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省政府内迁永安后，日军对永安实施“无差别大轰炸”。每次轰炸都投下爆炸弹、燃烧弹，对平民设施进行大破坏，甚至低空使用机枪对密集人群进行扫射，投放石块等，使永安遭受重大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永安是受侵华日机轰炸损失惨重的受战争影响最严重、需要救济的、难民超过人口50%以上的县之一。
1938年6月3日，侵华日机首次空袭永安，出动飞机3架，燕江中路的银行机关被炸，炸死2人，炸伤1人，炸毁民房数间。
1939年5月9日，侵华日机第二次对永安进行轰炸。上午9时许，7架日机（水上轻轰炸机1架，轰炸机2架和侦察机4架）进犯县城，由东、南两个方向入侵城区上空。经低飞窥察后，由领队机向城内大同路省立师范学校，永安县政府、福建省电政管理局、永安邮局（邮电两局同在一所）、羲和山测候所邻近及西门安仁庙等处肆意投弹轰炸，并在城郊附近用机枪扫射和投下颇多石块。房屋大部倒塌，死伤14人。省立福建师范被迫迁往大湖继续办学。
1943年1月2日中午12时26分，永安再次遭受惨炸，30架侵华日机分途进扰，逼近上空时，因为市民的狂奔混乱，即刻引起敌人的疯狂扫射，投下的炸弹总是在二三分钟后发出巨响，这样扫射和投弹的轮番暴行对于非武装人民来说可谓残暴至极，前后历时长达两三个小时。如此狂轰滥炸之后，城关四处起火，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一时哭声、喊声和哀嚎声四起。永安市区城郊投弹12枚，并用机枪扫射。着弹地点22处，市区5处起火，共计死10人，伤40余人，毁屋29栋，倒房28栋。入夜，火场中余火犹存，全城陷入黑暗之中，不禁使人怵然挥泪。
1943年11月4日下午1时左右，16架侵华日机再次对永安城区进行轰炸，无差别滥投爆炸弹和重磅燃烧弹，先在桥尾一带投弹，炸死10多人，后经西门桥、中山路、中华路、新街、大同路、东门街、新桥头、大帝宫约5华里长地段掷下百余枚燃烧弹，从西门至东郊均被炸毁，全城基本焚毁殆尽，面积达3平方公里。
在省政府内迁永安期间，侵华日机在永安空中侦察6次，对永安城区实施轰炸达13次之多，给永安人民造成重大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及心灵深处的深重灾难。
1944年5月6日，福建省赈济会秘书室编印的《福建赈济》中，对福建省在1937年至1944年3月间遭受侵华日机轰炸的损失进行统计，形成《抗战以来福建省遭受日机轰炸损失统计之伤亡人数》，永安的伤亡人数共537人，其中伤278人，死亡259人。
日本侵略者对永安人民造成的人口间接伤亡主要有难民、灾民等方面。难民至少1517人，灾民伤亡人数至少为93人。
（一）难民：
金（门）厦（门）沦陷，特别是省府内迁永安后，大量福建沿海民众及沦陷区的普通民众、商人、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及其他省份难民为了躲避战祸纷纷涌入永安，形成大规模的迁移难民潮。永安成为全省重要的难民集散中心之一，大批难民需要进行安置。1941年5月26日，永安县设12处收容所。1942年7月15日，为收容浙赣战区退闽学生，在永安增设省难民收容站第二总站，暂辖南平、沙县二站。永安境内收容难民总数至少1517人。战争结束后，根据1946年2月的调查显示，仍有141名外地难民滞留永安，其中94人愿返回原籍，剩下的47人仍然留在永安境内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二）灾民
抗战爆发后，侵华日机轰炸人口死伤的恶劣环境，卫生防疫药品的不足及难民的大量流动，为疾病的发生蔓延提供了温床。永安受战争影响而伤亡的灾民主要指鼠疫、霍乱而造成伤亡的灾民。
鼠疫：永安鼠疫的发生是外来传染源（病人）—跳蚤—鼠，随后由鼠—跳蚤—人或鼠，同时也不排除日本飞机在多次的轰炸中投下鼠疫杆菌所致。1941年端午前后，鼠疫流行，死亡30人，全年计发病约六七千人。1942年6月，在城区仁义太平二街，鼠疫再次复发，陆续有死亡病例。1943年6月又蔓延至新桥邻近的驻军，患病40多人，死亡10余人，下吉山也发现鼠疫病人50多人。
霍乱：根据省卫生处第一防疫所记载，1942年9月26日收容1名路过永安身患霍乱的尤溪人，于9月27日病死。1943年10月，龟山洲发现两例死亡病人，省防疫大队鉴定为霍乱。同年11月晏公街、中正路霍乱流行，陆续有死亡病例。
抗战时期永安灾民伤亡人数至少为93人（其中鼠疫死亡90人，霍乱死亡3人）。
（一）脆弱的经济遭受毁灭性的破坏
战时省会内迁7年半的时间里，却有5年5个月零1天永安在侵华日机“无差别轰炸”中艰难度过，且轰炸点一次比一次更集中，日军出动的飞机一次比一次多，投下的爆炸弹、燃烧弹威力一次比一次猛烈。特别是在1943年1月2日至1943年11月4日的10个月零1天的时间里，就遭日军两次惨绝人寰的轰炸，使战时省会的精华轰炸殆尽，经济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城市的基础设施遭毁灭性破坏，大量的办公设施，居民住房、学校、车站、医院、银行、商铺毁坏严重。省会银行、工业、民营企业、个体手工业被迫停工停产，难民流离失所，商铺倒闭，交通停运，银行歇业，市场萧条，生产力水平严重下降。
（二）心灵创伤永难愈合
日本侵略者对永安毫无军事目标的住宅区、商业区、文化区的狂轰滥炸，甚至低空扫射密集的人群，给永安人民造成的心灵创伤永难愈合。侵华日机对永安的重点轰炸，使永安百姓过着“天天拉警报，日日躲飞机”的惊恐生活，百姓目睹家园的惨状，饱尝失去家园、亲人离散的苦痛。受害者高熊飞，在1943年11月4日永安遭到侵华日机最疯狂的轰炸中，他年仅4岁，右臂断折。
直到如今，永安每年都在11月4日这天拉响防空警报，凄洌的警报声响彻永安城上空，仿佛在传递着历史的记忆，警示我们勿忘历史，更是为了让我们以史为鉴，不让泯灭人性的悲剧重演，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永安云集了如著名作家黎烈文、杰出政治军事评论家杨枣、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音乐家蔡继锟、卢前，木刻家萨一佛等一批文化巨擘，他们以笔墨为刀枪，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活动。因而地处东南的山城永安成为与陪都重庆、西南边陲桂林齐名的抗战文化名城。
1938年6月，以地下党领导的《老百姓》报为先导，揭开了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序幕。《老百姓》报刊登八路军、新四军战绩，发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等文章，旨在宣传抗日救亡，提高人民大众政治和文化水平。1939年2月，蜚声文坛的左翼作家、翻译家黎烈文紧跟《老百姓》步伐创办改进出版社，自任社长兼发行人，先后编行6种固定期刊，出版8大丛书和单行本共100余种。在《老百姓》报和改进出版社的影响带动下，永安的抗战文化进步机构及其出版书刊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抗战时期永安共有改进出版社等大小专业出版社39家，印刷所19家，省政府编译室、教育厅编审委员会等省属编辑研究机关近20个，永安联合新闻社、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等新闻通讯机构4家，研究所、诗社等文化学术团体40余个，《老百姓》《建设导报》等12种报纸，《改进》《现代青年》等129种期刊以及800多种各类专著，在永安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的著名作家、学者先后达100多人。“前后7年多时间，隐蔽战斗在永安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中共南方局及福建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广泛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繁荣东南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然而侵华日机的多次狂轰滥炸，使这些客居他乡的文化精英不仅物质上极为困乏，精神上也极其缺乏安全感。黎烈文经营的著名改进出版社原在抚沟街，由于侵华日机轰炸不得不迁往僻静的霞鹤（原名虾蛤）“推着重车上峻坡”。著名作家谢怀丹原居住的马巷毁于日军燃烧弹，不得不三次乔迁，才到“寄农小筑”。青年画家萨一佛“凭籍招致难民的任务，逾越过军警的戒严，独自躞蹀在炸区里”进行《噩梦的寻索》。著名诗人覃子豪为反映永安浩劫的每幅书画配上诗句，使“永安劫后”的展出激起了强烈共鸣和轰动。在频遭日军轰炸的动荡日子里，文化精英们苦心经营，在中华抗战文化西移的同时，东南战场形成新的文化中心，抗日救亡文化在永安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革命者用自己的方式记录和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永安抗战文化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945年8月抗战取得胜利。
作为福建战时省会7年半之久的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是中国东南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同当年的桂林、重庆一样，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政治倾向：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永安抗战文化的活力辐射到我国东南地区乃至全国和东南亚一带，是中国人民波澜壮阔伟大的抗日战争的一面旗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福建省党史研究室编：《福建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央党史出版社，2015年9月第一版。
2、福建省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在闽罪行录》（1931-1945年），福建省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
3、福建省赈济会秘书处编：《福建赈济》，1944年5月。
4、《新福建》，第八卷，第三期。
5、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专题《抗战时期永安赈济情况与分析》、《抗战时期永安鼠疫调查与损失调查》，2014年。
6、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安市志》，中华书局出版社，1994年4月版。
7、永安档案馆馆藏档案：《福建省永安县收容难民概况调查统计表》，1941年。
8、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11月版。
（作者单位：永安市委党史方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