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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南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永安抗战文化的历史定位及深远影响
2020-08-1315:23:40来源:市委党史方志室

 

林强

 

文化是有生命的,尤其是抗战文化。它在唤起民众、团结人民、揭露敌人、打击敌人、争取抗战的胜利等方面,均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战斗力。

战争毁灭了文化,同时也创造了文化。永安抗战文化就是发端予战时福建省会永安,创造于炮火连天的八年抗战中。它是在巾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抗日救亡为丰要内容的一种战时文化现象。它以“地域广阔、主题突出、喜闻乐见、战斗力强”为特征,发展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比已往任何时期的文化更接近现实斗争、更贴近人民大众,构成了独特的“山城文化”。它与战时的重庆、桂林、昆明互相配合、遥相呼应,成为国统区四人抗战文化基地之一。它又与浙江、江西、粤东及福建各地紧密联系、相互支援,以其灵活、快捷的文化网络结构形态,影响并带动东南各地,成为中国东南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

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已成为过去,许多问题已由历史划上了句号,但它的影响极其深远,将不断启迪当代、警示未来。

永安抗战文化留给我们最根本的历史经验是顺应时代潮流,肩负国家民族之历史重任在既有民族压迫又有阶级压迫的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把民族的旗帜牢牢地拿在自已手里,这是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关系的一个基本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重要经验。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分析中国、爱尔兰、印度、芬兰等国事件时,指出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对无产阶级解放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略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已的全部力量、自已的全部心血、自已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敌人”①这就告诉我们,一个被奴役的民族首要的是民族的解放。一个革命政党必须以“全部力量”“全部心血”“全部精力”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没有民族的解放根本谈不上阶级的解放。这一光辉思想在中国抗日战争,包括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得到了卓有成效的运用和发展。

“七七”事变前夕,中共中央就“号召全党同志发扬过去十五年来英勇无比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去迎接将要到来的民族抗战,每一个同志应该深入到农村、城市、工厂、兵营中去,唤醒千千万万的同胞们到抗日战争中来,并成为他们的领导者,没有千千万万的人民的参加,抗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肩负起这个历史任务,它本身也成为中国命运的决定力量。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1938年5月,鉴于闽海战事骤紧,沿海岛屿相继沦陷,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机关便由福州内迁山城永安。随着省会搬辽和厦门的失陷,大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的爱国人士都相继云集永安。东南沦陷区的一些大专院校,如苏皖政治学院、暨南大学、东南联合大学等,亦先后迁到福建内地,使抗战文化活动在永安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使这里逐步形成东南抗战文化的中心,涌现了一支宏大的抗口文化新军。;在这支队伍中,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卢懋榘、邵荃麟、钟尚文、羊枣(杨潮)等;有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学者黎烈文、董秋芳、王亚南、谢怀丹、王一凡等:有著名木刻家、翻译家、记者萨一佛、林天兰、郑庭椿、赵家欣等;还有一大批热情奔放、『血气方刚的爱国进步知识分子以及支特抗日文化活动的国民党文化官员,充分体现了永安抗战文化队伍的强大阵容和文化界统一战线的广泛性。

在这一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中,中共党员起了先锋模范和骨干带头作用。这时期在永安参加抗战文化活动的共产党员,先后有60余名,其中,中共福建省委及其下属组织的党员有20余名。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指导和推动,就是通过这些党员秘密的、个别的、多渠道的活动,运用不同的组织形成来实现的。他们同广大文化工作者一道,在时局逆转、形势紧张时,不顾个人安危,忘我地工作,甚至冒着被逮捕、被杀害的危险,坚持抗战宣传活动,为繁荣抗战进步文化事业竭忠尽智,谱写出一曲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英雄战歌。

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化史的光彩一页。这段难忘的历史告诉人们:谁能英勇地担负起中国历史之重任,并且不管有多大困难坚决完成它,谁就会成为时代的胜利者。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永安抗战文化留给我们最可贵的精神力量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日本的对华战争,是奴役中国各民族的战争,是灭亡整个中国的战争。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政治军事集团、各社会团体、全国人民,除少数汉奸亲日派以外,都直接间接地投入了这场神圣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就号召全国同胞:“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③。

国民党也公布了《非常时期宣传工作纲要》,在其“宣传要旨”第一条就指出“启发同胞之爱国精神及民族意识”。国共两党以外,儿乎所有政党和团体也都号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所有中国人都要为抗日作出最大的努力和牺牲。全国同胞,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忍受千辛万苦,经历干难万险,为民族生存同家独立而英勇奋斗,使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到了最高程度,它成为我们战胜同本帝国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在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大气候下,在永安的国民党福建省党政要员,特别是前后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陈仪、刘建绪均积极拥护国共联合抗日,并采取一些较为开明的政治方略,从而为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创造了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永安能吸纳苏、皖、浙、赣、湘、桂、粤、沪、港等地辗转而来的知名文化人十,成为中国东南半壁的文化人士荟萃之地。

当政者重要,而机制组织更为重要。当时永安这一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的出现,与福建省临时国民参议会的设立及所起的作用有一定关系。任何国家在反侵略时一般都要实行战时建制,中国进行反侵略战争更是如此。随着抗日浪潮的到来,特别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宣传、鼓动,国民党于1938年7月设立了国民参政会。它是抗战中由抗日党派和各界人士组成的国家最高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共有四届,召开过13次会议。1939年3月,在永安也设立了福建省临时参议会,先后由郑祖荫、丁超五任议长,共召开过十余次各党派及各界议员会议,主要议题为:通过抗战建议、决议,听取时政报告,审议财经预算,反映民意民声等。虽然参政(议)会在名义上只是民意、咨询组织,有很大局限性,而事实上或多或少也起到了各党各派各界的联盟组织的作用。前苏联《真理报》曾评论说:国民参政会的设立,“即明示联合反日统一战线之伟大力量业经形成”④,便说明了这一点。中共中央也曾认为,国民参政会的召开,“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将起到“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日救国而努力的作用”,因此“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党参政会的工作”⑤。

两个政见不一的政党,走到一起,为了一个统一的目标而战斗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两党都愿高举一面爱国主义思想旗帜。在拯救中华民族危亡时刻,正是由于爱国主义思想作为基础,使国共两党得以长期合作,尽管期间有磨擦有斗争,但没有导致联合抗日分裂,使

之维系达八年之久,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也持续了七年多,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文化是社会的灵魂,是社会的影响力。抗战文化在永安得以迅猛发展、空前繁荣,也正是有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的支撑。这一时期永安有新闻通讯机构4家、文化学术团体40多个、出版社近40家、印刷所19家,出版各种报纸12种、期刊杂志129种及各类书籍700多种。虽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教育、新闻等各个领域,但其共同宗旨无不体现在当时永安《民族文化丛书》所确定的“阐发民族文化、激扬民族精神、砥励民族气节、增强民族信心”的编辑计划中⑥。正如1940年4月25日在永安《现代文艺》发刊词中所阐述的:“文学艺术不但是民族生活最正确最具体的活历史,也是人类精神最伟大的鼓励者与创造者”,“它保留下一个伟大民族的苦斗中的血肉与呐喊,保留下人类最善的希望与进步的脚迹”。

重温抗战时期永安这段历史,仍可感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跳跃。爱国主义精神和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爱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巨大凝聚力。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表现出的高昂的爱同主义精神,将永远鼓舞后人奋勇前进。

永安抗战文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历史财富是战时文化成果和凝聚两岸同胞愿景的闽台文化遗产

永安抗战文化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创业史、奋斗史,也是海峡两岸人民合作抗日的英雄史诗。抗战文化,在当时作为…种先进的文化形态,最突出的是体现在新闻业上。它打破了以往官方独家控制新闻的单一格局,将新闻传媒触角伸展到该地的广泛区域,乃至东南各地,遂使战时永安的新闻业呈空前发达的景观,至今还留下数量可观的报纸;其次体现在战时永安的出版业上,当时确实出现了异常繁盛的局面。可以说,永安是继武汉、桂林、重庆之后又一战时国统区出版中心,这个中心的特点是:它以永安、南平、金华、丽水、上饶、赣州等文化活动重地为据点,扩展到周围县份,形成纵横交错的出版网,其出版物之多、作者阵容之大、内容之广、战斗性之强、斗争之激烈,在东南各省是首屈一指的。正是由于一批叉一批文化人在国民党当局的文化专制下,艰难竭蹶,不屈不挠地斗争,才获得了战时永安出版业的持续繁盛,同时也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文化成果:再次体现在戏剧上。当时永安的戏剧活动特别活跃,尤其话剧运动盛况空前。有话剧、平剧、闽剧、歌咏等戏剧团体10多个。他们常年深入战地、乡村宣传演出,足迹遍及八闽大地。目前已收集到当年在永安各出版物发表的剧本就达70多种,永安各戏剧团植、改编、演出的剧目有200多种。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给中国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留下了大量历史文化成果,不仅在当时是战斗的武器,在今天仍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更令世人关注的是,永安还是当年国民党对台工作的指挥和活动中心。特别是1943年11月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由漳州迁到永安后,在这里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光复台湾的活动,活动宣传大纲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胞是中国的同胞”,体现了国共两党在台湾问题上的共识。值得一提,从永安还走出两位“中华民国副总统”,一位是严家淦,另一位为谢东闵。1944年谢东闵在永安还发表了题为《福建与台湾》一文,称“福建与台湾有着不可分的密切关系”,“台湾如自成一省或成一特别行政区,在我国行政区划上,虽与福建立为两家,但事实上亦是一家”。目前永安还保留包括台湾党部旧址吉山复兴堡在内的36处涉台文化遗址,它见证了两岸同胞共同抗日的光辉历史。因此,以永安抗战文化为闽台情缘纽带,拓展“五缘”、“六求”,加强两岸合作交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将起到积极作用,对于推动福建跨越发展和海峡两岸经济区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32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198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277页。

④ 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7月11日。

⑤《(六大以来一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65页。

⑥ 原载《(新福建)》第二卷第4期,1942年11月10日出版。

 

(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巡视员、研究员)

文章摘自《三明党史》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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