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其昌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古往今来，中国人民一代接一代地积累、继承、创新和发展，铸就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不论是先秦子学、两汉经学，还是魏晋玄学，亦或是隋唐的儒释道合流，从地域来讲，中华文明的重心一直在北方的中原地区。

赵宋王朝建立之初，朝野上下大兴学习之风，统治者尊孔崇儒，兴起了儒学复兴运动，运动的中心也在中原一带。至北宋中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分别创立了濂学、关学、洛学。二程的洛学在总结了先秦关于理和道的观念，以及宋初以来思想家关于理的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理”抽象为宇宙的本体，作为哲学最高范畴提出来，构建了一个以理为最高本体的唯心论体系，为开启宋明理学作了理论上的铺垫，影响最大。而南方虽然通过大办书院，儒学也有很大发展，但和北方相比，存在着不少差距，缺少一流大师和一流的研究成果，于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都投入到二程的门下。其中有一位来自福建的学子，怀抱远大理想，北上求学，学成后载道南归，把河洛先进文化带回福建，培养了大批的学生，使得中华文脉向南延伸，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转移，至三传弟子朱熹创立闽学，使东南的儒学水准完全超过了北方，以至从南宋始到元明清，东南区域一直成为中国儒学的中心，这个人就是“吾道南矣”故事的主人翁--杨时。

杨时，北宋皇祐五年(1053)出生于南剑州将乐县，从小天资聪慧，青少年时就求知若渴，到处求学拜师，遍读儒学经典，把求道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元丰四年（1081年）春，29岁的杨时正值徐州司法任满，因病寻医，调到京师为官，结识了已在太学的同乡游酢，并成了密友。在汴京期间，游酢向杨时介绍了自己从学程门的经过和收获，游酢说“程门之学乃圣人之学。求仁之道，必师从程门。”杨时听后，便打定主意，从师程门。

由于求师心切，杨时在京师的官也不当了，写好《求学书》，和游酢一起赶到颖昌，拜程颢为师。熙宁元丰年间，程颢、程颐兄弟俩在家乡讲授孔子和孟子的学术精要，门下弟子原来大都是黄河、洛水周边地区的读书人，他见杨时随游酢之后从南方来求学，心中甚喜，欣然收纳。

在颍昌程氏书院，杨时学道善于思考，重在悟道，对老师讲学的内容认真领会，而且在探讨学问时无所不说，穷理至深。他曾说：“思之宜深，无使心支而易昏；宋之宜笃。无使力浅而易夺”，不仅如此，杨时很注意从大自然的万物世界中去领悟理学的奥妙。一天，他和游酢等同学随程颢去丞相贾宜的曲水园乘舟游览西湖，恍惚觉得自己的身心与湖、天融为一体，物我两忘，十分惬意，作诗写到“飘然自得江湖趣，陡起归与万里心”，体现了他对“天人一体”说的悟性。

杨时勤思笃学，学业日益精进，后来者居上，学业突出，成为程颢最得意的门生，他与游酢、吕大临、谢良佐被时人称为程门“四大弟子”，程颢对他十分赏识，每次在弟子面前提及杨时，总说“杨君最会得容易”，他还把谢良佐与杨时进行比较，说良佐为人诚实，但悟性不及杨时。

这年初冬，杨时念及夫人余氏分娩在即，依依不舍向老师辞行回乡，程颢带弟子送杨时至书院门口。杨时转身，向程颢深鞠三躬后，神色肃然道：“先生教诲之恩，弟子铭记在心，日后定当竭力为道”，而后，与同窗学友一一道别，依依不舍。程颢望着远去的杨时，感慨地对身边的弟子说“吾道南矣”。意思是说，我的学说思想就要向南方传播了。

杨时回乡后，不负重望，“学传东洛，道倡南闽，辟邪翼正，继往开来”，为三传弟子朱熹创立闽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华文脉向南延伸，中国文化中心南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吾道南矣”在《宋史·杨时本传》有详细的记载：杨时，字中立，南剑将乐人。幼颖异，能属文，稍长，潜心经史。熙宁九年，中进士第。时河南程颢与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颖昌，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颢死，时闻之设位哭寑门，而以书赴告同学者。经过各朝各代的引录和评述，“吾道南矣”典故不断为人所熟知，评价日增。

“吾道南矣”是理学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程颢在文化发展处于转折时期富有远见的历史性判断。杨时的载道南归，避免了因北宋灭亡，中原沦陷儒家道统复兴的中断和失传，使儒家学说得以传承光大，中华传统文明得以延绵不断。

(作者系福建省闽学研究会副会长，三明市社科联党组成员，副调研员、秘书长)

文章摘自《三明闽学故事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