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洪通
王亚南是湖北黄冈人．1927年参加北伐，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后赴日本、英国、德国留学。1938年与郭大力合译的《资本论》全译本中文版出版。1944年7月应福建省政府书长程星龄之邀来到战时省会永安，任福建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王亚南在永安只一年多，但如刘思衡先生所言：永安是王亚南一个重要的人生站。在这个“人生驿站”里，王亚南同黎烈文、董芳、卢矛居、羊枣、邵荃鳞一样，是永安抗战文化领军人物，都为抗战文化作出了极其宝贵的贡献。文就王亚南在永安的贡献作一概略介绍。
一、王亚南在永安创办《社会科学》季刊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由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永安成为当时我国东南著名的抗战文化据点。社会科学研究所在王亚南的主持下，成为永安抗战文化的重要阵地之一。
1944年7月，王亚南来到永安后，即着手筹办《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一份品位较高的学术刊物。经近半年的筹划、奔波，1944年底，《社会科学》组稿完成，定为季刊。一开始王亚南就十分注重《社会科学》的办刊质量，也十分重视中青年研究人员的写作。他亲自修改、订正稿件及编排版面。1945年3月，《社会科学》创刊号出版。
王亚南1944年12月5日在“永安野马轩”撰写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代发刊辞）》，文中写道：“20世纪是一个一面昌明科学，一面又发展科学的时代。在这个科学的时代，我们不仅要理解科学是关系国运的东西，丝毫大意不得：我们同时还要理解科学中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原是一体的东西，丝毫歧视不得。德国一位大哲学家告诉我们：‘理性与自由，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我服膺其言，我并愿在科学的研究上以斯言助勉国人！”王亚南在这篇近7000字的发刊辞中提出两点结论：
第一，无论那种科学，属于社会范畴的也好，属于自然范畴的也好，它的遭遇，正好象征或者直接体现着一个社会的遭遇。科学不受到尊重的社会，研究科学的自由也横遭限制与剥夺的社会，乃表示它衰弱式微中，在向后发展中。
第二，一个社会如其真的提倡社会科学，它就没有理由妨碍自然科学，反之，如其它都真的提倡自然科学，也同样没有理由限制社会科学。在科学是一体，科学有其休戚相关相互影响的关联的限内，即使我们垂泪而道之的，大声疾呼的嚷着自然科学的重要，并用各种方式或有效方法来奖助自然科学，但同时对社会科学，对社会意识，却尽量用非科学的玄诞的神权的教条主义的作风和态度，来加以蒙饰和障害结局，在学校中，在一般社会中，实在只有窒息和令人不朝大处深处着想的浅薄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氛围气。单在这种空气下，自然科学的研究，已经不能让人提起神来，而间接由那种作风和态度造成的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后果，定然不会给予自然科学研究以何种有益的刺激与要求。这一来，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鼓励，也就会变成空洞的形式主义的东西了。自然，一个社会如其片面奖励社会科学，它也一样会得出如此的恶果。”
由此可见，这些观点，明了而深刻地表达了王亚南对科学地位的理解和对科学研究的态度。至今对我们仍有深刻的启迪。《社会科学》季刊是不接受外稿的。但《社会科学》先后发表这批学者学术价值颇高的论文。在《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论文的就有周昌芸、章振乾、郑书祥、侯刚、谢怀丹、李达仁、余志宏、胡瑞梁、蔡世元、倪思文、周国钧、钟其生。他们的论文从工农业经济、历史、金融、国际关系等等方面，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例如：章振乾的《租佃制度原论》、周昌芸的《福建之土壤与农业概述》、李达仁（李品珍）的《论时文之病》、余志宏的《论农业文化系统与商业文化系统》、侯刚（裘振纲）的《中国工业化的必要及其发展之途径》、蔡世元的《土地制度现代化的过程》、郑书祥的《明末国变之史的分析》、谢怀丹的《国际问题研究方法简论》等等。适时地帮助人们了解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主张，帮助人们认识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及其规律。
王亚南在研究福建经济时，提出“把福建经济的特异性指明出来，那就不但有理论上的必要，且更有实践上的必要”。他根据福建省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社会历史，具体分析了福建的工业、农业、商贸、金融等状况，展望战后的发展，提出发展福建经济，要改进自然条件，改良技术条件，改革社会条件，尤其要重视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等问题。要更多地研究讨论发展经济的社会条件的配合，“使我们的对外贸易，不再具有买办特质；使我们侨胞回国投资，不怀有戒心；使我们的特产不完全依赖国外不易竞争和不易捉摸的市场：使我们的交通网金融网，不成为流通外货外资的工具：使我们已开辟或新开辟的土地不再荒置：使我们已经大量培养出来了的科学技术人才，不再挤塞在教育界和仕途。”
二、王亚南创办经济科学出版社的概况一直跟随王亚南一起工作的章振乾教授，对王亚南创办经济科学出版社的主张极为用心，他自己也自始至终参与其中。1985年9月20日．我在永安党史研究室任职期间，章老给我来信说：“王亚南同志创办经济科学出版社，我实际上也参加了．并在募股和组织筹事出过些力量。余志宏、张来仪、王元诸人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出了那几本书。以往没有写出自己的名字，为了对历史负责，向你们补充这一点。”
1991年9月30日，章老再次给我来信说：“近来有些朋友不断查问原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的事．这是因为在报道中一直没有把它说清楚。依我记忆所及．这是同志在永安时曾经说过要创立这样一个出版社，但始终未曾实现。社科所迁回福州之后，才把王的愿望实现了。此事能够实现．多亏余志宏、张来仪两位同志干了许多具体工作。”还说：“当时这出版社很受人们注意，但却始终无事，困难在于经费，货币因恶性通货膨胀而贬值，工作人员（包括写书的人）没有丝毫的报酬，尽管如此，终于办不下去。”
在此前后，章老又给张来仪写信，问及王亚南创办出版社的事。张来仪于1991年9月1日给章振乾回信说：“经济科学出版社系由您与亚南师发起创建，余志宏同志与我负责具体工作。当时都没有什么具体衔头。图章系余志宏同志书写后刻的，账是我管的、记的。”
我在纪念亚南师90诞辰纪念文章中是这样提的：战火影响，这部著作（指《中国经济原论》）正式出版、却经过好些曲折，直至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王亚南、章振乾两位老师倡议，余志宏同志支持，募集资金，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才把它印刷出来。”
1992年11月26日，张来仪又给章振乾写回信，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想搞假和平、民主，1945年10月，王亚南老师提出作者要自己搞个出版社。当由王亚南、郭大力、章振乾三位老师发起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并由余志宏同志负责起草章程和认股办法王认为宗旨不妨一般化一些，如促进文化之类，不同意提出突出的说法。这对国民党所作
所为有警惕，先是出版王著《中国经济原理》，在永安桥尾风行印刷社印行，由余志宏、张来仪两人任校对。1946年1月出版社随省研究院迁往福州，地址设在福州岭后街8号．即您的住所。继续出版郭著《生产建设论》，王著《社会科学新论》两书，并继续向各高校、研究单位发起预约：并开始筹措股金。”还说“当时物价飞涨，虽有少许汇款、存款（股金），入不敷出，大化小，小化了，处于严重亏本境地，业务无形停顿。”
章振乾教授在1994年4月6日又给我来信说：“经济科学出版社王皿南在永安时曾经倡议，但并没有组织实体：社科所迁回福州后才正式办理。招股以及预订《中国经济原论》等事都在福州办。当时王亚南在厦大，我们只好把他称为名誉社长，社务都有人负责，但都没有名义。我是全面负责的人，也并没有自封什么。余志宏、张来仪干了许多具体工作（来仪侧重账务），王元主要搞校对，现在志宏已死，王元不知去向（一说她在新疆），因此我希望你们就‘经济科学出版社情况写一篇专文，在《永安党史通讯》上发表，实事求是地把问题说清楚，以正视听。”
其实，关于创办经济科学出版社问题，在2004年出版的《章振乾百岁文集》一书中，他自己也讲清楚了。他写道：“1944年王亚南来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他曾经想过创办一个专门出版经济书籍的出版社。‘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这名称是他提出的，只是因为当时条件尚不具备，后来又发生‘羊枣事件’，所以没有办成。之后研究所跟着省会复员福州，他又和我及原中大学生余志宏、张来仪两个研究人员谈及此事，并表示愿意把他的一些书稿无条件在该出版社出版，并建议由我负责主持其事。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终于克服了不少困难，尤其是资金的困难，办起了出版社。具体工作主要由余、张二人操办，张来仪还兼管会计，后来有个女研究生、地下党员王元主动请求参加义务工作，还独立校对郭大力那本《生产建设论》，就这样一本又一本高质量的书籍问世了，尤其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王亚南先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中国经济原论》（解放后再版时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就是由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并首先在福建发行的。后来福州政治形势紧张，王元牵涉地下党孟起的‘布案’，逃避他地；余志宏涉嫌难以公开活动，出版社被迫无形停顿下来。1951年厦门大学‘三反运动’中张来仪才把出版社的帐目和余款缴交三反办公室。直到今天，所有有关‘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的记载（包括永安党史办的刊物和《中共闽浙赣边区史》在内），都不够完整，甚至有诸多谬误之处。有关事工亚南本人也不是十分清楚，如今知其事者只有我和张来仪二人，张又长期卧病、神识不清，我有责任把事情说清。”
以上足可发现王亚南和章振乾及他的学牛们为筹办经济科学出版社，竭尽全力，奉献社会的可贵工作精神。由此也可知，经济科学出版社实际上是由王亚南和章振乾共同发起创办的。创办以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所出的儿本书，为解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学经济学系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优良教材。厦门大学经济金融等学科闻名于世，为国家培养出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绝非偶然，王亚南的贡献有目共睹、日月可鉴。
三、王亚南在永安创作、补充、完善《中国经济原论》
王亚南自从翻译完成《资本论》仝书后，不论在重庆的设计委员会任职期问，还是在广东中山大学任教期间，小停地思考一个重大问题，即深入探讨中国经济基础理论问题。“明确提出以中国人的立场去研究中国的经济的主张。他运用《资本论》的原理和方法，联系中国历史和现状，改革教学内容，分析巾国社会经济，指出唯有驱逐外来侵略，铲除封建势力，进行土地改革，才是中国的希望。王亚南在讲授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特殊的经济形态，作了系统的研究，发表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力作《中国经济原论》（解放后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提出了关于不同于欧洲领主经济的中国地主经济，乃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的著名论点；并分析了这种经济形态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必然崩溃的趋势：这部著作被学术界誉为‘中国式的《资本论》’”。《中国经济原论》是王亚南在中山大学授课时边教学边研究边撰述的，在永安期问，王亚南补充和重写了其中的一些重要篇章，并最后审定付诸出版。《中国经济原论》体现了作者发挥自由思想，勇于探索，富有创见的特色，指出要发展生产力必须与民主政治互相促进。
《中国经济原论》1955年出日文版，1957年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1958年出俄文版。《中国经济原论》是中国经济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建立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王亚南在永安期问，除做好研究所的管理工作外，主要精力足写文章。他对社会科学的新见解的《社会科学新论》中的若干篇文章，都是在永安完成的。先以《社会科学论纲》书名于1945年6月在永安东南出版社出版。后进行了增补内容，于1946年12月在福州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其内容包括社会科学认识论、社会科学的文化论、社会科学的战争论和社会科学的建设“四人部分，对提高当时社会对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加强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及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社会经济工作的实践，支援解放战争事业，有重大意义王亚南还在《改进》《联合周报》《民意》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
四、王亚南在永安组织闽西土地制度调查
王亚南认为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之症结，在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如果封建土地关系不铲除，农村生产力就无从发展。而在福建西部的龙岩、上杭、永定等县份，却有一片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进行过多次声势浩大的土地革命，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废除了地主的上地所有制，农民按人口分得的土地。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进行长征后，大部地区有“返乡团”夺旧了土地，但因农民开展了“保田斗争”，或得到十九路军的承认，尚有大约15万人口的地区，农民依然保留着分田状态，史称“分田保留区”或“土地改革区”。“土地改革区内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土地关系，有私有制、村所有制、乡所有制乃至所谓‘国有制’。可以说，中国其他地方所未有的土地关系的类型，在这个区域基本上都具备；而邻近的未经改革的地方，则又是封建堡垒。因此，各种势力错综复杂的斗争都在改革区内集中表现出来，构成中国近代土地关系史上：一个特殊的篇章。”但土地改革区生产力关系的改变，却使农民生活有所改善。这是福建省独有的社会经济现象。
1944年冬，余志宏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向社会科学研究所反映，引起了大家关注。有人建议前往调查，得到王亚南的积极支持。王亚南一而交由研究所经济组拟订调查纲要，进行准备，一面开列预算，向院、省两级申请项目和经费等。随后王亚南即委派经济组组长章振乾为首组成闽西农村经济调查团，成员有经济组的余志宏、中山大学经济系研究生胡瑞梁、福建农学院农经系研究生钟其生。调查团于1945年4月从永安出发，到达闽两上杭县时，又有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助教覃正光、经济系助教涂四畴二参加，协助丁作。调查团行进于宁洋、连城、龙岩、上杭、永定五县之间，但具体调查区域上要在龙岩、上杭2县之内。他们每到一地，除了解概况外，都商请当地中学，借用人员若干人办助调查：他们对土地分配、租佃关系、农民负担、各种农业生产关系，以及土地改革对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收集了大量资料。
王亚南为了组织和支持这项调查工作，不仅费了不少精力，甚至遭受不小的委屈。因为组团作调查要增加经费开支，而这时正值抗战末期，物价飞涨，经济极为困难。他要向省财政厅、省政府烧香求情。然而调查团长时间在农村奔波，每每陷入“等钱办事的困境”。每次要求追加经费，王亚南都要绞尽腑汁，想办法给以大力帮助解决。凋查闭出发之后，王亚南关心他们的家属达到无微不至的程度，说这是照顾“出征人的家属”。
这次调查，从1945年4月3日出发，至7月3日结束返回，费时92天：共调查了十多个乡镇和90多个村庄。调查团返回永安后，立即对所得资料进行初步分析研究，并提出结论。然而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在永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羊枣事件”，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全省共逮捕29人）。他们要逮捕的主要日标之一，就是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政治组组长羊枣。结果．羊枣和所里的助理研究员李达仁2人被捕入狱：研究所工作一时陷于瘫痪，王亚南为此愤而辞职。
面对白色恐怖，章振乾及同事无法对农村调查资料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只写出了《闽两上地改革区新租佃问题研究一——关于租佃制度再编成及再废除的若干考察》和《闽西土地改革区公田经营方式的研究——略评当前上地改革的若干论点》二文，分别发表在福建省研究院院刊《研究汇报》第1期（1945年12月永安版）和第2期（I947年6月福州版）上。对土地改革的经过、实况和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证实了土地问题理论的正确性。、这项工作对闽西土地改革的有力支持，而且倡导、推动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人们说，王亚南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了研究所。
五、王亚南不拘一格起用人才
王亚南到永安后，虽只短短一年时问，却能不拘一格起用人才，除把羊枣（地下党员）和章振乾作为政治、经济研究组组长骨干外，又聘用了一批中青年研究人员，其中有余志宏（地下党员）、谢怀丹（地下党员）、李达仁（地下党员）、郑书祥（地下党员）、胡瑞梁等人，大大增强了研究力量。王亚南由于大胆启用这些中共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和有真才实学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作为研究所的骨干力量，使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上作生机勃勃，社会影响日渐扩大，为福建的社会科学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更令人值得称道的，对于在邵武的协和大学教书，在学术上颇有造诣的寄生虫学家唐仲璋和历史学家傅家麟，长期无法晋升正高职称，经章振乾介绍，王亚南得知后也聘为社科所特约研究员和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还聘云南大学的朱杰勤为特约研究员。并曾一度同意让社科所经济组的助理研究员、地下党员余志宏充当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秘书。由于“羊枣事件”的发生，此举才没有实现。
王业南很善于同兄弟单位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沟通、合作，共同奋斗。例如由羊枣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就是以社会科学研究所和省政府秘书处的名义创办，才免受审查机关的干扰。王亚南也鼓励本所研究人员向其他各刊物投稿。
而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白色恐怖，王亚南并没有被吓倒，而是做好了被捕的准备，他指着小箱子说“这里面衣服和书籍全有，要我走，我足随时可以走的”。他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怒火中烧地说：“……他们可以抓我们人，但决不能要我们做他们要我们做的事！”这些都表现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浩然之气。
文章摘自《三明党史》2015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