学的新发展，是儒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福建社会人文相适应，并以福建学者为主体创建起来的，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闽学做为三明地区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其开发利用对三明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1）对三明闽学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助于物质产业与文化产业保持良好的比例,促进整个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对于改善三明地区投资环境、促进物质产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2）对三明闽学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然引起物质产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广播、电视、电影、书刊等文化生产和消费的迅速普及,促进电讯、卫星、器材、纸张、印刷等物质生产部门的急剧发展,导致这些与文化资源有关的物质生产部门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增加,从而推动产业结构日益优化。

（3）对三明闽学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形成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文化产业己成为三明地区经济中的朝阳产业、支柱产业。

（4）对三明闽学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使观念文化在三明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不仅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观念文化对经济发展也产生越来越重大的作用。道德调解是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同时发生作用的、调节社会经济运行的第三种方式。从微观上看,企业的经营理念、企业精神、企业文化以及员工的思想道德文化综合素质,也成为生产发展的重要条件。

（5）对三明闽学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信息成为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文化资源可以称为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将不断增大,成为知识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的富裕和财富的积累,人们的精神需要日益增强。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不仅在于经济的增长,更要体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现代化。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将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对闽学这一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已成为三明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注释：

[i] 《毛泽东选集二.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 1940.1，第39页

作者简介：杜香芹，三明学院副教授。

文章摘自《“闽学与三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