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克淦

《老百姓》是福建省抗战初期的一个进步刊物。它是1938年初在福建战时省会永安诞生，不及两年就被国民党扼杀了。尽管这个刊物发行期不很长，但在当时的政治影响却很大。所以时至今日，凡是30年代在永安做过工作的人们，都对《老百姓》记忆犹新，印象深刻。

《老百姓》之所以进步，因为它是当时国共合作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爱国主义的，是坚决实行孙中山先生所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坚决拥护抗日统一战线的。

《老百姓》发刊时间虽然很短，但它的产生和发展，是经过一段比较长的而又是不平凡的岁月的。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后，福建省会——福州，因地处海滨，频遭日本飞机的轰炸，战局危急，由于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公务人员和广大人民，除消极逃避日机轰炸外，国民党对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无所准备，抗日气氛极不浓厚，有识之士极为不满。当时在福建省教育厅工作的，陈培光、林浩藩、高时良、卓克淦、陈启肃等人，鉴于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拟议创办刊物，宣传抗日。嗣以战局紧张，福建省政府于1938年内迁永安，建立战时省会，把筹备工作搁置下来。永安地处闽北山区，文化落后，民风闭塞，广大人民群众，有的还不知抗战为何物者。陈培光等人益感出版抗日宣传刊物是刻不容缓的事，乃以福建教育厅为据点，除教育厅陈培光、林浩藩、高时良、卓克淦、陈启肃之外，又邀集章振乾、姚勇来、沈嫄璋、茅乐楠等十余人，自费创办《老百姓》3日刊，宣传抗日。他们之中，出钱出力，各尽所有，和衷共济。章振乾当时在福建省银行董事会工作，姚勇来、沈嫄璋夫妇系“中央日报”记者，还有当地永安籍的青年同志，可惜已忘记他们的姓名。

《老百姓》创刊之时，公推章振乾为发行人，陈培光为总编辑，林浩藩、卓克淦、高时良、陈启肃等人为各栏编辑（包括社论、时事、问题解答……等）。参加筹办《老百姓》的，除陈培光是当时中共闽北特委成员、林浩藩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成员外，其他的人如姚勇来、沈嫄璋夫妇、章振乾、卓克淦等人，在当时或在工作中，或在大学念书时，或在反蒋的运动中，都曾与中共党员共事合作过，或掩护过中共地下党员（姚、沈夫妇于1945年曾被国民党第三战区逮捕，抗日胜利后赴台又被捕）。《老百姓》有这些人作为政治骨干，刊物的进步性，可以不言而喻了。

《老百姓》在永安县政府登记出版，这次是由章振乾出面办理的，因为县府秘书黄孟敏是章振乾的老同学，办理得很快很顺利。它是以福建省教育厅为据点，编辑及发行工作均设在教育厅内。其他有关工作及编辑会议因多数人不在吉山（教育厅地址在离永安城十里左右的吉山乡），故多在永安城内开会。最初因经费及物资设备困难，用油印版面发行，在没有油印机的情况下，只用腊纸压在竹片下用并排毛刷印刷，以后才发展为用油印机印刷。所以版面不大，系按腊纸大小，为八开版。最初发行量仅数百份，全部是赠阅；后来发行量不断增加，条件改善了，看《老百姓》的人多了，就改用铅印发行，版面为四开，发行量达数千份，酌收低微印刷费。外县订户，都是委托长途汽车司机义务带到各县，转交给该县的代理人分送各订户，这说明《老百姓》是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的。

正因为发行量的增多，《老百姓》也就“出名”了，这就不能不引起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的注意。因为《老百姓》自创刊至被勒令停刊的时代背景，表面上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期，但是正在这个时期又是国民党一手策划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大屠杀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时共产党坚决主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而国民党却背道而驰。这时的《老百姓》是旗帜鲜明地拥护中

国共产党的主张，尽管刊物的外形不怎么显眼，但它的内容却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并激发广大的老百姓的抗日热情，敦促国民党政府以实际行动投入抗日中去。同时也的确揭露了国民党某些黑暗面，为老百姓说了些公道话。这个进步刊物社会影响很大，特别在知识界及政府部门影响更大。另一方面也开始伸向工农群众之中进行宣传。正因为如此，不能不引起国民党省党部的注意和非议。当时国民党直属教育厅区党部委员周锋是国民党的极右派，对《老百姓》的发行尤恨之入骨，把《老百姓》的一切活动及主要成员名单向上级汇报。由此，一方面国民党永安县党部书记长林葆忠遂直接插手，进行破坏，向永安县政府施加压力，县府秘书黄孟敏曾经把消息透露给章振乾，说明县府力不从心，无法保护，希望加以注意。另一方面，由福建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肇英通过教育厅厅长郑贞文向我们劝告和警告，企图分化力量。当时有的人就因此不干了，但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坚持下来。延至1939年，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之日，《老百姓》发表了“拥护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社论，国民党党部认为《老百姓》亲共产党的面目已全部暴露，即勒令停刊，所有编辑人员均被认为有“赤化”嫌疑，并被重点审查。不久，主要负责人陈培光，以中共地下党员身份可能暴露，被调回游击区（过了一个时期，陈培光向陈肇英自首，这是以后的事）。这里值得一提的，在抗日期间，国民党在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中，大力发展组织，集体参加国民党，规定不参加国民党的，不得铨叙（即没有条件做公务员）；当时陈培光、林浩藩、卓克淦、高时良、陈启肃等人，也由厅长郑贞文、主任秘书郑坦介绍集体参加国民党，但永安县党部就以他们有赤化嫌疑，不予批准。陈培光旋即离开永安，中共党员身份没有暴露，否则后果是难以预料的。可是当时作为国民党的公务员，是不能不参加国民党的，而林浩藩他们几个人，又是教育厅的所谓“少壮派”，为厅长郑贞文所器重，在当时所谓“爱护”的情况下，第二次又劝告申请参加，但永安县党部对这些人的敌视问题，还无法解决，后由郑贞文会同主任秘书郑坦、科长张志智出来圆场，各人写了“保证书”，保证不是共产党党员之后，才得批准。这是国民党集体吸收党员的“特殊措施”，真是令人气愤，啼笑皆非。《老百姓》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进步的抗日的刊物，因为它的组织里面有中共地下党员，而他们的地下活动，又是这些参加《老百姓》编辑的非党人士平常所熟悉和了解的，因此在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面，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而把它体现在《老百姓》上面。今天我们举国上下谋求国共第三次合作，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的时候，在把爱国主义旗帜提高到新的阶段的时候，《老百姓》是值得回忆和追述的。

这就是我写这篇回忆录的缘由。

文章摘自《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