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其昌  张盛文

“闽学是两宋之际由闽籍学人在闽地传习、并经朱熹发展构建而成的完备的理学学说”。^[1]是理学发展中体系最为完整、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说。正如衷尔钜先生所说“从洛学到闽学，可说是理学的高峰”。^[2]闽学是南宋以后中国元明清三代社会主流的哲学文化和日本德川幕时代的官学，历经数百年后至今依然影响着我国和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现代人的道德准则、思维习惯、价值标准。朱熹是闽学的创立者，他的思想是闽学的核心，南宋末年，“闽学”超出福建范围向国内外传播，成为全国以至东方文化的象征，闽学往往又称为“朱子学”。

三明是一座新兴城市，地跨闽中、西、北部，现辖境内虽然很早就有县级建制，但是直至新中国成立，一直没有独立的类似州府建制，而且各县的隶属关系随着历史的演绎而不断变化，1968年成立三明专区革命委员会后，三明才单独有一个地(市)级行政单元，区划才稳定下来，因此，大多数人对三明的记忆，一直停留在当代，新兴工业城市、全国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发源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首创者、公立医院改革的先行者等等，由于宣传研究不够，对三明的历史记忆呈碎片化、空白化。长久以来，对八九百年前在三明大地上产生的闽学这一历史愧宝鲜有人提及，很少人知晓。

  一、三明是闽学的发祥地

  闽学与宋明理学中的濂学、洛学、关学相对，都是以地名和代表人名标明的宋代理学的一个流派，由于闽学倡导的思想，符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后来成为居主导地位的国学。闽学的创立者与三明渊源深厚，他们或出身、或居住、或学习、或讲学、或研究等等与三明交集交织，从先贤习道、研道、传道地域和学术孕育、形成、发展地域来讲，三明是闽学发源地和传播发展的核心区域。

(一)闽学是经过四代相传最终由朱熹创建的

  闽学这个概念出现于朱熹死后不久，盛行于明代。据记载，南宋末学者王应麟崇尚朱子学，汤斌与其邻居，朝夕议论濂洛关闽之异同。(《宋元学案·深宁学案》)；明初大儒宋濂说：“天生濂、洛、关、闽四夫子，始揭日于中天，万象罗列，无不毕见，其功固伟矣。”明人陈鼎说：“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尊立太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东林列传·高攀龙传》)；到清代，张伯行编《濂洛关闽书》19卷，称闽学即为朱子学。^[3]

可见，古人将朱子学与闽学互称。虽然在闽学成为官方哲学并名扬四海后，因朱子是这个学说的核心，往往称为朱子学，在当代，也常用朱子学或者朱子文化来称这个学说，但是，如果从学说的发端、发展过程和发展区域来讲，以闽学来称这个学说，更具客观性、公正性和代表性。

  任何学说的创立，都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凭空想像出来的，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不符合客观实际。闽学的形成是有传承脉络的，它经过了从杨时到罗从彦，再到李侗等一大批学者前仆后继、薪火相传的过程，才促进了宋代的学术中心从“河洛”向“东南”转移，才有朱熹成功地使洛学变成了闽学的丰功伟绩，这是历代历朝所公认的。正如清人王百家所说：“二程得孟子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倡天下，……顾诸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因此，闽学的创立是朱熹的丰功伟绩，但又不完全是朱熹一人的功绩，杨时、罗从彦、李侗以及他们同一时代的一大批“笃志求道”学者，都发挥了“铺路石”的作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杨时是公认的道南正统创始人、“闽学鼻祖”。九百多年前，杨时北上求道，成为程门“四大弟子”(游酢、杨时、谢良佐、吕大临)之一。他学道勤思笃学、聪慧过人，善于思考、悟性高，在辞行回乡时，得到程颢“吾道南矣”的赞赏。学成之后，他大力传播“二程”理学，积极抢救、整理师说，使二程遗著流传于世；他探论《西铭》，对“理一分殊”这一命题第一个进行了论述，在阐释“理一分殊”与体用的关系方面有创造性的发挥，为尔后的理学发展提供了新思维，开辟了新道路；他潜心研究，汇通众家，汲取了北宋各家的理论精华，著述立说，撰写了《杨时集》等多部著作，既有对四书等儒家经典、二程理学的诠释和阐发，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二程的洛学，为其三传弟子朱熹集大成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他从21岁(1073年)起在家乡建含云山读书楼讲学授徒始，在家乡和为官之地兴教办学20余年，培育弟子千余名。 因此，杨时是公认的道南正统创始人、闽学开创先驱、“闽学鼻祖”，明代礼部右侍郎程敏政作出了“无龟山则无朱子”的论断。

和其同为程门“四大弟子”的游酢，为福建建阳人，比杨时早9年拜程颢为师，杨时拜程颢为师也是由游酢引荐的，也是最早把洛学传入福建的，但是其“遗作寡，评价难”、“弟子少，影响小”、“深学禅，犯时忌”^[4]大部份时间在各地当官，从政长达四十多年，和杨时走了不同的道路。在闽学创建中，和杨时不可同日而语。

2.一传罗从彦“独得不传之秘”，是道南学派的扛鼎者。罗从彦聪慧异常，从小饱读诗书，在当时享有“神童”之称。他“严毅清苦，笃志求道”，先后五次拜杨时为师；他刻苦攻读，“尽心力以事龟山，枢衣侍席二十余载，尽得不传之秘”，继承了杨时的衣钵，成为了一传弟子的代表人物；他“潜思力行，任重诣极”，著有《春秋解》、《语孟师说》、《中庸说》、《圣宗遵尧录》、《二程龟山语录》、《诗解》等书；他开馆授徒，长期在杨岩(今岩前)翠云书院及莲城(今连城县)冠豸山等地讲学，传播理学，培养了朱熹的父亲朱松、朱熹的老师李侗等门生，在道南学派中承前启后，为道南学派的光大发挥了关键作用，“是道南学派的扛鼎人物”。^[5]

杨时亲传的最得意门生还有陈渊和廖刚。陈渊是沙县人，他由于“识性明敏”、“深识圣贤旨趣”，成了杨时的长女婿，跟随杨时学道传道和杨时外出从教、从政和生活上的帮手，南宋绍兴年间，被高宗皇帝赐进士出身，官至监察御史、宗正少卿等职，著有《默堂集》三十七卷；廖刚是将乐邻居顺昌人，作为“道南高弟，绍兴名臣”，历任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工部尚书，他持身立朝，忧国爱民，刚正不阿，忠直抗言，他的精神和品格名重于天下，名扬于千古，为世代所赞颂。罗从彦的这两位同窗，在政治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然在学术上“唯从彦可与言道”。明代学者欧阳佑述说颇详：“自龟山载道而归也，程师即喜之曰‘吾道南矣’。然成继承匪人，抑何以演其源而扬其波耶？幸有豫章罗先生，受业龟山之门，独得不传之秘。故自有先生之学，一传而为李延平，再传而为朱晦庵，由是海滨邹鲁，于斯盛哉！”。

3.二传李侗是“道南一脉”薪火相传传播者。李侗24岁拜罗从彦为师，一心追求儒学真谛，数年后尽得罗氏所传。他继承师志，静心潜学，追求“去圣经中求义理”，拓展了“理一分殊”的思想体系；他“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被誉为“静中气象”，丰富和发展了杨时的“体验未发”功夫和罗从彦的“静中观理”理论；一生不为官，“不著书，不作文”，屏居山田，专心从事传道授业，培养造就了朱熹。“顾能绍豫章之学，独深得其困奥，开道南(指闽学)密钥于紫阳(即朱熹)，经学纯明，答问不倦”，不仅是“道南一脉”薪火相传的传播者，也是朱熹学术思想构建的引导者。

4.三传朱熹是集大成者、闽学创立者。他建立了严密庞大的理学体系，确立了宇宙本体论；他遍注群经，以毕生精力撰编《四书集注》，形成儒家正宗思想的理论体系，元明清三朝将此注定为科举取土必读之书；他一生大部分岁月从事于理学研究和著述，著作宏富，至今已发现就有60多部、400余卷，内容涉及经、史、子、集诸部，范围广阔，博大精深，卷帙浩繁，是巨大的思想宝库，达到当时世界哲学理论发展的最高水平；他全身心投入封建社会的教育事业，对古代书院制度的建立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因他的厥功至伟而使他的学说名杨四海，播撒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成为东亚文明的重要体现、世界性的学说。闽学的称谓也朱熹而名，清人蒋垣在《八闽理学源流》中说：“濂洛关闽皆以周程张朱四大儒所居而称，然朱子徽州人，属吴郡，乃独以闽称何也？盖朱子生于闽之尤溪，受学于李延平及崇安胡籍溪、刘屏山、刘白水数先生。学以成功，故特称闽。盖不忘道统所自。”

(二)“闽学四贤”与三明渊源深厚

“闽学四贤”有的在三明出身、成长，有的在三明学习、生活，有的在三明讲学、传道。在三明境内，“闽学四贤”留下了大量历史遗存，许多遗迹虽历经千年历史沧桑，还历历在目，关于四贤的许多故事、趣闻虽然年代久远，还鲜活地在民间广泛传颂。他们的后裔遍布三明各地，他们传承先祖的遗风遗训，践行着先贤的优秀品格和思想。因此和三明渊源深厚。

1.三明是杨时的出生成长地、主要学术活动地和终老地。杨时(1053--1135)出生在北宋南剑洲将乐县，为宋时将乐人，现属地虽然有异议，一说出生在现将乐县城北龟山脚下，一说出生在现明溪县龙湖村，但都在现三明境内。杨时自幼聪颖好学，4岁舅舅开始教其识字，5岁在将乐蛟湖陈氏私塾旁听，7岁进将乐县城“西斋”私塾学习，9岁到含云诗经斋读书，八岁能诗，九岁能赋，18岁专心备考，期间有一段时间随父至杨岩“翠云书院”读书，一段时间(15岁)到邵武学习，20岁获预乡荐，当年首次赴汴京参加次年春礼部主持的科举考试，考试不弟，被补太学生，回到将乐后，继续在含云寺研究学问备考，1076年杨时24岁登第状元徐铎榜甲级进士，1077年授汀州司户参军，杨时因病未赴任，继续在家乡研究学问，29岁授徐州司法，从京师绕道颖昌，拜程颢为师，30岁居乡，至1083年31岁赴任徐州司法开始从政，杨时短时间除外出赶考和拜师外，一直在家乡读书、游学和讲学；1128年杨时七十六岁辞官，本可以和二子、三子定居在条件比较好的毗陵或无锡，但是决意告老后回将乐老家颐养天年，“游子千里，落叶归根”，直至八十三岁与世长辞，杨时一直在家乡居住，在家乡各地讲道不辍以终其身，并自己选择在将乐水南乌石山一处坡地作为栖息地，长眠于此；在外为官期间，杨时却因或回乡守制、或养病、或转任，有七八年在家乡度过，著书讲学；在杨时众多弟子中，最得意的三个门生罗从彦、陈渊和廖刚，前二位是沙县人，廖刚是将乐邻居顺昌人，因此，三明是杨时出生、成长地，习道、研道、传道主要活动地和终老地。

2.三明是罗从彦的出生成长生活地、主要学术活动地。罗从彦祖籍江西南昌，先祖罗周文于唐中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到沙县任县尉，家眷也由南昌迁到沙县城西和仁里罗家巷居住，罗氏一脉从此在沙县繁衍生息，罗从彦为罗周文第十二世孙，是沙县人。据《四库全书.豫章文集》(宋朝盛木撰)《题义恩祠壁》记载：“先生同殿撰公(注：即宋右文殿修撰罗畸)肄业于义恩寺，后绘先生遗像从祀于先世香火之侧。盖其寺先生八世祖捨田所创，故也。”因此，罗从彦青少年是在唐朝沙县尉罗沂“捨田创所”的罗氏家学义恩寺接受教育的，而且和罗畸是同学。为了追求孔孟之道，得到更高水准的教育，罗从彦长大后，先拜吴仪为师，后多次跟随杨时拜杨时为师，并“鬻田走洛”、问道于程颐。除了求学和61岁外出做官4年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沙县度过。先是居沙县城关罗氏老宅，后在沙阳里“筑室山中”，专心研究理学，传授理学。与同乡好友“陈渊情好尤密，定交四十年。渊常诣先生，必竟日乃返”。罗从彦病死在博罗任上，其墓莹建在哪里，虽然有争议，但明进士、林瀚所著《豫章罗文质公书院记》记载，“独豫章书院，初建于沙阳洞天岩西麓，即先生茔下，毁于元末。”，可见，罗从彦的墓莹就在沙县洞天岩西麓。因此，三明是罗从彦的出生地、成长地，也是其生活地、主要学术活动地和墓莹所在地。

3.三明是李侗求学拜师地、主要学术活动地。李侗虽然是南平人，但是，24岁到沙县拜罗从彦为师，他虽“退居山田”，但“答问不倦”，因求学授业等原因，也常在三明山水之间游走。成书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的《杨岩浮桥书册》这样记载：政和六年(1116年)24岁的李侗同挚友朱松（字乔年）“策马星夜疾驰二日，抵沙邑杨岩‘翠云书院’，拜仲素门下。”开始在“翠云书院”研习《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等典籍。“学成，念师寓“翠云书院”，“乃结庐于山下，助师启蒙授学”帮助师傅教习刚来求学的学生。绍兴二年（1132年）“师仲素仕于博罗县主簿，迁翠云书院而居焉”。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乔年遗子熹访于翠云书院，居数月，赴泉州同安主簿”。等等。 道光九年《福建通志》卷二十七《汀州府归化县·坛庙》说，吾邑既为杨罗二先生之乡，延平与朱子又尝往来斯地，尚有遗迹，盍祠以合祀焉？爱醵金鸠工，即建于峨眉学社，八阅月而落成；正德十一年《归化县志》卷十《祠翰》说：若乃李之延平，相矩咫尺，受学豫章罗公之门，尝往来吾治境内者。虽然这些记载，没有很具体的时间，但是地点都很明确，鲜活地记叙了李侗在三明大地上的活动，而且和罗从彦的生平轨迹很稳合。从以上文字说明，李侗也常来往于三明各地。

4.三明是朱熹出生成长地、主要学术活动地。朱熹因父亲在尤溪任县尉，于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在尤溪出生，按照出生地来说，是尤溪人。他1-7岁都在尤溪度过，其中四岁时，就“孩提问天”；五岁时，能读懂《孝经》并在书额题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六岁时，“沙洲画卦”，可见其聪慧程度。绍兴七年（1137）夏，朱熹8岁，“朱松被召入对，赴都之前，他把祝氏和沋郞送到建州浦城寓居中。”^[这样，朱熹结束了在尤溪的童年生活。此后，朱熹曾先后多次回尤溪，有据可考者九次，并留下了许多诗、书法和典故。泰宁是朱熹中老年主要活动地之一。泰宁古驿道是当时朱熹从崇安往赣东南、闽中西南之间一条必经之路，朱熹连襟又是最为亲近的门人范念德，迁居泰宁小均坳后，朱熹或路过或串门，经常住在范念德家中，在泰宁进行学术活动。1173年2月朱熹44岁时，在泰宁为范念德做《尽心堂记》；1180年朱熹51岁时，为泰宁县朱口村水茜《朱氏族谱》作序。庆元年间(1195-1200)，泰宁时任知县赵时馆，建学宫、兴儒学，时常邀请名满天下的名师朱熹来泰宁讲学。“庆元党案”期间，朱熹“避居邑南小均坳数年”(民国泰宁县志)，期间写下了《小均四景诗》，其亲笔书写的《小均四景诗》碑刻和“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书型匾额，现在藏于泰宁县博物馆。庆元四年中秋日，朱熹还为居住在泰宁城关西门叶家窠的商人富户吴龙云所修的《吴氏族谱》写序。朱熹还在三明许多地方留下了厚重的足迹。如据《杨岩浮桥书册》记载，1139年“乔年（朱松）携熹肄业于翠云书院”，1152年至1153年间，朱熹行数百里访李侗于翠云书院。1107年修建的明溪县罗汉寺(又名月峰寺)，供奉定光古佛，朱熹曾慕名到此观光，并欣然题词：“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说明朱熹到过明溪城关一带。梅列列西、三元忠山村、明溪龙湖等地建有四贤词，都记录了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到过等信息，说明朱熹在三明沙溪河沿岸留下了厚重的足迹。

5.三明是“闽学四贤”后裔繁衍生息、开拓发展的福地。三明市地处亚热带海洋性气候，气候温暖湿润，雨水充沛，光照充足，土地肥沃，资源丰富，而且沟谷发育，山高水远，是农耕社会理想的栖息地。杨时、罗从彦、朱熹出生于三明，其后裔虽然有许多外迁播洒至全国甚至世界各地，但是延绵千年以来，杨时、罗从彦、朱熹留在三明的后裔在这一福地薪火相传，一直很兴盛。杨时后裔沿着汀州到南剑州古驿道和金溪两侧村镇繁衍发展，三明境内主要在将乐、明溪、清流、宁化、泰宁等区域；罗从彦后裔主要沿着沙溪流域两侧村镇繁衍发展，主要集中在沙县、梅列、三元、明溪、永安等地；朱熹后裔沿着尤溪流域两侧村镇繁衍发展，主要集中在尤溪、大田等地。李侗的次子李信甫，任福建汀州知府后，因不满南宋腐败，以特立不容于朝云，携全家开基在宁化温泉团龙门坊(现泉上)，除长子伯逢出生于南平、留守祖父李侗墓，五子道明因出任广东通判、其子孙在广东发展外，另外三个儿子都有后裔在三明的宁化、明溪、清流等地繁衍发展。四贤子孙以理学传世，以家训治家，保持着“忠厚持家远，诗书继世长”的优良家教家风，在历朝历代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正能量”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闽学创建经历了四代传承，四个标志性人物为闽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闽学四贤”除李侗外，杨时、罗从彦、朱熹都是属现在的三明人，而且，三明是“闽学四贤”学习、讲学、研究、著书的主要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明是闽学的发祥地和传播的核心区域和闽学传播发展的核心区域。

二、闽学在三明兴盛的背景

那么人们不禁会问:在两宋时代，在三明这样的一个区域为何产生这样一代又一代的理学大师，进而创造出“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此辉煌的闽学，其个中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显然，这决不是偶然的。从文化地理学的视野来看，闽学的形成应该受制于历史、地理、人文等各种因素影响，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区域的差异。可以借用孟子的一句名言“天时、地利、人和”来概括。

（一）时代的变迁、儒学的复兴为闽学在三明的发展提供了天时条件

从唐末五代之乱以来，道德沦亡，廉耻尽失，个体生命价值极端贬值。宋代士子为振衰起敝，从学问修养上挽救人心社会，加之当时国家的统一，君主的提倡，大开讲学之风，盛传儒学书籍，促成理学的发达。

1.时代的变迁。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发，社会动荡，人心道德的普遍沦丧。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说，五代时候“人伦衰，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 ^[6]导致北宋人心思治，社会呼唤政治秩序的重建。整顿人心、重建道德成为宋初士人的共识。于是，北宋统一天下以后，皇帝欲兴文教，奖掖儒生，促进当时社会的整体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魏晋以来贵族式的门第社会彻底瓦解，一个相对平等的平民社会逐渐形成。这一社会的形成为平民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儒学在民间的普及创造了条件。当时统治者采取抑武重文的政策，大兴科举，使得许多贫寒之士有机会通过比较公平的考试进入政府，这在社会上激发了求学的热潮，直接推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当时大臣都以进士出身为荣，整个社会的风气也是如此，状元及第成为天下人引以自豪之事。

2.儒学的复兴。在唐宋时期，儒学受到了“佛”、“道”的挑战。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哲学上的推理系统较为薄弱，难以满足好学深思之士进一步探究的欲求。因此当时儒学虽为政府倡导，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深远。宋初学者戒五代之混乱，为挽回世道人心，重新提倡儒学，并为能与佛学相抗衡，特别著意于儒家思想的“形上学”体系的建立，同时亦吸收“道教”中关于宇宙的本体的概念，作为建构理学“宇宙论”、“本体论”的重要部份。于是，立志于救世济民，寻求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和人生，将儒、道、佛三种思想揉合一体的“理学”就孕育而生了。

3.政治文化南移。若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中华文明又呈现出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南移之势。纵观中国历史，文化南移运动有三个十分集中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南北朝时的永嘉之乱。五胡乱华，晋室南迁，迫使汉族士民大规模南移，中原文化随之南播，打开了南方经济文化的新局面。到唐初，南方已经在经济上处于领先地位。第二个时期是唐代的安史之乱。判军给中原地区的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以及藩镇割据和政局动荡，使士民再次大规模南迁。第三是宋代靖康之乱，给文化中心的南移以最后的推动力，完成了文化中心的南移。到了南宋时期，整个国家偏隅江南，闽中连接闽北地区由于地缘、环境等因素，成为了学术中心，而朝堂之上，更是南人的天下。而原来洛阳及关中等地，由于金统治者文化上的相对落后，无法跟南方文化相比。这也就使南方文化更显示出优势文化的特色来。

（二）山青水秀、经济兴盛为闽学的发展提供了地利环境

 1.山青水秀的自然环境。三明境域位于闽赣交界处，北倚武夷，南傍戴云，宛如两大屏障拱卫着这片广袤的内陆腹地。这一方土地在古代虽为洪荒僻野，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却是远离硝烟战火，平静安宁，可谓“世外桃源”，实乃兵燹乱世避难之所和栖息的理想乐土。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吸引了许多南迁的中原人士。北宋年间迁入清流县长校镇长校村的李氏先祖李伍郎就很重视栖息地的自然条件，“选择栖息之地，对山水形势，龙脉走向十分注意和讲究”，“面向长庚，展开平阳，……屏障峰峦拱翠”。^[7]

正是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因而自西晋“永嘉之乱”开始，“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难江左者十六七”，中原南迁汉人纷至沓来。亦如朱熹所言：“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 特别是他们凭藉从中原带来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与当地的土著居民相互融合同化，共同创造出独特的山地文化，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出现了物阜民丰的景象。

2.经济的兴盛。闽学的形成离不开闽北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北方汉人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南下，如西晋末年“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如闽者八族”。他们进一步开发了闽江上游两岸，平原辟为农田，三明境内许多地方，被视为“产米之乡”，人口与农业生产都有长足发展。后来，到了政治经济继续南移的唐宋时期，该地区更是在中原文化的哺育下，在本区地理环境、民族构成、政治局势、经济结构和社会习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逐渐发展成为福建经济、文化最为繁荣兴盛的区域之一。“当水陆之冲，舟舆之会，四方游士，道闽中而过者，盖妒相衔，而辐相砾矣，山水之胜，清明伟丽，为东南之最”。如宁化等地充分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早在北宋，就开始育竹造纸，当时宁化和将乐便是福建四大产纸县之二，宁化所产之玉扣纸就相当出名。这也为理学的传播提供物质保障。

（三）良好的学风、勤奋的学子为闽学的发展提供了人和的氛围。

 1.浓厚的学风与劝学习俗。宋代吸取唐末五代的教训，采取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官府重视地方教育，积极倡导浓厚的学风。一方面各地都建有州、县等官学，如闽北有南剑州州学、建州州学等。另一方面理学家们纷纷举办书院进行讲学，一大批士子和读书人纷纷投其门下学习。私塾、书院、县学、府（州）学等教育机构就成了封建时期人才孵化基地。将乐的龟山书院和尤溪的南溪书院分别获得南宋度宗和恭帝两位皇帝的赐额殊荣。

由于三明境内百姓大部分为历代躲避战火而从中原逃难来的移民和其后裔，相对来说，他们掌握的文化知识多，对文化知识的重要性认识比较深刻，因此，学风较盛，家境贫寒者也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读书。民间有一种普遍存在的观念，即认为人世间只有读书和耕田两件事最干净。《泰宁志》：“比屋连墙，弦诵之声相闻，有不谈诗书者，舆台笑之。”南宋刘克庄曾说“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地必业儒”。三明境内各地学风浓厚，民间教子读书蔚然成风，呈现“家乐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的良好学风。

2.洛学一脉相承，促进闽学兴起。良好的氛围，为理学的传承和光大提供了厚实的基础。自杨时载道而南以来，三明理学开始繁荣，产生了一大批优秀士大夫和理学家，除“闽学四贤”中的杨时、罗从彦、朱熹外，史上记载的理学家就有沙县的陈瓘、陈渊、邓驿、张致远、罗荐可；泰宁的叶祖洽、邹应龙；将乐的廖淳、廖子孟、廖如熏；尤溪的郑安道、庄光、庄谌、卢安邦等等。这些理学家许多是师承一脉，或是同族相传，拥有渊博的知识，弘扬理学，促进了闽学的兴起。特别是“闽学四贤”的师承关系，把理学推向了高峰，实现了洛学南渡，建立了名扬四海的闽学。

综上所述，天时、地利、人和的学术土壤，为闽学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等闽学先贤的传播和影响下，各地优秀士大夫和理学家纷纷前来拜师交流，“四方之士，不远千里往从之游”，形成了以闽中连接闽北区域为中心的闽学学术交流中心、学习中心、研究中心。 

三、闽学是三明传统核心文化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闽学在三明产生发展，深深根植于三明土地，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传承中，三明区域蕴藏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潜移默化地传承着闽学传统，其思想精华影响着人们的的价值观和人格观，体现在三明人民的理想追求和生产生活习俗中。

如尊师重教的传统。杨时的“程门立雪”成为千古佳话，三明人民耳熟能详；罗丛彦多次徒步前往老师为官之地，聆听老师教诲，一直被三明人民传颂；朱熹的“读书起家之本”更是作为三明人民的座右铭，这些闽学大师尊师重教的故事，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着三明人民。自先贤生活的时代以来，三明各地对教育就极其重视，不仅有正式的学校教育，而且有非正式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不仅有官办的学宫，也有民办的私学、书院，读书风气盛行。在先贤的大力倡导和影响下，从宋至明至清，书院从少到多逐步发展，根据县志、州志、府志及省志所记载，三明境风的书院宋时12所，明代有16所，到清代达到90多所。三明地区私塾、书馆、书学也遍布城乡，民间对学有所成的子弟予以鼓励，并视为光宗耀祖的美事，或捐资助学，或奖掖后学，或设学田学租办学，比比皆是。在当代，学校是乡村当地地标性建筑，就是在城市，也是选在最好的地段建学校。由于对教育的重视，老师在三明有着崇高的地位，封建社会，民间家里供奉的神龛上就写着“天地君亲师”，列入与君、父共同受特殊尊敬的行列，家训家规弘扬“学而优则仕”观念，鼓励子弟学有所成，要求子孙尊重老师，如尤溪县八字桥乡《洪牌陈氏谱系》训诫子弟要“尊师重道，切实学习、能知能行”，尤溪县梅仙镇下保林氏家训“为吾子子孙，虚怀若谷，尊师重教，学必有成”，梅列区列西仁义坊罗氏族训“尊重师长，德业双修”，等等。三明人民尊师重教的传统至今不变，每年都有大批的学子考上硕士、博士，过去做乞丐也要让儿子读书，当代为了让子女能受到更好的教育，许多农村家长不惜重金选择进城买房定居，人们见到老师老远就要问老师好，一起用餐时，都要先礼敬老师。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足以显见闽学先贤师重教思想的影响。

如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杨时探论《西铭》，尊师不盲从；罗丛彦为了弄清《易经.乾九四爻》的“伊川(程颐)说甚善”问题，变卖家产跋山涉水至洛阳当面求教；朱熹自幼聪明，富有想象力，四岁就有“孩提问天”的故事，正是他们这种善于思考、尊师不盲从、批判性学习，才使洛学升华为闽学，成就了理学的巅峰。在先贤的熏陶下，三明人民继承先贤的传统，人才辈出，境域内宋代出了518名进士， 元代出了30名进士 ，明代出了81名进士，清代出了96名进士，而且名人众多，如“扬州八怪”之一黄慎(清代)、明初“宫院派”花鸟画家代表之一边文进、以“直谏”闻名于世的陈瓘(宋代)等等。这种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民风一直影响着当代的三明人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三明人民在全国就率先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1984年6月，第一次全国“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工作会议在三明召开，号召“全国学三明、三明学全国”，为全国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发源地；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三明人民提出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验，并得到国务院批准，成为第一个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验区，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首创者；进入2012年，三明市又对世界性难题，公立医院进行了改革试验，三明医改模式得到了国家卫生计生委和有关方面的充分肯定，被称为公立医院改革的先行者，等等，这些善于思考、敢为人先、敢先吃螃蟹的精神，无不闪烁着先贤的智慧和影响。

如忠孝爱亲的民风。闽学先贤在忠孝爱亲方面，不仅宣扬推广而且身体力行做出榜样，如杨时，不论是讲学还是做官，都坚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在朝廷，爱国爱民、忠肝义胆，具有维护国家统一的崇高民族气节的楷模；在地方，是“勤政爱民、刚正不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官、清官；在家里是孝敬父母的好孩子、仁慈宽容的好父亲，他的继母病逝，辞官奔丧、守孝三年等许多故事，在三明到处传颂。朱熹幼年时，在读《孝经》时就在书中空白处写下“不若是，非人也”六个字。成名后，在各地讲学，宣扬孝道，经常以“黄香温席”作为范例(黄香，东汉人，9岁时母亲去世，他侍奉父亲非常周到，炎夏，他怕父亲热，用扇子扇凉席子让父亲睡，寒冬，怕父亲冷，每天先钻进被窝温热被子让父亲睡)，解说什么是孝，强调子女之“孝”，与君之“仁”、臣之“忠”、父之“慈”一样，是古今相通的公共之理，并将“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写入他的家训中，倡导仁君忠臣、父慈子孝、存忠孝心、行仁义事。在闽学先贤的倡导教化下，三明人民将忠孝爱亲思想作为传家之宝，家谱、族谱都将“敦孝悌而重天伦”，“笃宗族而昭雍睦”，“睦乡党而息争讼”，“万般‘德’为本，百事‘孝’为先”，“孝父母，友兄弟，谨夫妇，教子孙”，“睦宗亲，敬师长”等等列为祖训、家训的重要内容，要求子孙遵守，并作为居家处世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如今，三明人民在创建文明城市、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忠于祖国、热爱家乡、孝顺父母、尊老爱幼、和睦相处、文明礼貌在各地蔚为风气，这些具有时代精神的“忠孝爱亲”，无不隐含着闽学先贤思想的基因。

还有如循理守礼、清廉为官、重农务本等等，闽学思想就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代又一代地影响着三明人民，因此，闽学是三明传统核心文化。

参考文献：

[1]林怡.“闽学”新议[J].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5－9.

[2]衷尔钜.洛学“道南”之大宗.杨时研究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10.ISBN978-7-211-05816-7.

[3]黎昕.朱熹与闽学思想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8.ISBN978-5058-3601-2.

[4]游正劼.一位被忽视的宋代理学家--游酢.游酢新论续编.陈建生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13.10.ISBN978-7-5550-0172-0.

[5]张立.论罗从彦的内圣外王之道.罗从彦研究文集.海风出版社.2007.5.ISBN978-7-80597-688-4.

[6]欧阳修.新五代史[M].中华书局，1974.卷36《义儿传》.

[7]劳格文．客家传统社会丛书：６[M]．香港：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所、法国远东学院，1998：265.

(作者：纪其昌系三明市社科联秘书长 张盛文系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文章摘自《“闽学与三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