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1年１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在军事上，其错误路线主要表现为冒险主义，反复要求各地红军“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同年10月，由于主持党中央工作的王明赴共产国际工作，加上此时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够半数，于是经共产国际批准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简称“临时中央”），由博古（秦邦宪）负总责。博古全盘继承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临时中央给各地红军的训令中，他不厌其烦地反复重申：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已经不是遥远的前途，而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由于上海临时中央远离各地苏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王明的“左”倾一套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对此，博古当然心中不满。1932年１０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举行会议。根据博古的授意，会议传达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不满和批评，毛泽东领导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实行的“诱敌深入”的方针，被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斥责毛泽东在军事上“保守、退却”，坚持的是“纯粹防御路线”。会议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上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周恩来主张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朱德、王稼祥也表示不同意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这种意见未被会议接受。会后，临时中央先以要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接着撤销了他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决定这一职务由周恩来兼任，从此排斥了毛泽东及其军事路线在红军中的指导地位。

1932年底至1933年３月底，国民党军40万人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在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指挥下，运用前三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运动反击”战术，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运用大兵团伏击的作战方法，集中主力歼击敌之一路，在江西宜黄县黄陂、草台岗接连破敌，两仗歼灭国民党军近３个师，俘敌１万多人，从而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的“围剿”，也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范围扩大到30多个县，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红一方面军扩大到约10万人，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亦有很大发展。1933年１月，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不断获胜的形势下，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进入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战果尤其是黄陂战斗、草台岗战斗两战皆捷，更坚定了他推行进攻战略的决心。他曾洋洋得意地说，没有毛同志，我们干得不是更好么？临时中央抵达中央苏区后，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就由博古等人在瑞金直接发号施令了。

1933年春，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错误地把这种意见说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因而撤消了罗明的职务，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借机打击排斥了大批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当时，把毛泽东坚持的正确主张，说成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号召在党内和红军中“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并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纲领和政策，以取代过去在中央苏区的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纲领和政策：军事上，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要大踏步地打出去”；土地政策上，提出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城市政策上，提出实行８小时工作制；干部政策上，提出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把赞成和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些干部撤换掉……

５月，在博古运筹其“大踏步地打出去”进攻战略的同时，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５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此次“围剿”，蒋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这次“围剿”，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其部署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33个师又3个旅，由北向南挤压苏区；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筑碉堡扼守粤赣边境，阻止红军向南机动，相机向赣南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所部9个师又3个旅，在“围剿”湘赣、湘鄂赣苏区红军的同时，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2个旅，负责福建防务，并阻止红军向东机动；空军5个队（飞机200架），配置于南昌、临川、南城，支援作战。

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博古等却认为，这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在军事战略上，他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变本加厉地推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5月8日，博古、项英加委自己为中革军委委员。6月初，博古、项英等赶到江西宁都，召开中共中央局（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合并而成）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项英、陈云、周恩来、朱德、毛泽东、杨尚昆。会议决定：中革军委由前方移回瑞金，另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朱德、周恩来分别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政委之职。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宁都会议后，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转移到博古和项英手中。这样，“左”倾路线掌握了军事指挥大权。

二

6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进行整编：红１军团下辖第１、第2、第3师；红3军团下辖第4、第5、第6师；红5军团下辖第13师；红7军团（实际到当年10月才正式建立）下辖第19、第20师；福建军区（司令员周子昆、政委曾日三）部队改编为第34师。

整军过后，临时中央推出了一套和毛泽东截然不同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临时中央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毛泽东强调“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临时中央主张“兵分两路，两个拳头打人”。6月13日，临时中央正式推出“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战略方针：主力红军实行“分离作战”，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

这一“方针”，其实是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在上海拟定的，史称“上海计划”。“上海计划”认为，红一方面军在整个夏季应在东、西两个方向“分离作战”。博古和项英对这一意见奉若“圣旨”，他们具体提出：以红３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以红１、５军团组成中央红军，在赣江、抚河之间作战，负责看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最后，集中主力夺取抚州（今临川）、南昌，实现所谓“革命在江西和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显然，“分离作战”是反“罗明路线”在军事上的必然选择。

东方军入闽第一次

获悉新军事战略方针后，身在前方的红一方面军军政首长朱德、周恩来震惊不已：国民党军在第四次“围剿”惨败之后，并没有从中央苏区周围撤走什么兵力，相反正在加紧准备发起新的进攻。红军１、3、5军团及地方武装总兵力虽说有近10万人，但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比较起来，仍是弱小之军。在这种情况下，若再将红军一分为二，“分离作战”，岂不更加削弱红军力量？积红军多年作战经验，集中兵力击敌一翼则胜，分散兵力伸开巴掌打人则自损自弱。思虑再三，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博古、项英，表示原则接受夏季作战方针，但强调“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该分开”。

项英和博古哪里能听进朱、周的意见，他们连续致电前方，表示“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批评朱、周消极对待临时中央指示。这顶帽子，朱、周怎敢戴在头上？他们只好复电瑞金表示：“绝对服从你们命令，并立即报告。我要求在部队调动中回瑞（金）一行，面陈不同意见或改在博生（县）开军委会或中局会。因许多问题非电文所能详，许多批评完全不是我们愿（原）意也。”

就连这一要求，博古、项英也不答应。

7月1日，一道由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签署的命令从瑞金发出：以红3军团（暂缺第6师）和拟建中的红7军团第19师组成东方军（随着战事的发展，红3军团第6师、红5军团第13师、红7军团第20师、福建军区第34师，以及江西地方武装第21师一部陆续编入东方军序列），彭德怀、滕代远分别兼任司令员、政委。活动在抚河、赣江之间的红1军团（欠第3师）及江西的4个独立团，则组成中央红军（随着战事发展，红１军团第３师、红9军团第14师也加入中央红军序列），林彪、聂荣臻分别兼任司令员、政委。

7月1日当天，东方军主力红3军团第4、第5师共1万多名指战员，在江西乐安县大湖坪举行东征誓师大会，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同志作了动员报告，提出“筹款百万、赤化千里”，“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把红旗插到福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的任务。会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东方军冒着酷暑踏上入闽征途。５日，参战部队到达福建宁化以西地区，开始了入闽作战。

三

东方军入闽后，项英在瑞金乌石垄中革军委作战室里，每天对着地图计算着部队的行程，直接给东方军和福建军区领导发出一道又一道指令。在他的“运筹帷幄”下，短短10余天时间，东方军未打一仗，沿途便留下500多伤病员。周恩来忍无可忍，致电项英恳求：“除直接通知敌情与紧急危险时的处置外，项代主席请勿直接电令彭、滕、周、曾，使他们对上级整个部署无所适从，这在战斗中大忌。”

项英根本不管这些，照样我行我素。但是，周恩来于7月20日，不得不再致电项英，反问道：“我们争论并非企图不同，更非执行‘上海计划’不忠实，你何以喋喋虑此？”确实，项英“虑”的不是周恩来执行“上海计划”不忠实，而是担心自己的威望和军事指挥权。后来，杨尚昆追忆，“博古、项英和以后的李德下命令时，朝令夕改，使前方将领无所适从。周恩来有过不止一次的申述电报，他们也不理睬。周恩来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讲他的不满情绪，但我们看得出来。”

东方军入闽以后，第一仗是拔除宁化县的泉上土堡。泉上位于宁化县东北，地处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建宁数县毗邻之处，是宁化到归化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个土堡墙高约8米，厚7米，周长近千米，相当坚固。沿内墙筑有坚固工事，环外墙挖有河沟，沟外是水田。驻泉上之敌为国民党军阀新编第2师卢兴邦部的第307团，并有宁化、清流、石城、长汀四个县的残余地主武装400多人。镇上储有大批粮食、食盐等物资，是周围数县逃亡地主负隅顽抗的反动堡垒，威胁着附近苏区的安全，也是东方军向东运动、扩大苏区的极大障碍。所以东方军决定首先拔掉这个钉子。

但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者当时心目中只有中心城市，即使一时打不了大城市也要打县城，完全不把小小的泉上土堡放在眼里。所以，他们不顾实际情况，下令东方军首先攻打清流县城。

当时的争论，给东方军作战造成极大困难。7月4日，彭、滕电请第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转中革军委项英代主席，提出：“清流、泉上、嵩口仍为卢逆，共四团无变化。首先消灭泉上之敌，后再同时攻击嵩口、清流之敌。此举我有集结主力随时打击增援敌之便。”同时说明，清流城堡坚固，敌人利用天险加修工事，袭击万一不克，要延误时间，再从火线撤下打增援之敌，将影响士气。这些从实际情况出发所作的战斗部署，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战术原则，很快取得朱、周同意。7月5日，朱、周回电指出：“如敌情无变化，三军团应首袭泉上，占领后迅速取得归化，以一部断嵩口通永安联络，相机截击永安或连城来援之敌。”但是，7月6日项英回电，却极端主观地认为：“对东方军目前的行动，如就来电所云，事实上仅能消灭泉上、归化之敌，即转移北上，绝无可能打击连城援敌。”“泉上、归化均属城围，工事虽较清流易攻坚，则我意仍以清流为攻击目标，坚决消灭三团人，连城敌有增援可能，若消灭援敌对东南、西南战线有大影响。”正当周、朱、彭、滕与项英争论之际，7月8日，卢兴邦派第156旅旅长张兴隆率第309团从清流增援泉上。彭德怀、滕代远根据原定的“围城打援”的战术原则，除令红5师主力继续包围泉上，努力进行坑道作业准备爆破外，即令红4师在离泉上30余里的延祥设伏，准备歼灭援敌。

泉上通延祥的小道上，两旁均为高山峻岭，中间是一狭长洼地，正是打伏击的理想地点。7月9日，敌156旅旅长张兴隆与第309团团长卢胜斌（卢兴邦之子）率部到达延祥石狮岭，进入我伏击圈。红4师张锡龙师长、彭雪枫政委立即发出攻击命令。红军战士先是从两侧山上居高临下以火力杀伤敌人，然后以猛虎下山之势冲入敌阵，展开白刃格斗，只一小时激战，就干净利落地歼敌5个连，毙敌旅长张兴隆，俘敌团长卢胜斌以下官兵300多人，缴获步枪400多支，轻机枪4挺。

随后，红4师乘胜追击，进占清流东北的重镇——嵩溪；宁化独立第7师进占清流西北的岭下、田背一线；红34师进占清流西南的雾阁等地，配合主力切断清流与泉上敌军的联系，对清流县城形成包围态势，进一步孤立泉上敌人。与此同时，红5师第13团乘胜东进，歼灭归化守敌第307团第2营，解放了归化县城。

延祥伏击战的胜利，为攻克泉上创造了有利条件，也证明“围点打援”战术的正确。但“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却急于要进攻清流和连城守敌，7月10日又电令东方军“只留一团围攻泉上，并由该团抽出一连为基干，领导归化东北游击队，巩固归化”；同时命令主力部队大部分立刻转移到清流南面，准备消灭清流撤退之敌，或配合34师打击连城增援清流之敌。

在此情况下，7月11日，朱总司令、周总政委不得不给项英连发两封电报。一封指出先袭泉上后逼清流才易于打击敌人增援部队，不能采取积极进攻清流城的办法；并指出以3军团主力过清流河及令红19师渡将乐河南下都是不妥当的，因目前多雨，山水时涨，闽省各河流急水深，大兵团运动不便，加以天热多病，3军团沿途已留下500多病员，请项英“决定部队行动稍稍顾及此点”。在另一封电报中转达了彭德怀、滕代远的意见，力言即刻移兵清流南岸，“围攻泉上巩固归化留一团兵力万万不足，因泉上敌之兵力超过八连人。我主力南移，连（城）敌如不动，清流敌可北向，解泉上围，我成隔岸观火，迂回过河须三天行程，现3军团每日搜山征发，只吃两餐稀饭尤不利这样行动”；并明确表示已复电令彭、滕依预定计划有步骤地争取胜利，要求项英：“请勿急，尤请勿直接命令彭、滕，使他们无所适从，时时请命，反束缚其不能机断专行。”次日，彭、滕又将围攻泉上、清流、连城的意见电告项英，强调指出：“泉上土围敌八个步兵连，机、炮各一连，地主武装百余人（注：后查明有400余人），一团围一团是不够的。况反动的童子军、大刀会在外面扰乱，因此再无力顾及归化。”在朱、周、彭、滕据理力争下，项英等人才缓和口气，回电朱、周并转彭、滕，解释说：“我迭电你们不是命令，而是提出某一阶段中作战意图……。”但仍软中带硬，固执地坚持己见。

在东方军主力围攻泉上土堡，并接连取得延祥、归化战斗胜利的有利形势下，红34师在清流与连城之间的安乐、雾阁一带也积极开展游击战，配合主力切断清流与连城敌人之间的联系，7月10日，于雾阁与马屋附近击溃从连城增援清流的敌19路军第78师一个团，乘胜进占土堡。7月12日，红4师占领嵩口坪，切断了清流城敌军的给养运输线。14日，盘踞清流之敌新编第2师三个团惧怕被围歼，乘夜弃城向永安撤退，我红34师经安乐桥向嵩口坪东南截击逃敌未获。15日，红4师第10团、11团和宁化独立第7师乘胜进占了清流县城；红4师第12团亦向嵩口坪、秋口推进，牵制连城守敌。

宁化县泉上土堡战斗延祥阻击战捷报

此时，敌78师还有两个团在雾阁附近的四堡。项英获知这一情况，并得悉连城敌人还可能派出三、四个团增援四堡的情报，没有通盘考虑整个战局，7月16日便匆忙以“十万火急”电令东方军放弃泉上，立即南下配合红34师歼灭四堡敌人这两个团，并准备歼灭连城援敌三、四个团，同时严令“部署中应注意不使该两团撤回连城固守，而成相持之势。”周恩来总政委接到项英这“十万火急”的电令后实在感到为难，马上复电提出意见：“泉敌不应放走，围攻至少要两团（两团无外围敌有突围可能），立即以四团兵力配合34师袭击四堡（四堡有工事），打增援队则火力不足。”“调19师接围泉上，以3军团全部南移则须延迟三天，泉上到四堡三天又恐四堡之敌情有变化。”但周总政委在提出意见的同时，为了执行军委代主席项英的“十万火急”电令，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命令在将乐县白莲地区的红19师迅即南下，两天以后赶到泉上去接替3军团围攻泉上的任务，以便3军团腾出手来，集中兵力全部南下；同时，命令3军团除留足兵力继续围攻泉上，等待19师来接围外，其余主力部队立即集中清流，经安乐、雾阁之西，秘密运动，配合34师袭击四堡。事实证明，不待我3军团南下，四堡两团敌人早已撤回连城，项英“十万火急”电令只是主观臆想而已。

宁化县泉上土堡战斗延祥阻击战指挥部旧址

7月19日拂晓，围攻泉上土堡的红5师第15团，在团长白志文、政委张凯的指挥下，于前晚挖通了直达土堡围墙的地道，把装满土硝的3个棺材安放在围墙底部，引爆了土硝，把围墙炸开一个大缺口，趁硝烟弥漫之际，部队勇猛冲入土堡与敌巷战，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干净利落地全部歼灭守敌。计毙敌团长以下300余人，俘敌900余人。捉获宁化新旧县长2人以及泉上周围各县逃亡地主恶霸和地主武装300余人，缴获步枪900余支，迫击炮2门，机关枪7挺，驳壳枪60支，现款万元及大批粮食、食盐等物资，取得了入闽作战的第一次大胜利。

宁化县泉上土堡战斗遗址

东方军首战告捷，拔除了泉上土堡，解放了清流、归化两县大片土地，军威大震。为了总结入闽以来几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周恩来总政委于7月20日特地就“关于打泉上战略部署的争论问题”致项英代主席一封电报，批评项英等人不顾实际情况和可能，连日频频来电，喋喋不休地催促部队攻打清流及南下打连城，并严肃指出：“我们争论并非意图不同，更非不认识主要突击方向或总攻下泉上即应北上与东向”，“我们不同，乃在我们判断连（城）敌援不是如你所料，不主张3军团主力立刻过清流河及南下……而你主张分兵南下，这是战略实施在战术上的问题，须估计到当时当地敌情、地形与我兵力、给养条件等，我坚持执行已定步骤（每一步骤是有前后接应的）达到胜利”。周恩来同志这些言简意赅的话语，对“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主观主义的指挥方式是个有力的批评。

东方军军事上的胜利，为开辟新苏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却盲目要求扩大战果。他们早在1932年6月27日通过的《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就提出：“要努力做到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务……，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开展胜利的进攻，连续的战胜敌人，消灭敌人武力。”把古田会议确定的红军三大任务缩小成只有打仗一项。所以解放这些地方后，虽然各部队都很积极主动地去开展群众工作，但他们不待部队深入发动群众，巩固新区，便匆忙命令部队去进攻连城，限时限刻到达，并指定必须由北向南进攻。

７月底，东方军前锋指向连城县。国民党19路军区寿年部78师占据着连城，总兵力约万余人。区寿年将主力驻防于连城及附近地区，以一团兵力驻防在龙岩至连城、长汀两条大路的交叉口的朋口镇。

连城县朋口战斗，是东方军最主要的战斗之一。朋口是一个四面高地环围的小圩镇，东北面通连城比较开阔，西北面通长汀和东南面通龙岩都是山地隘道。我军如控制朋口，即可切断敌人的后方交通线，威胁连城及龙岩。据彭德怀回忆，当时上级给东方军规定了由北向南夺取连城及朋口的进攻路线。这样，东方军就处于仰攻地位，十分不利，而且难于接敌，无法完成任务。为此，彭德怀亲自带领侦察排，冒着酷暑深入前沿阵地侦察，寻找攻击点。经过研究，选择朋口作为突破口，采取围城打援的方针，调动连城援敌，集中主力歼灭援敌于运动之中。

按照这一计划，东方军以红4师、红19师分别包围朋口、莒溪，红5师和红34师执行在外围牵制与打击增援部队的任务。7月31日清晨，红5师抢先控制了朋口东侧高地，截住由连城南下增援之敌78师466团钟经瑞部，将其全部歼灭。随后，东方军向被包围的朋口、莒溪守敌第467团丁荣光部发起进攻，于同日下午歼灭丁荣光团。

 驻连城之敌19路军78师区寿年部为之震惊，于8月2日放弃连城，向永安撤退。8月3日，东方军第4师、5师、34师追击而至，在连城以东之姑田镇给逃敌以突然袭击。区寿年师顿时大乱，夺路向永安奔逃。东方军紧追不舍，在永安县小陶再歼其1个团。

朋口、莒溪之役，共歼敌19路军精锐部队3个团，俘敌2000余人，使19路军受到了参加反共内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打击。战斗结束以后，东方军进驻连城。驻朋口以南的19路军第60师沈光汉部，惟恐被继续南下的红军歼灭，匆忙撤回龙岩。红军于是顺利收复新泉一带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