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1年１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在军事上，其错误路线主要表现为冒险主义，反复要求各地红军“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同年10月，由于主持党中央工作的王明赴共产国际工作，加上此时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够半数，于是经共产国际批准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简称“临时中央”），由博古（秦邦宪）负总责。博古全盘继承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临时中央给各地红军的训令中，他不厌其烦地反复重申：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已经不是遥远的前途，而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由于上海临时中央远离各地苏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王明的“左”倾一套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对此，博古当然心中不满。1932年１０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举行会议。根据博古的授意，会议传达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不满和批评，毛泽东领导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实行的“诱敌深入”的方针，被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斥责毛泽东在军事上“保守、退却”，坚持的是“纯粹防御路线”。会议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上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周恩来主张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朱德、王稼祥也表示不同意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这种意见未被会议接受。会后，临时中央先以要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接着撤销了他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决定这一职务由周恩来兼任，从此排斥了毛泽东及其军事路线在红军中的指导地位。

1932年底至1933年３月底，国民党军40万人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在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指挥下，运用前三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运动反击”战术，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运用大兵团伏击的作战方法，集中主力歼击敌之一路，在江西宜黄县黄陂、草台岗接连破敌，两仗歼灭国民党军近３个师，俘敌１万多人，从而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的“围剿”，也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范围扩大到30多个县，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红一方面军扩大到约10万人，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亦有很大发展。1933年１月，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不断获胜的形势下，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进入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战果尤其是黄陂战斗、草台岗战斗两战皆捷，更坚定了他推行进攻战略的决心。他曾洋洋得意地说，没有毛同志，我们干得不是更好么？临时中央抵达中央苏区后，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就由博古等人在瑞金直接发号施令了。

1933年春，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错误地把这种意见说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因而撤消了罗明的职务，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借机打击排斥了大批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当时，把毛泽东坚持的正确主张，说成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号召在党内和红军中“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并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纲领和政策，以取代过去在中央苏区的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纲领和政策：军事上，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要大踏步地打出去”；土地政策上，提出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城市政策上，提出实行８小时工作制；干部政策上，提出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把赞成和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些干部撤换掉……

５月，在博古运筹其“大踏步地打出去”进攻战略的同时，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５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此次“围剿”，蒋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这次“围剿”，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其部署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33个师又3个旅，由北向南挤压苏区；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筑碉堡扼守粤赣边境，阻止红军向南机动，相机向赣南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所部9个师又3个旅，在“围剿”湘赣、湘鄂赣苏区红军的同时，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2个旅，负责福建防务，并阻止红军向东机动；空军5个队（飞机200架），配置于南昌、临川、南城，支援作战。

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博古等却认为，这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在军事战略上，他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变本加厉地推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5月8日，博古、项英加委自己为中革军委委员。6月初，博古、项英等赶到江西宁都，召开中共中央局（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合并而成）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项英、陈云、周恩来、朱德、毛泽东、杨尚昆。会议决定：中革军委由前方移回瑞金，另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朱德、周恩来分别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政委之职。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宁都会议后，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转移到博古和项英手中。这样，“左”倾路线掌握了军事指挥大权。

二

6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进行整编：红１军团下辖第１、第2、第3师；红3军团下辖第4、第5、第6师；红5军团下辖第13师；红7军团（实际到当年10月才正式建立）下辖第19、第20师；福建军区（司令员周子昆、政委曾日三）部队改编为第34师。

整军过后，临时中央推出了一套和毛泽东截然不同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临时中央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毛泽东强调“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临时中央主张“兵分两路，两个拳头打人”。6月13日，临时中央正式推出“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战略方针：主力红军实行“分离作战”，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

这一“方针”，其实是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在上海拟定的，史称“上海计划”。“上海计划”认为，红一方面军在整个夏季应在东、西两个方向“分离作战”。博古和项英对这一意见奉若“圣旨”，他们具体提出：以红３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以红１、５军团组成中央红军，在赣江、抚河之间作战，负责看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最后，集中主力夺取抚州（今临川）、南昌，实现所谓“革命在江西和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显然，“分离作战”是反“罗明路线”在军事上的必然选择。

东方军入闽第一次

获悉新军事战略方针后，身在前方的红一方面军军政首长朱德、周恩来震惊不已：国民党军在第四次“围剿”惨败之后，并没有从中央苏区周围撤走什么兵力，相反正在加紧准备发起新的进攻。红军１、3、5军团及地方武装总兵力虽说有近10万人，但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比较起来，仍是弱小之军。在这种情况下，若再将红军一分为二，“分离作战”，岂不更加削弱红军力量？积红军多年作战经验，集中兵力击敌一翼则胜，分散兵力伸开巴掌打人则自损自弱。思虑再三，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博古、项英，表示原则接受夏季作战方针，但强调“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该分开”。

项英和博古哪里能听进朱、周的意见，他们连续致电前方，表示“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批评朱、周消极对待临时中央指示。这顶帽子，朱、周怎敢戴在头上？他们只好复电瑞金表示：“绝对服从你们命令，并立即报告。我要求在部队调动中回瑞（金）一行，面陈不同意见或改在博生（县）开军委会或中局会。因许多问题非电文所能详，许多批评完全不是我们愿（原）意也。”

就连这一要求，博古、项英也不答应。

7月1日，一道由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签署的命令从瑞金发出：以红3军团（暂缺第6师）和拟建中的红7军团第19师组成东方军（随着战事的发展，红3军团第6师、红5军团第13师、红7军团第20师、福建军区第34师，以及江西地方武装第21师一部陆续编入东方军序列），彭德怀、滕代远分别兼任司令员、政委。活动在抚河、赣江之间的红1军团（欠第3师）及江西的4个独立团，则组成中央红军（随着战事发展，红１军团第３师、红9军团第14师也加入中央红军序列），林彪、聂荣臻分别兼任司令员、政委。

7月1日当天，东方军主力红3军团第4、第5师共1万多名指战员，在江西乐安县大湖坪举行东征誓师大会，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同志作了动员报告，提出“筹款百万、赤化千里”，“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把红旗插到福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的任务。会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东方军冒着酷暑踏上入闽征途。５日，参战部队到达福建宁化以西地区，开始了入闽作战。

三

东方军入闽后，项英在瑞金乌石垄中革军委作战室里，每天对着地图计算着部队的行程，直接给东方军和福建军区领导发出一道又一道指令。在他的“运筹帷幄”下，短短10余天时间，东方军未打一仗，沿途便留下500多伤病员。周恩来忍无可忍，致电项英恳求：“除直接通知敌情与紧急危险时的处置外，项代主席请勿直接电令彭、滕、周、曾，使他们对上级整个部署无所适从，这在战斗中大忌。”

项英根本不管这些，照样我行我素。但是，周恩来于7月20日，不得不再致电项英，反问道：“我们争论并非企图不同，更非执行‘上海计划’不忠实，你何以喋喋虑此？”确实，项英“虑”的不是周恩来执行“上海计划”不忠实，而是担心自己的威望和军事指挥权。后来，杨尚昆追忆，“博古、项英和以后的李德下命令时，朝令夕改，使前方将领无所适从。周恩来有过不止一次的申述电报，他们也不理睬。周恩来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讲他的不满情绪，但我们看得出来。”

东方军入闽以后，第一仗是拔除宁化县的泉上土堡。泉上位于宁化县东北，地处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建宁数县毗邻之处，是宁化到归化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个土堡墙高约8米，厚7米，周长近千米，相当坚固。沿内墙筑有坚固工事，环外墙挖有河沟，沟外是水田。驻泉上之敌为国民党军阀新编第2师卢兴邦部的第307团，并有宁化、清流、石城、长汀四个县的残余地主武装400多人。镇上储有大批粮食、食盐等物资，是周围数县逃亡地主负隅顽抗的反动堡垒，威胁着附近苏区的安全，也是东方军向东运动、扩大苏区的极大障碍。所以东方军决定首先拔掉这个钉子。

但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者当时心目中只有中心城市，即使一时打不了大城市也要打县城，完全不把小小的泉上土堡放在眼里。所以，他们不顾实际情况，下令东方军首先攻打清流县城。

当时的争论，给东方军作战造成极大困难。7月4日，彭、滕电请第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转中革军委项英代主席，提出：“清流、泉上、嵩口仍为卢逆，共四团无变化。首先消灭泉上之敌，后再同时攻击嵩口、清流之敌。此举我有集结主力随时打击增援敌之便。”同时说明，清流城堡坚固，敌人利用天险加修工事，袭击万一不克，要延误时间，再从火线撤下打增援之敌，将影响士气。这些从实际情况出发所作的战斗部署，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战术原则，很快取得朱、周同意。7月5日，朱、周回电指出：“如敌情无变化，三军团应首袭泉上，占领后迅速取得归化，以一部断嵩口通永安联络，相机截击永安或连城来援之敌。”但是，7月6日项英回电，却极端主观地认为：“对东方军目前的行动，如就来电所云，事实上仅能消灭泉上、归化之敌，即转移北上，绝无可能打击连城援敌。”“泉上、归化均属城围，工事虽较清流易攻坚，则我意仍以清流为攻击目标，坚决消灭三团人，连城敌有增援可能，若消灭援敌对东南、西南战线有大影响。”正当周、朱、彭、滕与项英争论之际，7月8日，卢兴邦派第156旅旅长张兴隆率第309团从清流增援泉上。彭德怀、滕代远根据原定的“围城打援”的战术原则，除令红5师主力继续包围泉上，努力进行坑道作业准备爆破外，即令红4师在离泉上30余里的延祥设伏，准备歼灭援敌。

泉上通延祥的小道上，两旁均为高山峻岭，中间是一狭长洼地，正是打伏击的理想地点。7月9日，敌156旅旅长张兴隆与第309团团长卢胜斌（卢兴邦之子）率部到达延祥石狮岭，进入我伏击圈。红4师张锡龙师长、彭雪枫政委立即发出攻击命令。红军战士先是从两侧山上居高临下以火力杀伤敌人，然后以猛虎下山之势冲入敌阵，展开白刃格斗，只一小时激战，就干净利落地歼敌5个连，毙敌旅长张兴隆，俘敌团长卢胜斌以下官兵300多人，缴获步枪400多支，轻机枪4挺。

随后，红4师乘胜追击，进占清流东北的重镇——嵩溪；宁化独立第7师进占清流西北的岭下、田背一线；红34师进占清流西南的雾阁等地，配合主力切断清流与泉上敌军的联系，对清流县城形成包围态势，进一步孤立泉上敌人。与此同时，红5师第13团乘胜东进，歼灭归化守敌第307团第2营，解放了归化县城。

延祥伏击战的胜利，为攻克泉上创造了有利条件，也证明“围点打援”战术的正确。但“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却急于要进攻清流和连城守敌，7月10日又电令东方军“只留一团围攻泉上，并由该团抽出一连为基干，领导归化东北游击队，巩固归化”；同时命令主力部队大部分立刻转移到清流南面，准备消灭清流撤退之敌，或配合34师打击连城增援清流之敌。

在此情况下，7月11日，朱总司令、周总政委不得不给项英连发两封电报。一封指出先袭泉上后逼清流才易于打击敌人增援部队，不能采取积极进攻清流城的办法；并指出以3军团主力过清流河及令红19师渡将乐河南下都是不妥当的，因目前多雨，山水时涨，闽省各河流急水深，大兵团运动不便，加以天热多病，3军团沿途已留下500多病员，请项英“决定部队行动稍稍顾及此点”。在另一封电报中转达了彭德怀、滕代远的意见，力言即刻移兵清流南岸，“围攻泉上巩固归化留一团兵力万万不足，因泉上敌之兵力超过八连人。我主力南移，连（城）敌如不动，清流敌可北向，解泉上围，我成隔岸观火，迂回过河须三天行程，现3军团每日搜山征发，只吃两餐稀饭尤不利这样行动”；并明确表示已复电令彭、滕依预定计划有步骤地争取胜利，要求项英：“请勿急，尤请勿直接命令彭、滕，使他们无所适从，时时请命，反束缚其不能机断专行。”次日，彭、滕又将围攻泉上、清流、连城的意见电告项英，强调指出：“泉上土围敌八个步兵连，机、炮各一连，地主武装百余人（注：后查明有400余人），一团围一团是不够的。况反动的童子军、大刀会在外面扰乱，因此再无力顾及归化。”在朱、周、彭、滕据理力争下，项英等人才缓和口气，回电朱、周并转彭、滕，解释说：“我迭电你们不是命令，而是提出某一阶段中作战意图……。”但仍软中带硬，固执地坚持己见。

在东方军主力围攻泉上土堡，并接连取得延祥、归化战斗胜利的有利形势下，红34师在清流与连城之间的安乐、雾阁一带也积极开展游击战，配合主力切断清流与连城敌人之间的联系，7月10日，于雾阁与马屋附近击溃从连城增援清流的敌19路军第78师一个团，乘胜进占土堡。7月12日，红4师占领嵩口坪，切断了清流城敌军的给养运输线。14日，盘踞清流之敌新编第2师三个团惧怕被围歼，乘夜弃城向永安撤退，我红34师经安乐桥向嵩口坪东南截击逃敌未获。15日，红4师第10团、11团和宁化独立第7师乘胜进占了清流县城；红4师第12团亦向嵩口坪、秋口推进，牵制连城守敌。

宁化县泉上土堡战斗延祥阻击战捷报

此时，敌78师还有两个团在雾阁附近的四堡。项英获知这一情况，并得悉连城敌人还可能派出三、四个团增援四堡的情报，没有通盘考虑整个战局，7月16日便匆忙以“十万火急”电令东方军放弃泉上，立即南下配合红34师歼灭四堡敌人这两个团，并准备歼灭连城援敌三、四个团，同时严令“部署中应注意不使该两团撤回连城固守，而成相持之势。”周恩来总政委接到项英这“十万火急”的电令后实在感到为难，马上复电提出意见：“泉敌不应放走，围攻至少要两团（两团无外围敌有突围可能），立即以四团兵力配合34师袭击四堡（四堡有工事），打增援队则火力不足。”“调19师接围泉上，以3军团全部南移则须延迟三天，泉上到四堡三天又恐四堡之敌情有变化。”但周总政委在提出意见的同时，为了执行军委代主席项英的“十万火急”电令，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命令在将乐县白莲地区的红19师迅即南下，两天以后赶到泉上去接替3军团围攻泉上的任务，以便3军团腾出手来，集中兵力全部南下；同时，命令3军团除留足兵力继续围攻泉上，等待19师来接围外，其余主力部队立即集中清流，经安乐、雾阁之西，秘密运动，配合34师袭击四堡。事实证明，不待我3军团南下，四堡两团敌人早已撤回连城，项英“十万火急”电令只是主观臆想而已。

宁化县泉上土堡战斗延祥阻击战指挥部旧址

7月19日拂晓，围攻泉上土堡的红5师第15团，在团长白志文、政委张凯的指挥下，于前晚挖通了直达土堡围墙的地道，把装满土硝的3个棺材安放在围墙底部，引爆了土硝，把围墙炸开一个大缺口，趁硝烟弥漫之际，部队勇猛冲入土堡与敌巷战，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干净利落地全部歼灭守敌。计毙敌团长以下300余人，俘敌900余人。捉获宁化新旧县长2人以及泉上周围各县逃亡地主恶霸和地主武装300余人，缴获步枪900余支，迫击炮2门，机关枪7挺，驳壳枪60支，现款万元及大批粮食、食盐等物资，取得了入闽作战的第一次大胜利。

宁化县泉上土堡战斗遗址

东方军首战告捷，拔除了泉上土堡，解放了清流、归化两县大片土地，军威大震。为了总结入闽以来几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周恩来总政委于7月20日特地就“关于打泉上战略部署的争论问题”致项英代主席一封电报，批评项英等人不顾实际情况和可能，连日频频来电，喋喋不休地催促部队攻打清流及南下打连城，并严肃指出：“我们争论并非意图不同，更非不认识主要突击方向或总攻下泉上即应北上与东向”，“我们不同，乃在我们判断连（城）敌援不是如你所料，不主张3军团主力立刻过清流河及南下……而你主张分兵南下，这是战略实施在战术上的问题，须估计到当时当地敌情、地形与我兵力、给养条件等，我坚持执行已定步骤（每一步骤是有前后接应的）达到胜利”。周恩来同志这些言简意赅的话语，对“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主观主义的指挥方式是个有力的批评。

东方军军事上的胜利，为开辟新苏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却盲目要求扩大战果。他们早在1932年6月27日通过的《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就提出：“要努力做到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务……，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开展胜利的进攻，连续的战胜敌人，消灭敌人武力。”把古田会议确定的红军三大任务缩小成只有打仗一项。所以解放这些地方后，虽然各部队都很积极主动地去开展群众工作，但他们不待部队深入发动群众，巩固新区，便匆忙命令部队去进攻连城，限时限刻到达，并指定必须由北向南进攻。

７月底，东方军前锋指向连城县。国民党19路军区寿年部78师占据着连城，总兵力约万余人。区寿年将主力驻防于连城及附近地区，以一团兵力驻防在龙岩至连城、长汀两条大路的交叉口的朋口镇。

连城县朋口战斗，是东方军最主要的战斗之一。朋口是一个四面高地环围的小圩镇，东北面通连城比较开阔，西北面通长汀和东南面通龙岩都是山地隘道。我军如控制朋口，即可切断敌人的后方交通线，威胁连城及龙岩。据彭德怀回忆，当时上级给东方军规定了由北向南夺取连城及朋口的进攻路线。这样，东方军就处于仰攻地位，十分不利，而且难于接敌，无法完成任务。为此，彭德怀亲自带领侦察排，冒着酷暑深入前沿阵地侦察，寻找攻击点。经过研究，选择朋口作为突破口，采取围城打援的方针，调动连城援敌，集中主力歼灭援敌于运动之中。

按照这一计划，东方军以红4师、红19师分别包围朋口、莒溪，红5师和红34师执行在外围牵制与打击增援部队的任务。7月31日清晨，红5师抢先控制了朋口东侧高地，截住由连城南下增援之敌78师466团钟经瑞部，将其全部歼灭。随后，东方军向被包围的朋口、莒溪守敌第467团丁荣光部发起进攻，于同日下午歼灭丁荣光团。

 驻连城之敌19路军78师区寿年部为之震惊，于8月2日放弃连城，向永安撤退。8月3日，东方军第4师、5师、34师追击而至，在连城以东之姑田镇给逃敌以突然袭击。区寿年师顿时大乱，夺路向永安奔逃。东方军紧追不舍，在永安县小陶再歼其1个团。

朋口、莒溪之役，共歼敌19路军精锐部队3个团，俘敌2000余人，使19路军受到了参加反共内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打击。战斗结束以后，东方军进驻连城。驻朋口以南的19路军第60师沈光汉部，惟恐被继续南下的红军歼灭，匆忙撤回龙岩。红军于是顺利收复新泉一带苏区。

四

这时，东方军收复连城、新泉，开辟了泉上、清流、归化数百里新区，已完成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但是，“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仍然反对主力红军开展群众工作，以巩固发展新苏区，而于8月13日电令东方军立即北上进攻洋口、南平。对此，彭德怀十分不满，认为东方军“在闽西占领的地区确实不小，已有八、九个县，都是猴子摘包谷，取一个丢一个，一个也没有巩固起来。”

8月16日，东方军奉中革军委命令，除留红34师驻守连城一带外，其余部队执行第二阶段新的战斗任务，即向闽北进军，拟夺取将乐、顺昌、延平、沙县等地，消灭闽北刘和鼎、周志群敌部，开展东北战线，以造成粉碎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其时，正值盛夏酷暑，加上缺粮，病员剧增。为此，中革军委命令红3军团第6师和闽赣军区第21师第61团编入东方军，并从北面南下，包围将乐县城。21日，彭、滕发出消灭洋口、顺昌、将乐之敌的命令，部署东方军的左支队(红6师及61团)拟于25日活动于高滩漠布北岸及将乐东北的水口、万安寨一带。东方军主力消灭洋口、顺昌、将乐一带之敌，拟23日开进夏茂地域。红19师57团于22日晨前进至将乐县的白莲，掩护红军主力转移，24日该团要进至将乐、水南。

8月23日，红4师、红5师等主力进入沙县夏茂地域，准备以红19师和红5师一部攻取洋口，红4师由峡阳渡河袭取延平。是日，红6师及61团攻占了泰宁、将乐交界的万安寨，击溃敌刘和鼎56师一部，消灭地主民团数百人，同时抄袭了漠布，按计划红军直逼将乐县城。城内守敌第56师2个团，固守城防工事，不离城出击，红军与敌相持于坚城之下。

8月24日，红4师等攻占了沙县的高桥、夏茂，其后兵分两路围攻顺昌县城。计划先攻占顺昌东面的洋口和峡阳两镇，切断顺昌敌人向东退路，阻止延平敌人西援顺昌，尔后夺取顺昌城。

8月25日，彭德怀率东方军政治部及红4师渡过富屯溪，直奔洋口镇。洋口守敌刘和鼎部1个团和洋口水警仓皇逃窜，红军占领洋口镇。26日，东方军进攻峡阳，峡阳守敌第56师1个团，未待红军攻击，急忙向延平撤退，红5师截击未获。东方军相继占领闽江上游的两大商埠洋口和峡阳，缴获甚丰。计有机枪4挺、火轮3艘、食盐15万斤、洋油600余箱，以及许多军用品，并筹款10万元。

由于峡阳守敌不战而逃，红19师和红4师第12团等迅速转为向顺昌城进攻。27日，彭德怀亲临顺昌观察地形，了解情况后，向中革军委报告说：顺昌城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城外房屋极少，进行坑道作业不易；城内炮楼工事坚固，我军不应强攻，而应集结主力打击援兵。此后，东方军除留第19师继续围攻顺昌城外，其主力部队则以打援为主。

8月下旬，红6师和红21师第61团继续围攻将乐城。红19师围攻顺昌县城。将乐、顺昌两县城三面环水，敌凭险扼守，两城久攻不克，战局一时处于僵持状态。此时，彭德怀、滕代远在给朱德、周恩来的报告中，建议“东方军主力应集结、准备打击援兵”，而不宜硬拼。但是，28日中革军委仍然发出命令，指示东方军去夺取延平。31日，红4师、红5师开始从东西两面包围延平城。彭德怀、邓萍详细分析了延平的地形、敌情，决定“围城打援”，求歼援敌于运动中，一面加紧佯攻延平城，一面集中东方军主力待机歼灭水口、沙县方向来援之敌。延平守敌第56师急电救援。因此，19路军命第60师沈光汉部由龙岩进至永安；命第61师毛维寿部由泉州经大田向沙县集中待命；命补充师谭启秀部由福州溯闽江而上，经水口、尤溪口、夏道向延平接近，援助延平。

东方军第二阶段作战示意图

9月2日，东方军司令部命红4师的第10团和红5师的13团沿闽江东下，堵击19路军援敌。3日清晨，红10团、13团先后由延平城北面渡过建溪河，沿着闽江北岸，冒雨直奔水口镇方向，是日上午13团尖兵连到达夏道对岸，与19路军援敌的前卫排不期而遇，顺势将敌全部俘获。彭德怀、滕代远得到报告后，即令第13团就地过河歼灭夏道之敌，第10团从上游南渡配合行动，在我军猛烈的炮火下，援敌被歼一个营，余部向水口镇方向逃窜。红军在追击中又击溃敌两个营。此役，红军缴获敌汽轮8艘(内有子弹4船，其他用品4船，食盐7万斤)、汽车2辆、步枪百余支、重机枪3挺。

9月3日下午，朱德、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告之赣敌注意力已渐向东移，再次提醒予以重视。同时，坚持东方军对将乐、顺昌、延平三城只能以相当监视，而不宜实行攻坚的正确意见。但未能得到采纳。

9月6日，红5军团第13师由泰宁县城出发，经将乐万安、高滩，顺昌县漠布、石溪，于11日抵达沙县梧岗，准备打击高桥之敌。

9月13日，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重申东方军要尽快结束东方战斗迅速北上。14日，中革军委回电认为蒋军尚未东移，东方军可迟于20日若干时间再行北上，先打闽敌。并再次提出东方军应迅速打下顺昌、将乐两县城。

东方军调整部署，准备在延平与沙县方向的沙溪口截击由沙县来增援的敌毛维寿部。9月17日，敌61师派5个营的兵力，由沙县青州取道芹山向西芹，增援延平。彭、滕命令红4、5师主力连夜赶到西芹和沙溪口。18日清晨，红5师第13团在西芹的芹山与敌61师第366团遭遇，红军不辞夜行军的劳累，即令第1、第3营抢占制高点。红军踩着满山荆棘，穿过一人多高的茅草丛，奋勇向前，终于比敌人早几分钟冲上芹山主峰，抢占了有利地形。接着，居高临下，反复冲杀，经过一番白刃格斗，将这支在第19路军中号称“铁军”的部队基本消灭。红军乘胜追赶残敌至沙县高砂，敌366团被全部歼灭。此次战斗，红军打得英勇顽强，许多指战员重伤不下火线。第一营营长赵壁，在战斗中腹部被子弹打穿，肠子流了出来。他咬紧牙关，把肠子塞进肚里，坚持指挥战斗，直至牺牲。芹山之战，红5师第13团共缴获步枪800余支、机关枪6挺、敌团旗1面，俘获副团长、营长各1人和官兵1000余人，敌伤亡达200余人。创造了红军在运动中以一团兵力歼灭敌军一团兵力的战绩，红13团被授予“英雄模范团”的光荣称号。

几天来，将乐、延平两城之敌曾向红军围城部队出击，均被击回。21日，顺昌、将乐两城守敌由于长期被围，濒于断粮，刘和鼎命令部队准备突围。此时，蒋介石急电告刘：已集中5个师准备援闽。刘因此取消突围命令，要求部队死守。此后，红军继续围攻顺、将两城，均未能攻克。由于第19路军方面与蒋介石矛盾日益尖锐，蔡廷锴对增援延平不积极，红军歼敌援军于运动中的计划也未能实现，遂与敌军形成相持状态。

五

9月25日，蒋介石瞅准红军“分离作战”、中央苏区东北方向的江西黎川县城兵力空虚之机，调集4个师兵力发起进攻。时任闽赣军区司令员的萧劲光手头只有一支70余人的游击队，担任黎川城防守任务，红军主力兵团全都远离在外。面对4个师国民党军的进攻，他命令游击队掩护城内机关居民主动撤退，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９月28日，国民党军一举夺占黎川城，切断了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也使东方军和中央军的联系被切断。

９月28日，黎川县城失守当天，周恩来连续致电项英并转中共中央局，建议集中东方军和中央红军，利用敌占黎川后发生的兵力调整，调动敌军在运动中歼灭之，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李德、博古、项英等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不同意周恩来关于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意见，而急于收复黎川城，提出“不失苏区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命令在福建同19路军作战的东方军撤围，日夜兼程北上，一部到黎川西南阻击城内敌人向南推进，主力则进攻黎川西北的南城县硝石镇，企图南北夹击，重夺黎川。10月４日，东方军分为两个纵队撤退，分途回师江西，结束了第一次东征。

10月６日，东方军在向硝石镇前进途中，不期而遇在黎川县东北洵口、飞鸢两地游击侦察之敌３个团，经激战生俘敌第6师18旅旅长葛钟山。这个意外的“初战”胜利，使博古、项英得意忘形，并引以为据，提出普遍陈兵根据地边缘，实行全线出击，以抵御敌人的进攻。９日，东方军受命攻打敌重兵防守又是白区的硝石。蒋军步步为营，尤讲究构筑工事，东方军连攻不克，大有损伤，不得不退守。与此同时，南城敌人倾巢而出增援硝石，中央红军未能阻止，这增大了东方军的压力。13日晚，在硝石内外５个师敌人的压力下，东方军撤出战斗。 

10月20日，刚刚到达中央苏区的共产国际顾问李德走上军事指挥前台，他命令中央红军、东方军集中主力，攻打敌人重兵把守且一直是白区、黎川北面的资溪桥，并危言耸听地提出：“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战斗中，东方军部分兵力参与佯攻诱敌，主力部队在洵口等地待机，准备寻歼援敌。结果，红军连攻４天，既未能攻下资溪桥，也未能牵动敌军，主力却暴露在蒋军堡垒周围，日间遭敌机轰炸，晚上风餐露宿，不得不放弃攻打资溪桥的计划。

10月28日，为推行进攻计划，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红7军团、红9军团，红7军团以寻淮洲为军团长，肖劲光为政委，下辖第19、第20、第34师；红9军团以罗炳辉为军团长，蔡树藩为政委，下辖第3、第14师。

11月11日，李德又令红７军团深入敌后，进攻敌人的战备要点金溪县西部的浒湾镇。在浒湾东南的八角亭高地附近，由于遭受敌人三面夹击，红７军团身处险境，东方军主力迅速驰援。在八角亭高地东南，东方军和阻击之敌发生激烈对峙。12日，在敌密集火力和飞机助攻下，东方军“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11月17日，敌军5个师重兵又向配合东方军作战失利、退守云盖山、大雄关阵地的中央军猛攻，“我军蒙受重大伤亡，被迫放弃阵地，继续向苏区内转移。此后，东方军和中央军的番号便在实际上取消了”。至此，中央军、东方军虽经近两个月浴血苦战，却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东方军和中央军的番号在“实际上取消了”，是指其已经名存实无，但直到1934年1月才真正取消这两个番号。 

六

在红军中央军、东方军反“围剿”作战受挫之时，历史给了李德、博古、项英一个打破敌人“围剿”的绝好机会，这就是“闽变”。

东方军入闽后，连续消灭区寿年等部５个团。蔡廷锴、蒋光鼐等19路军将领感到，如不进攻红军，则必被蒋介石消灭；如果进攻红军，亦必被红军消灭。此时，原19路军老长官陈铭枢旅欧归国，随即去广州与两广领袖聚首，磋商进一步“反蒋抗日”计划。初步拟定成立西南国防政府，与南京蒋氏中央对垒，并设想以1933年10月10日“双十节”那天作为新政权成立的日子。计划拟出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十分积极，唯广东陈济棠对闽方抱有戒心，致使这个计划流产。

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下，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受中共共同抗日宣言的影响，决定把其原来的“反蒋抗日”的方针，改变为“联共抗日反蒋”的方针，并派代表陈公培去见彭德怀。1933年９月下旬，遵照周恩来的电示，彭德怀在设于延平县王台的东方军司令部与陈进行了谈判，并将谈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会谈中，彭德怀赞扬了19路军抗日反蒋的行动，批评了他们来福建“剿共”的错误，同时对蔡、蒋、陈等响应中共的抗日宣言表示欢迎，请他们再派代表到瑞金谈判。从此，红军同19路军进入休战状态。

后来，毛泽东、朱德多次会见19路军代表陈公培等人。10月26日，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苏维埃中央政府还派潘汉年为常驻福州代表，黄火青为秘书。

19路军领导人在与红军的合作关系初步形成后，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开始筹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联合李济深、黄琪翔等反蒋反日力量，决定于11月20日发动事变。

“闽变”爆发后，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从“围剿”苏区的部队中抽调10万兵力镇压“叛逆者”。这自然就打乱了蒋的军事部署，减轻了中央苏区的压力。于是，彭德怀、滕代远向博古建议：留红５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中央红军（红１军团）、东方军（红３军团）及红７、红９军团，向闽浙赣边区挺进，依托邵式平领导的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19路军的“闽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围剿”计划。在此前后，毛泽东也提出：以主力红军突破敌人的堡垒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这既可解19路军之困，又能撤“围剿”中央苏区之敌。

12月11日，为在军事上策应“闽变”，彭德怀指挥东方军主力对由黎川县城出发南犯团村的国民党军迎头痛击，以猛打猛冲的战术，将敌人击溃，随即尾敌追击。团村战斗，开头虽然将敌人击溃，由于东方军孤军无援，终未能吃掉敌人这个师，对福建反蒋势力帮助不大。

当时，临时中央只有“左”的偏见，没有真知灼见和魄力。博古认为，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是冒险主义；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也认为，福建人民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变种”、“奴仆”，不可靠的“中间势力”，主张不予支持，让他们同蒋介石自相残杀。被博古奉为“军事权威”的李德既不了解中国国情，更不了解红军游击战争的历史，他始终坚持，“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运动战”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当红军内部还在争来争去时，蒋介石已使用武力讨伐和政治分化的手段，解决了福建事变，又集中力量向中央苏区攻来。我们已丧失战机，全面陷于被动。”

到了这时候，“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才决定以红3军团再次入闽作战，以援助19路军。12月24日，红3军团司令部在建宁发布命令，指令各部于27日到达江西广昌头陂集结，待命出发。同时，中革军委下令红7军团归红3军团指挥。

12月，中革军委决定撤销滕代远的红3军团政委兼东方军政委职务，改任中革军委武装动员部部长。滕代远走后，中革军委派杨尚昆接任红３军团政委兼东方军政委。

七

1934年１月，19路军被蒋军打垮，福州陷落。当天，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沙洲坝召开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最高峰，会议强调：中国已面临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是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决战。在军事上，博古等仍然强调进攻路线，接受了李德反对堡垒主义的“短促突击”战术，提出“为夺取新的苏区与中心城市而斗争”的口号，使红军由运动战转变为阵地战。会后，朱德虽然继续担任中革军委主席，但另设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军事“三人团”，实际上的决策人是后来被称为“洋钦差”的李德。周恩来、王稼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不再担任军委副主席。

杨尚昆从瑞金赶到红３军团时，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正在召开分兵的会议。会后，彭杨率领以３军团为基础组成的东方军向福建的沙县进军。

19路军“闽变”失败后，中央苏区东翼失去依托，福建苏区首当其冲。为了阻挡东来之敌，东方军受命攻打沙县。1934年１月２日，中革军委下达《对三、七、九军团之动作指示》，决定以红３军团第４、第５、第６师以及红７军团第19师和第34师，重组东方军再次入闽作战；命令要求红３军团应于３日开始离赣入闽，向沙县地域移动，并于10日协同红７军团占领沙县。彭德怀根据军委指示，于当日22时，命令集结在闽赣边境之头陂一带的红3军团各部移师白水镇以东地区待命。3日，红3军团获悉蒋介石入闽之第5纵队沿拿口、顺昌、洋口之线向王台、青州前进，其先头部队似已逼近青州，有绕过延平第19路军堡垒深入闽中模样。第5纵队所属之卢兴邦部，仍分驻沙县、尤溪、大田等地。为执行向东突击任务，是日19时半，彭德怀命令红3军团于4日分成两个纵队，分别由白镇、营前出发，5日进抵安远市。随后，红3军团继续向东开进。6日至泉上、泉下地区，8日抵达归化，进逼沙县。红3军团广大指战员，在数百里的行军路上，精神抖擞，跋山涉水，不畏艰险，高歌《打沙县》。歌词是：“红军向东行，去打沙县城，积极进攻敌人！沙县有个卢兴邦，两团残兵守孤城，哎嘿哟！工农红军真英勇，坚决夺取沙县城，再与帝国主义战。”

沙县红军东方军司令部旧址——兴国寺

1月10日，中革军委命令：“三军团应于11日袭取沙县，同时断其退路而歼灭之。”是日，红３军团司令部发布《向沙县进攻之命令》，具体部署如下：11日第4师由夏茂出发，取道水头、罗溪、焦坑岭，进到沙县东北之下杰、桦溪地区待命；第５师由富口出发，经鸡马寨，进至沙县北之半溪、附溪附近择地集结，并准备攻城器材，待命攻击；第６师主力集结于富口待命，并在通往沙县道路沿途的鸡马寨、上半溪等地各分驻一连，以维持与沙县间联络；红７军团主力向尤溪县城前进，消灭卢兴邦在沙县和尤溪之守敌。与此同时，红19师于4日从泰宁出发，经将乐地域，8日到达沙县县城外待命。沙县守敌是国民党新编52师卢兴邦部第10团全部，11团之一营，工兵营、炮兵营之一部及沙县民团，共约2000多人。

沙县与延平、尤溪、三元、大田、归化、将乐、顺昌等县毗邻，紧靠建宁、泰宁苏区。沙县城南临又宽又深的沙溪，沙溪支流的东溪护卫着沙县城东面，两条河在沙县东南汇合，在沙县东南两个方向形成一道天然屏障。沙县北面丘陵，敌军集中火力封锁，红军不易运动，县城四周设有东南西北9个城门，城墙高厚，十分坚固。其时，卢兴邦部第10团团长卢健康，师参谋长陈鼎元及参谋处长陈仲聪等坐镇顽守沙县县城。敌军为了加强防御，防止红军接近，已将城外30米内的建筑物全部拆除，成了开阔地，又环城挖了一条一米多深、两米多宽的护城壕。还强迫城里居民每户派出一丁配合守城。城堡增加了枪眼，夜间在城墙四周布着5道电灯，沿城每隔几十公尺再加一盏汽灯，把整个城廓照得如同白昼。守敌凭借着沙溪的屏障，坚固的堡垒和严密的设防，自以为这是红军无法攻破的“钢铁城堡”。

12日夜晚，红军发起全面进攻，轻重火器一齐猛烈扫射，压住了敌人的火力点。红5师13团战士跃过开阔地、护城壕，把云梯架上城垛，猛冲上去。敌人疯狂反扑，有的云梯被推翻了，少数登上城背的战士由于后援没有及时跟上，在肉搏中壮烈牺牲。这样一夜连续强攻3次，三处城门都未攻下。彭德怀命令停止攻城，担任东门、北门协攻的红6师主力团退出战斗，需通过较宽的开阔地，其时天已渐亮，为了不暴露目标，只有利用地坑、障碍物躺着不动，坚持到天黑才安全撤出阵地。彭德怀亲自带着杨尚昆和参谋长邓萍，到前沿去仔细观察地形，决定炸开城门。他命令部队，一面潜伏到城墙底下挖坑道，一面配制炸药，装在棺材里抬进坑道，准备引爆。

13日，红4师和6师一部于青州附近与从福州赶来增援沙县的敌军第4师交火，经激战击溃该敌，击毙敌团长1名、营长4名，毙伤敌军200多人，使敌增援的企图落空。14日，彭德怀命令红5师15团等封锁沙县城门，同时亲自部署组织突击队配合工兵从东、西、北城门挖坑道，准备爆破攻城。接着调红4师和红6师为主攻沙县城梯队，红5师到高砂监视青州方向之敌。18日，红5师进入尤溪县，攻克音头，缴获了卢兴邦部的兵工厂全部设备及山炮4门，子弹10余担，枪支100多支。捷报传到围城前线，主攻沙县的红军指战员群情激奋，要求再次攻城。时任红3军团青年部长、宣传部长、民运部长的刘志坚，编写了一首歌谣在红军中流行：“红军向东行，积极进攻沙县城。沙县有个卢兴邦，两团残兵守孤城。蒋介石增派一师人，增援沙县城。去到东路呀，都被我消灭得干干净净”。此时，红军一面抓紧攻城准备；一面在城外周围各村庄建立苏维埃政权。白天，红军射手拿敌哨兵作靶子打；夜间，瞄准城墙上的电灯、汽灯射击，每打破一盏灯，敌人慌忙补上新的，最后连备用的灯都没有，只好改用脸盆装上煤油棉花点燃照明。

红军一边和敌人对峙；一边由身强力壮的战士组成突击队配合师、军团的工兵连，从东、西、北三处同时向城墙根挖隧道，每条隧道高17米，宽70公分。挖了几天，守敌见红军这些天光打枪不攻城，连忙在沿墙边埋下大水缸细听，听到有嗡嗡响声后，也沿响声方向挖掘。果然，东门的隧道和敌人碰上了，早有防备的红军战士用枪在洞内向敌人猛射，敌人在坑道里丢下十几具尸体缩了回去。从此晚上自9点钟至11点钟，沿城前哨上都在不断地与城上白军喊话、唱歌，还打枪放炮，以干扰敌人偷听地道的动静。西门的隧道将与敌相遇时改用弯曲线路，于21日傍晚挖到城墙基，战士们接力赛般地把几千斤黑硝埋好；担任主攻的5师第13团战士磨拳擦掌上好刺刀，准备着冲锋格斗。

22日5时，军团部下命令点燃了导火索，一声巨响过后，西门城墙炸开了一道大缺口，由于炸药威力大，爆炸时把埋伏在前沿阵地的战士震晕过去，顿时失去了战斗力。守敌赶紧用砂袋大石填补了缺口。待我后续部队赶到时，已被敌人密集的交叉火力网封锁了道路。这样，第2次攻城由于布置不周又未奏效。

沙县红军攻城遗址-古城墙

彭德怀司令员、杨尚昆政委和邓萍参谋长对两次攻城失利的原因作了具体分析，认为西门城墙很高，火力对我们威胁很大，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把它炸掉。于是，重新调配兵力，为搞好爆破城墙的坑道作业，方面军总部派来了总部的工兵连和江西于都县红军公略步兵学 校的工兵主任教员王耀南作指导。在军团参谋长邓萍带领下，城西100多米处选定了一个塘坑做另一条坑道口，目标是爆破城楼碉堡；又在城西北200多米处选定了一个小土山做坑道口，目标是爆破城角碉堡。在两处各挖两条平行坑道，一条为主，一条备用。彭司令员、杨政委、邓参谋长亲临视察，决定爆破西城楼的坑道为主，由总部工兵连负责；另一条坑道由3军团工兵连负责。彭司令员强调，坑道爆破的成败是这次攻坚战斗的关键，要坚决完成任务。杨尚昆政委也鼓励大家说：“总部工兵连经过几次战斗搞得不错，在这次作战中，要象母鸡抱小鸡一样，把3军团几个工兵连带起来。”总部工兵连的骨干是秋收起义的安源矿工，在攻打会昌、赣州时搞过坑道爆破，有一定的实战经验。部分干部经过红军学校培训，有一定的组织指挥能力。为了加快坑道的掘进速度，把在掌子面上挖土的时间缩短为个把小时，班次换得勤，持续挖土时间短，所以挖土的战士们始终体力充沛，工效很高。他们还接受了上两次的教训，在坑道中每隔几米便在壁上挖一个龛子，便于存放武器，敌人如果反冲击或占领了坑道口时，可以用它来隐蔽和战斗。为使坑道爆破口对准城楼的碉堡，就要有方向测量仪器，而总部工兵连只有风水先生用的风水罗盘，彭司令员知道后马上叫参谋送去自己使用的指南针给王教员使用。彭司令员非常关心坑道作业，他过去当过矿工，对坑道作业很熟悉，视察时仔细记下坑道各部的尺寸，并对坑道壁龛的大小、深度及武器配备都作了具体指示。

彭司令员回到指挥部后，将坑道作业细则汇编成条文，以命令的形式下达给掘进的工兵连队。为了防止敌人反冲锋，部署和规定了掩护部队的任务，要求凡进坑道检查工作的指挥员，每人出洞时必须带出一筐土。彭司令员每次来检查，出洞时都拖出两筐土，给予坑道作业的指战员很大的鼓励。

坑道挖到接近城墙心时，顶部出现了护城壕注下的水，眼看就要塌方，工兵战士们立即用准备好的木板把顶端支撑起来避免了塌方。1月24日夜，隧道挖到西城墙下，彭司令员又亲自来到前哨阵地和坑道里检查各项战前准备情况，并且和工兵战士一起把装满炸药的棺材推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他还亲自动手用黄泥巴把棺材隙缝塞紧，以发挥最大的爆炸力。

1月25日拂晓，军团部发出了第3次攻城命令，装有几千斤炸药的几口棺材引爆后，把沙县西城楼炸塌了，城墙炸开了一道20米长的豁口。第一梯队的红4师战士们，冒着弥漫的浓烟，冲进西门展开肉搏血战；第二梯队的6师主力团，就从东、北门爬城攻入，抢占北门制高点，而后和第一梯队一起将守敌逼退到东门进行激烈的巷战，经两个多小时的拼搏撕杀，除敌团长卢建康、师参谋长陈鼐元逃脱外，全歼敌军，结束了战斗。红军攻占沙县后，敌机一架飞临沙县城上空，散发传单，命卢兴邦固守县城，“所需弹饷自当空投”。原来，这时敌东路军总司令还蒙在鼓里，不知沙县已被我攻占。于是，彭德怀立刻把俘虏的电台台长找来，要他用卢兴邦的名义向“上司”发报求援，急需弹药钱粮。蒋鼎文信以为真，第二天果然连续空投了大量现钞、弹药和物资。沙县战役，东方军战果惊人。共歼灭守敌700多名，俘虏1300多名，缴获机枪、步枪2000余支，山炮8门、迫击炮10门，子弹10万发、炮弹2万发，无线电台1部，还有大批粮食、布匹等物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苏区对这些紧缺物资的需求。为了把这些战利品运回苏区内地，闽西北各县苏政府动员了大批运输队到沙县搬运。

时值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大会给攻沙县部队拍发《奖励电》，称赞他们“在占领沙县的伟大胜利中，给予了第二次全苏大会以最光荣的礼物，我们谨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接受你们这一礼物，并代表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向你们致以最热烈的革命敬礼!”沙县解放后，立即成立了沙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马凤城，下辖夏茂，前北、荷山等区苏政府。

红军攻占沙县县城后，留红19师、34师驻守。红6师、红5师从沙县出发，于2月2日到达归化县城待命。因为此时敌人已有两个纵队向泰宁、建宁苏区方向运动，似有袭取建宁泰宁的意图。因此，就在25日攻克沙县城的当天，军团司令部发布命令，红4师“在将乐、泰宁、樟村之线待机”，要以3天半至4天的行程到达泰宁，协同1军团、9军团阻击南进之敌。2月9日，红6师攻克将乐城，进一步扩大了攻打沙县的战果。

当红3军团第6师从沙县来到将乐攻克县城时，受到群众热烈欢迎。随后成立了将乐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谢有兴，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王雨乾，军事部长刘镜春、杨祖才，财政部长潘炳延、喻则成，肃反委员会主任洪某，裁判部长章土金、余花狗，游击部长王佑、杨振根。

红军每到一处都忘不了地方工作和政治工作。主力部队围攻沙县之时，后备部队就在城郊抓紧发动群众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因而琅口镇迅速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到红军攻下城关时，城郊一带分田已基本结束。攻占沙县县城后的三天内，红军帮助当地组织了沙县赤卫队、夏茂独立团等武装，人数达2000余人。新解放区域地方武装的建立与发展，为保卫中央苏区的东方门户，发挥了积极作用。

沙县红3军团司令部遗址——乐氏祖厝

 红3军团第二次入闽，连克沙县、尤溪、将乐，给蒋军以严重的打击。然而，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思想上并不是真诚地援助19路军，加以“福建人民政府”一开始陷于孤军奋战，亦已难于挽回危局，因此红3军团的这些胜利，对于福建人民政府并未产生声援的作用。正当红军全力围攻沙县之际，福建人民政府已经分崩离析。

福建人民政府垮台后，蒋介石立即重振旗鼓，全面向中央苏区进攻，北线战事又告吃紧。2月13日，红3军团奉命从将乐开抵泰宁县。2月18日，为阻击进犯中央苏区之敌，红3军团又奉命返回江西广昌的头陂一带，准备投入反“围剿”新的战斗。至此，以红3军团为主的东方军两次入闽作战，胜利结束了。

八

组建东方军入闽作战，是中共临时中央实施革命首先在一省数省取得胜利的冒险行动。采用“两个拳头打人”，结果是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另一个拳头却置于无用之地，不但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失去了准备第五次反“围剿”的宝贵时间，给第五次反“围剿”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是，由于红一方面军朱德、周恩来和东方军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人的高超指挥艺术及东方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作战，福建苏区军民的大力支持使得这次冒险行动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东方军入闽后打了许多胜仗，影响福建局势极大，对福建革命的发展产生过积极作用。

（一）东方军入闽作战，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打了许多胜仗。

实事求是，是从事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战争的指导者只有从实际出发，使主观指导符合于客观实际，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东方军入闽作战，面临新的敌人和新的战场。敌人主要是有较高的军事素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第19路军和拥有兵工厂的福建土著军阀卢兴邦的新编第2师。战场是崇山峻岭、河流纵横的闽西山区。其城市均依山傍水，城墙坚固，重兵驻防，易守难攻。东方军的武器装备是步枪、手榴弹加少量的机关枪，没有攻坚的炮兵。然而，“左”倾冒险主义者却不顾敌我双方的客观实际情况，一再要求东方军去强攻城市，进行攻坚战斗。面对这种情况，东方军领导在不违背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的作战方向的前提下，一切从敌我双方的实际出发，避免强攻坚城，采用“围点打援”战术，引敌出城增援，先歼敌援军于运动中，而后占领城市。

东方军初入闽时，中革军委要求其强攻清流城，歼敌3团人。彭德怀、滕代远从实际出发，首袭泉上，“围泉打援”，一举歼敌2团余，而后不费一枪一弹进占了清流城。泉上战后，中革军委要求东方军由北向南攻打敌有重兵防守的连城。彭德怀亲自到前线侦察敌情后，当机立断，放弃原攻城计划，先攻朋口镇，调动连城敌人来援，而后歼敌援军。此役共歼敌近3个团，又不战而得连城。接着，中革军委又要求东方军攻占延平城。东方军领导依据地形情况，一面致电军委，说明“因地势关系，延平不便袭取”。一面以少量部队佯攻延平城，吸引敌人增援，主力则集中于延平东南打敌援军，结果又歼敌2团余，缴获大批战利品。正是由于东方军领导坚持调查研究，做到知已知彼，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作战方针和方法，才能在战争实践中避免“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指导可能造成的损失，进而取得一系列战斗的胜利。

（二）东方军入闽作战，筹集了大量物资，扩充了红军。

东方军在闽作战期间，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物资设备，计步枪7500多支，追击炮10门、山炮12门、轻机枪47挺、汽车2辆、食盐22万斤、兵工厂设备一套以及大量的煤油、医药品、粮食和现款等。这些战利品，除部分补充了东方军自身的消耗和装备地方武装外，大部分运回苏区内地，装备了红军，部分地解决了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穿衣吃盐等困难。1933年8月，东方军将缴获的武器及时装备了刚组建的少共国际师，每个连都配备了一定数量的轻、重机枪和自动步枪，还建立了师直属炮兵营。

东方军入闽所到的地区，人民群众踊跃参加红军，进一步壮大红军队伍。中共宁化县委在东方军攻克泉上后，抓住群众急待肃清刀团匪，巩固胜利果实的要求，号召群众加入红军消灭刀团匪，巩固宁化苏区，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动员了2000多名青壮年参加了红军。闽西北的扩红成绩也很显著，突破了《红星报》每月在白区扩大1000红军的号召，9月份的半个月，参加红军人数达1100余人。东方军攻克洋口后，在洋口成立了青年工作委员会，由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青年部部长刘志坚兼任主任，该委员会积极做好青少年工作，仅5天时间，洋口就有500多名青年加入红军。在沙县有533名青年参加红军编入东方军新兵营。8、9月间，东方军某部在闽西北一带掀起扩红高潮，分别以“反帝拥苏连”、“新兵团”、“新兵师”等扩红口号，吸取了1260名青年加入红军。

（三）东方军入闽作战，扩大了苏区范围，各级苏维埃组织机构也进一步完善。

东方军在宁化、清流、归化地域作战期间，彭德怀、滕代远及时将清、归一带当时两种政权均无的情况向中央局红一方面军的领导报告，并建议派人去恢复工作。7月20日，周恩来、朱德进一步致电项英，指出东方军占领清、归多日，350方里内犹无革命政权，请令福建省委、省苏、省军区速派工作团去开展工作。7月2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第46次人民委员会议当即作出决定，指出东方军猛烈作战，清流、宁化、归化、将乐、沙县有200多里，反动政权推翻了，急需普遍建设革命政权，除决定在宁化境内增设“彭湃县”，还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派工作团到清流、泉上、连城等到地恢复工作。8月1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8次会议又作出决定在闽西增设“代英县”，在宁化增设“泉上县”。接着中央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先后派出200多名工作团到连、清、归、泉等县，加快了新区边区革命的发展。这期间，由于东方军的胜利，闽西苏区共新建了3个县革命委员会，29个区革命委员会和上百个乡苏维埃政权，闽西苏区进一步发展巩固。

东方军入闽作战期间，中革军委指示红一方面军总部和闽赣省军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地方工作，建立闽北和闽西北地域苏维埃政权。东方军占领洋口、峡阳后，立即号召各部队为赤化千里，筹款百万，扩大红军一个师，争取福建苏区扩大与连成一片而斗争，同时指示各部队在发展群众组织和地方武装的基础上，迅速抓紧建立区、乡革命委员会。随着东方军作战的胜利，这一区域的苏维埃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泰宁县苏维埃政府以及所属的梅口、余坊、麻岭、泽坊四个区苏维埃政权相继得到恢复。沙县、将乐两县先后建立了县革命委员会，并在万安、积善、水南、高滩、新路口、夏茂、高桥等区乡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同时，闽赣省委派出特派员，前往开展工作，在将、沙区域建立了黄潭边特委。翌年春边特委改为闽中分区委，录属闽赣省委。与此同时，顺昌的大干、洋口、桥头，延平的峡阳等区，也都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沙县红军东方军司令部遗址——西郊横庵

（四）东方军入闽作战，促进了地方武装的组织和发展。

为了配合和支援东方军作战，闽西、闽西北等地区进一步组织和发展地方武装。宁化县在东方军攻克泉上后，发展扩大了模范团和赤卫队、游击队，参加模范团的人数达1200多名，归化、清流相继组建了独立营。泉上、连城、新泉等地也都扩大和发展了游击队武装。许多地方还纠正了过去以乡为单位分散组织地方武装的状况，实现了以区为单位，成立模范营、连或警卫连等武装组织。

东方军新开拓的区域、地方武装的发展尤其显著。1933年8、9月间，东方军帮助将乐、顺昌两县发展了2000余人的地方武装。9月13日，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发出《为发展苏区划分各部区域分途组织训练游击队》的命令，指出为使闽中闽北与建泰苏区连成一片，根据各部队的位置部署训练地方武装的具体任务。9月间，东方军帮助沙县组建地方武装，群众踊跃报名，仅夏茂一地就有200多青年参加了地方武装，后夏茂一带的地方武装在东方军的支援下，升为“闽中独立营”，由东方军派出的军事干部担任营长和指导员。随着将乐、顺昌、延平等地红色区域的发展，闽中独立营扩大为闽中独立团。东方军在泰宁地区的胜利，使泰宁县、区两级的游击队扩大了600多名，全县赤卫军达1670人，少先队达1063人，洋口、邵武、光泽等地在东方军的帮助下，组织了游击队等武装。1934年1月下旬，东方军攻占了沙县后的3天内，就组织了沙县赤卫队、夏茂独立团等，人数达2000多名。

（五）东方军入闽作战，促进了国民党第19路军“联共反蒋”，削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力量。

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第19路军，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政治上具有两面性，既有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一面，又有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抗日反蒋的一面。东方军进军福建后，连战皆捷，造成了威逼福州的形势。特别是东方军消灭19路军区、毛、谭师各一部后，铁的事实教育了19路军领导人，使他们认识到继续反共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而要反蒋抗日，只有联合共产党才有可能，遂19路军决定变“反共反蒋抗日”的方针为“联共反蒋抗日”。蒋光鼐、蔡廷锴于9月中旬亲自再信并派过去曾是共产党员的陈公培为代表到前线找东方军联系，表示愿意和谈，共同抗日，双方先行停止战争行动。彭德怀、滕代远等东方军领导人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对其进行政治争取，热情接待其谈判代表。在谈判中不计前仇，作出让步，终于在抗日反蒋的共同政治基础上，达成停止军事行动，订立共同作战的协议，达到了化敌为友的目的，进一步推动了第19路军发动反对蒋介石的“福建事变”，使第19路军从敌人营垒中逐步分化出来，削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力量。

根据我党与19路军达成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福建人民政府先后释放了关押在福州等狱中的“政治犯”152人，这些党员和干部获释后，分别充实到一些地区加强了党的领导力量，从而推动了福建抗日民族运动和白区工作的发展，促进了闽东闽南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东方军的战略行动，是党史、军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今天，回顾东方军两次入闽作战的历史，还可从中吸取很多教益。东方军入闽作战，极大地鼓舞了苏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士气，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对东方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战斗精神，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给我们党和军队造成的严重损失和深刻教训，我们万万不可忘记！

参考书目：

1、《福建革命史》；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革命史》编写组，蒋伯英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

2、《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编委会；国防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

3、《东方军研究》；中共三明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泰宁县委党史研究室编，陈大猷、邵康芝、马凤元主编；1997年十二月；

4、《三明革命斗争史略》；三明市老区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三明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