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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我国文化战线的一面旗帜——福建永安抗日文化活动简述
2020-08-1315:27:42来源:

 

黄修荣

 

永安是闽中历史悠久的古城。

抗日战争时期,它从19388月至19455月作为福建省临时省会,长达七年半之久(19388-19455月),以名人荟萃、抗战文化活动如火如荼开展而声震东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战斗在永安的共产党员、革命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台湾同胞,携手并肩,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冒着侵略者的狂轰滥炸和顽固派的迫害摧残的种种危险,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繁荣东南文化、振兴中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

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是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与发展起来的。

随着福建省会的内迁和厦门失守,不少行政机关、大中专学校、文化团体等各种机构,陆续向永安及其附近的山区疏散,不少教授、学者、专家和文化界爱国人士先后从福建沿海和港、沪、粤、苏、皖、浙、赣、湘、桂等地辗转而来。山城永安,此时不仅成为福建战时的政治中心,而且成为我国东南半壁的文化

人士荟萃之地。

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新闻、教育、出版等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其时间之长,出版物之多,内容之广,作者阵容之大,战斗性之强,在东南各省独一无二。

抗战时期,永安的出版发行事业非常兴旺。有改进出版社、建国出版社、福建青年出版社、战地图书出版社等大小专业出版社近40家:还有省政府公报室(后改编译室)、教育厅编审委员会等近20个省属机关、学校设立的编辑单位。有中央通讯社福建分社、华南通讯社、永安联合新闻社、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等四家新闻通讯机构,以及新闻学会、记者公会、教育学会、民众教育馆、戏剧研究会、音乐研究会、学术研究所、艺术社、木刻协会、诗社、剧人协会、工程师学会、文化驿站、经济学社、社会学社、文化学术团体40余个。

抗战期间,这些新闻、出版、编辑机构和文化团体先后在永安编辑出版了《老百姓》、《福建民报》(后改为《中央日报》福建版)、《人报》、《建设导报》、《民主报》、《中国儿童时报》等12种报纸和《改进》、《现代青年》、《现代文艺》、《新福建》、《国际时事研究》等129种期刊。此外,还编辑出版了800多种各类专著。其中各种丛书、丛刊近四十套。永安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永安出版的这些读物,种类繁多,发行量大,多数能够配合形势,以抗日、民主、团结为主题,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抗日战争。许多作品和专著出自名家之手,文字酣畅,时代感强烈,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和学术价值。永安出版的这些读物,不仅种类繁多,发行量大,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和学术价值。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在永安各进步刊物发表作品和出版专著的著名作家、学者,先后有100多人。他们当中有:郭沫若、马寅初、千家驹、巴金、王亚南、戈宝权、公盾、邓初民、艾芜、艾青、冯雪峰、冯牧、石西氏、司马文森、羊枣等等。

随着出版、印刷行业的蓬勃发展,抗战期间,永安大小印刷所竞达20家,其中不少印刷所有铸字、制版等设备,还能承接外地刊物和书籍的印刷业务。

永安的图书发行也非常兴旺。当时改进出版社、东南出版社、民主报社等都设有营业处、服务部等,兼营书刊经销业务;此外还有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永安支馆、古今书店等17家书店。

抗战时期永安戏剧团体有话剧团、评剧团、歌咏团、音乐团、巡回团、特教团、研究会等10多个,经常配合抗战形势,深入战地、乡村宣传演出。省教育厅戏剧教育委员会先后组建的3个“战时民众教育巡回施教团”,足迹遍及八闽大地,他们先后到50多个县市,200多个乡镇,演出700多场,观众达150多万人次。他们除演出话剧外,还兼带电影放映、图画展览、体育表演、文字宣传、通俗讲演等。此外,他们还通过开座谈会,办短训班、讲习班等方式,为各地培养剧运骨干,推动了全省话剧运动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仅1941年一年在永安各出版物上发表的剧本就达70多种。永安各戏剧团队移植、改编、演出的剧目有200多种。其中如曹禺、丁玲、陈白尘、洪深、熊佛西、老舍等人的著名剧作,在永安及各地演出都深受欢迎,影响甚大。

抗战期间,永安的教育事业有很大的发展。省会迁至永安后,新办了省立永安中学、省立音乐专科学校(后改国立)、省立师范学校、省立农学院等多种中高等学校。

(二)

永安的抗日文化活动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一特定的历史奈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有鲜明的特色。

空前伟大、空前广泛的民族解放战争,促成了全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联合,也促成了文学艺术工作者“不分派别,不分阶层,不分新旧,都一致地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奔走,而呼号,而报效。”福建省会内迁后,相继从各地云集永安山城的抗日文化队伍,体现了文化界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在这支队伍中,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如卢茅居、邵荃麟、羊枣等;有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学者,如黎烈文、董秋芳、王亚南等;有富有正义感的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如程星龄、沈铭训、汪德耀、李由农、沈炼之等;有支持抗日、追求进步的国民党文化官员,如郑贞文、朱宛邻、颜学回等;有爱国绅商,如江子豪等;还有一大批热情奔放、血气方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支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队伍,面对敌机轰炸,面对饥寒贫病,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在闽中山城谱写出一曲又一曲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英雄战歌。

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有一个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进步力量的核心。

永安成为当时东南抗战文化中心,并非偶然。在其开创时期,坚持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全国抗日文化迅速发展的有利形势下,福建省文化界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和老党员团结了为数众多的进步作家、新闻工作者、革命知识分子,其中有一部分骨干是三十年代文化老战士及知名学者,依靠他们的社会关系,使重庆、桂林与福建之间文化人的交往和相互支持起了桥梁作用。同时充分利用永安在政治、文化诸方面的有利条件,起到了它所能起的独特作用。

皖南事变前,中共东南局文委领导人邵荃麟委托王西彦来永安开辟抗日文化宣传阵地。在王西彦来永安之前,邵莶麟交代了党的方针政策,提出要团结人民大众,包括各界爱国人士,努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指示要尽可能利用国民党的刊物,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一九四〇年五、六月间邵荃麟来永安,直接领导并亲自参加战斗。一九四一年一月初,皖南事变前夕,邵才接受党组织的安排,携家眷撤离福建,前往桂林。这些情况说明,中国共产党对永安抗日文化的开展十分重视,尽管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领导,但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战斗岗位,都有党领导下的核心,他们带领广大文化战士,朝着同一的斗争目标,为繁荣福建和东南文化,为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斗争胜利而努力奋斗。永安抗战活动充分利用官方或半官方的文化阵地,从事灵活多变,既含蓄又有明确针对性的斗争。

由于福建政治的某种特殊情况.利用官方或半官方的社、馆、报刊作为宣传抗战,振奋人心,进行文化思想斗争的阵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最好形式,没有这些立脚点,求生存就成为一句空话。经郁达夫推荐来福建的进步作家董秋芳在抗战爆发后,一直担任省政府图书馆馆长,后来还兼任《民主报》副刊《新语》主编。他就是十分机智地利用这块在官老爷鼻尖下的小“窗口”作为传播抗日文化的阵地。凡是进步的新书无不购买,让读者先睹为快。在这里禁书不禁,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虽然不能公开陈列,读者却可以看到。图书馆不但“使广大读者得到抗日思想的熏陶,而且经受了革命民主思想的启蒙。”他把利用官方阵地,以传播抗日进步思想为一大快事。

在党的领导下,永安进步文化人在当时情况下,几乎都是采取利用官办或半官方的形式。

早期抗日刊物《老百姓》,是由当时地下党员陈培光发起和组织筹办的。参加者有地下党员也有党外进步分子,自筹经费,惨淡经营。从一九三八年十月底到一九三九年底,约一年多时间,由油印而铅印,内容通俗新颖,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继起的改进社是官办的出版社,编辑人员是地下党员或民主进步人士。后来创办的东南出版社是刘建绪出资支持的,主要负责人是曾任县委书记的地下老党员李达仁和刘的秘书谌震。国民党省政府的《民主报》完全是官方报纸,但主笔是羊枣,副刊编辑是董秋芳,他们可以利用官方报纸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对官方文章亦可巧妙地改变其意图,实践证明这是隐蔽斗争的好形式。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与重庆中心文坛.及桂林、成都、昆明、曲江等重要文化据点,起着互相配合、遥相呼应的作用。

当时设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自领导下,在文化这一重要战线上倾注了不少心血,领导和推动了整个国统区抗日进步文化运动。永安与重庆中心文坛及桂林等文化据点,通过各种渠道,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一是互相设立文化分支机构,业务往来频繁,特别是新闻、出版,发行界往来尤为密切;二是文化人士互相流动,信件来往不断,永安不少刊物辟有“文化消息”、“学术界动态”、“作家短筒”等专栏,经常介绍各个文化据点的讯息;三是文学作品交叉发表,并注意加强文学作品评价和书刊广告宣传;四是在一些重大活动上互相声援,遥相呼应。如《新华日报》举行“义卖献金日”活动,几次文艺理论论争,批判“与抗战无关”论和“战国派”文学,声讨汪伪投降卖国罪行,开展女权问题争论,桂林“秦似出走事件”,冯玉祥发动“白沙献金”运动,筹募基金援助贫病作家,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传播和讨论.抗战后期广泛的民主运动,等等,当时在永安都有强烈的响应,并发表了大量文章。由于各地进步文化界的紧密联系,互相配合,在斗争中加强了团结,使以重庆为中心的整个国统区文化界结成了一个整体。

永安是整个国统区抗日进步文化运动在东南的一翼,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据点。它的历史作用是应该受到应有和充分重视的。

(三)

永安进步文化活动贯穿整个抗战时期,是在血与火的年代的夹缝中生存与发展的,有重要历史作用。广大文化战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为着民族解放和民主事业顽强战斗,成为抗战时期闪耀在东南半壁的一簇用生命和鲜血培育出来的文化奇葩。

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的倾向性。它的全部活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路线和政策,始终坚持抗日、团结、民主这个方向。永安读物发表的大量文章和文艺作品,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以及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空前灾难;热情歌颂了前线浴血抗战的将士,后方劳动建设的大军及沦陷区人民不愿作亡国奴而奋斗抗争的英勇事迹;正确分析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指明人类光明前途,坚定胜利信心;无情揭露了汉奸特务投降卖国、为虎作伥的卑劣行径和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险恶用心;抨击国统区种种黑暗现实,鞭挞奸商、猾吏、豪绅、地主营私舞弊,欺压人民的丑恶现象;热情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民主革命思想;鼓吹政治民主和妇女解放;等等。他们讴歌抗日,赞颂光明,宣扬“庄严的工作”;同时,也用犀利的解剖刀,把现实生活中的黑暗,把“荒淫与无耻”,鲜血淋漓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抗战进步文化饱含着无数人民的血和泪,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文化都更接近于现实生活,更贴近人民大众。它代表了亿万人民的心声,起到了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推动抗战胜利的巨大作用。因此,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在抗战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给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如羊枣的军事政治论文,当年曾被誉为同著名的军事评论家美国的麦克斯·威尔纳和伊利奥林少校,英国的佛勒少将及李特尔哈特上尉齐名。至今对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仍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王亚南的经济科学理论,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宝库,具有一定的国际意义;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有助于我们研究和理解旧中国的国情,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理论上的参考。还有郭沫若等人的有关考古学著作,张天翼、王昆仑等人史学研究的论著,邵莶麟、冯雪峰、黎烈文等一批作家的新闻学、文艺学等方面论文和作品,不仅在当时是战斗的武器.在今天仍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些作品,“有着充实的内容与生龙活虎的精神”,“它保留下一个伟大民族在苦斗中的血肉与呐喊,保留下人类最善的希望与进步的脚迹(《现代文艺》发刊词)。它镌刻下了中华民族革命文化的丰碑。

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了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和文化新军。伟大的抗日战争为新文化开拓了肥沃的土壤。随着京、津、沪的相继沦陷和武汉的失守,文化局促于少数大城市的现象有了根本的改变。大批进步丈化人士为拯救民族危亡,响应“文协”号召,深入战地、农村,投身抗战洪流,把视野扩展到广阔的领域,去垦殖大片贫瘠荒凉的土地,在那里辛苦耕耘、播种、开花、结果。永安就是在这个时期垦殖的一块欣欣向荣的园地。当时一批血气方刚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如刘金、林子力、余志宏、郭风、张文郁、陈淙谷、陈耀民、陈炳岑等,在老一辈作家、学者的精心培育下逐步成长,他们不仅是当时进步文化活动的一支生力军;而且后来已成为各文化艺术部门的骨干,在各条战线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的已成为知名的专家学者。还有更多的爱国青年,经过永安进步文化的熏陶,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在抗战胜利后转到福州、厦门和其他城市,纷纷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成为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革命力量,为全国解放作出了贡献。

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长达七年之久,其时间之长、活动内容之丰富,出版物之多、作者阵容之大、作品战斗力之强、思想政治斗争之激烈,较之当时的国统区,可以说仅次于重庆和桂林。它无愧为我国抗战时期我国东南抗日文化战线的一面旗帜。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一部主任、研究员,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套长兼秘书长)

文章摘自《三明党史》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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