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初“古田会议”结束后，为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三省“会剿”，红四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率领下，离开古田，甩开尾追之敌，分兵向江西转移。红四军途经长汀时，年仅15岁的乡下贫苦小青年罗广茂听了红军的革命宣传，萌发了参加红军的念头，可他的母亲担心儿子年纪小，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去参军，但他已下定决心要参加红军。这天一早，住在村里的红军启程出发时，为了防止母亲的阻拦，罗广茂灵机一动，把母亲骗进屋里反身锁上房门，任凭母亲在屋里急得大喊大叫，他一口气跑到村头跟着红军部队离开了家乡。

罗广茂长得比同龄人矮小，嗓门却很大，当时部队正在物色司号员，罗广茂的特长被部队领导发现后，将他调到红四军第三纵队任司号员。罗广茂人小却十分机灵，部队领导有意培养他，将他送到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训练，罗广茂掌握了起床号、出操号、紧急集合号、 熄灯号、收操号、开饭号、上课号、下课号、午睡号、午起号、晚点名、休息号、集合号、防空号、冲锋号等各种军号的吹奏。在结业典礼上，学校领导给每个学员发了一本《军用号谱》，再三叮嘱《军用号谱》的机密性和重要性，要求每位学员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保护好它。罗广茂带着《军用号谱》回到红四军后，被安排到朱德军长身边任司号员。随后调红十二军101团任司号员，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又调到红五军团四十三师师部当司号长。尽管工作调动频繁，但罗广茂始终都把《军用号谱》形影不离藏在身上。1934年，罗广茂在连城作战时背部中枪负伤，被送到长汀四都的红军医院治疗。半年后，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长征，伤病未愈的罗广茂被安置在当地群众家中养伤。伤好后，为逃脱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罗广茂躲进深山的纸厂做工，在那艰苦的环境中，不论走到哪里，他都将一个号嘴和那本《军用号谱》带在身上。第二年冬天，罗广茂悄悄潜回长汀老家，将《军用号谱》交给母亲代为保管，并一再交代无论如何不能丢失。后来，罗广茂为逃避当地反动民团的搜捕，背井离乡，拜师学木匠手艺维持生计，做工来到距家乡一百六七十里的宁化泉上落脚，偷偷把母亲接过来一起生活。罗广茂长年在外做工，在家的母亲想起儿子此前郑重其事的交待，为保周全，便把从老家带来的《军用号谱》用油纸布层层包好，反钉到距地面不足一尺的自家谷仓底板下，不易让人发现。

1949年，全国解放后，罗广茂想到那本交给母亲保管的《军用号谱》，可以拿出来交给国家了，便问母亲号谱藏在哪里？可是事隔多年，母亲年事已高，怎么都想不起来藏在了哪里。这可把罗广茂急得团团转，他找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家，四处寻找《军用号谱》的下落，但都没能找到号谱的踪迹。随后的日子里，罗广茂常常想起在朱德身边当司号员的日子，想起在红军部队吹起冲锋号激励战士奋勇前进的号声，想起那些前赴后继为革命英勇牺牲的战友们，想得多了，就会拿出那个号嘴吹吹。十多年过去了，罗广茂的母亲也去世了，但《军用号谱》依旧没有踪影。有一次，村里来了个卖麦牙糖的货郎，罗广茂的儿子把这铜质号嘴拿去换糖吃，被罗广茂发现追回后狠揍了一顿。从此，儿子知道了那个号嘴是父亲的命根子，再也不敢动这份心思了。

日子如流水般过去，直到1974年，年至花甲的罗广茂在拆建家中谷仓时，发现在仓底木板上有一块油纸布被牢牢地钉在底板上。当他打开油纸布，顿时泪流满面，失声痛哭。原来，被油纸布层层包裹的就是他几十年魂萦梦绕的《军用号谱》！这本被他看得比生命都重要的号谱在失踪了40年后终于重见天日，回到了它的主人手里。

1975年，罗广茂听说宁化县革委会正在征集革命历史文物，便将《军用号谱》连同号嘴一并捐给了宁化县革命纪念馆。时任纪念馆馆长的王岳良发现其价值不凡，将其上交到宁化县委宣传组。为分辨《军用号谱》真伪，县里特意请省城专业老师前来考察谱曲，并现场测试罗广茂的识谱能力。其结果是罗广茂不仅识五线谱，而且对号谱中340首谱曲熟记于心，能将表现红军生活、训练、作战及部队番号、职务等340首曲谱准确无误地唱出，并做了详细的解释，如果没有专业知识和亲身经历，是不可能做到的。专家确认该《军用号谱》及罗广茂司号员身份名符其实。随后，宁化县革委会特地给罗广茂颁发写有“保护革命文物无尚光荣” 纪念奖状，并赠给他一套《毛主席著作》作为奖励。

199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近、现代文物专家组鉴定，认为此《军用号谱》系全国目前唯一一本最为完整和正规出版、印刷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是研究中国工农红军革命斗争史、红军军事生活及红军音乐的宝贵实物资料，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宁化革命纪念馆的镇馆之宝。

1994年6月，罗广茂因病逝世，享年78岁。他历尽艰辛保存红军《军用号谱》的事迹被载入《宁化县志》，受到宁化老区人民的世代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