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支部队，它虽是一支主力部队，但全师平均年龄不到18岁，被称为“娃娃师”；它虽屡建奇功，并在决定红军生死的湘江战役中力挽狂澜，但部队减员只剩下四分之一，以至于被迫撤销番号；它虽仅存在18个月，但其指战员一直是我军骨干，甚至有23人成为开国将军。这支在世界军事史上极为罕见的部队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

“少共国际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国际联合组织，于1919年11月在柏林秘密成立，由第三国际领导。该组织成立之初有14个国家参加，后来在56个国家建立了支部。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团组织成立后，也加入其中，组成了“少共国际师”支部。

与其他国家的青年组织战时只参与站岗、放哨、后勤、游击等工作不同，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成建制地加入红军作战序列，并且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部队官兵表现出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和战斗精神，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英勇战斗，为红军战略转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临危组建“少共国际师”

（一）“少共国际师”组建的背景 

中国工农红军在粉碎国民党四次“围剿”后，蒋介石重新调集重兵准备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军总部收到各方面的情报表明，即将到来的第五次“围剿”，规模和兵力将远远大于前四次。为了抵御敌人大军压境，中共中央决定尽可能地扩大红军队伍。1933年2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决议》，要求“最大限度的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在全中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紧急动员起来，保卫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捍卫胜利果实”，成为当时中国工农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战斗口号。

1933年6月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强调必须执行中央局2月8日紧急决议中提出的“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和“动员所有模范队、模范少先队，整营整团加入红军”，提出要通过“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彻底实行优待红军条例”、“加紧政治动员”、“采用突击方式以扩大红军”、“有计划的领导和动员赤少模范队整个组织加入红军”等措施，完成“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少共国际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中国革命史舞台的。

（二）“少共国际师”组建的经过

1933年5月中旬，在江西宜黄县西南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举行的全军青年工作会议上，时任总政治部青年部长的萧华，请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及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出席会议，为大家分析中央苏区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应对办法，以增强大家夺取胜利的信心。会议热烈讨论了中央扩红指示和进一步做好扩红工作的具体措施。会后，根据周恩来政委的建议，红军总政治部当即向中央提出了组建“少共国际师”的建议。

中央苏区中央局对总政治部提出成立“少共国际师”的建议高度重视。5月17日，时任中共少先队中央总队部总队长王盛荣向少先队发出迅速完成组建“少共国际师”的号召。5月2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简称“少先中央局”）正式作出《关于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决定》：“为完全彻底的粉碎五次‘围剿’，须要更快的完成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少共中央局决定由江西征调四千，福建征调二千，闽赣征调二千，到今年‘八一’节为止，完成‘少共国际师’”。5月23日，少共中央局发出指示信，要求少共江西、福建、闽赣省委抽调优秀共青团员、少先队队员组成3个军区少年先锋团。

1933年6月初，红一方面军部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编，取消了军一级的编制，将小师小团扩编为大师大团。整编后，红一方面军辖第1、第3、第5军团和由12军改编的独立第1团。其中，第1军团辖第1、第2、第3师，共9个团；第3军团辖第4、第5、第6师，共9个团；第5军团辖第13、第15、第34师，共9个团。”至此，红一方面军序列中首次出现第15师，为即将编入红军的“少共国际师”准备了部队番号。

6月22日，少共中央局、少先队中央总队部在瑞金召开有江西、福建、闽赣、湘赣、粤赣等省和边区少先队长出席的联席会议，进一步对“少共国际师”的组建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宁化县参谋处长率曹坊、安乐、中沙、禾口、武层、南城堡、下巫坊区队长，建宁县训练处长率均口、巧洋、安仁、里心区队长以及清流县队长、泰宁县训练处长参加了这次联席会议。朱德总司令亲临大会讲话，他向到会同志认真分析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和根据地面临第五次“围剿”的严重情况，阐述动员青少年积极参加“少共国际师”的迫切意义，号召团和少先　队的干部、团员和少先队员踊跃参军，用武装上前线的实际行动，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

1933年六七月间，为积极响应少共中央局号召，在“八一”前完成组建“少共国际师”的任务，少共江西、福建、闽赣省委号召广大共青团和少先队干部带头报名参军，区与区、乡与乡广泛开展“扩红竞赛”活动，组织宣传队、文艺队、鼓动队、劝导队进村入户，层层发动，广泛宣传，动员广大青少年踊跃报名参军，加入“少共国际师”。少共泰宁县委闻风而动，不仅提前超额完成任务，而且创造了利用当地在群众中有威信、有影响的人来做宣传鼓动工作的成功经验，受到中央局的赞赏并在苏区内部广泛推广。少共宁化中心县委在短短一个月时间，组织500多名少先队员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成立少年模范营，由宁化县少先队大队长王盛权带队送往长汀报到，编入“少共国际师”战斗序列。建黎泰苏区组织动员了2600多人，在团委、支部干部带领下，高举红旗，手拿梭标、大刀、鸟枪参加“少共国际师”。建宁的枧头、杨林、双溪、上龚家、安寅等10个乡成为创建“少共国际师”的模范乡。据不完全统计，到1934年夏，建宁苏区在几次猛烈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中，扩大红军约7000人，其中参加“少共国际师”1000人。清流、归化及三元区域儿女也踊跃参加“少共国际师”。中央苏区江西省兴国县长冈模范乡干部“日着草鞋去办公，夜打灯笼访贫农”，挨家挨户做宣传发动工作，用自己的模范行动，组织青少年积极报名参加红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从湘赣边到闽浙赣，从赣粤边到中央区域腹地各县，风起云涌地出现了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参军，以及模范少先队、赤卫军整排、整连、整营、整团武装上前线的动人景象。

6月30日，中革军委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少共江西、福建、闽赣省委以实际行动在第一个“八一”建军节前如期完成了“少共国际师”征兵任务。

（三）“少共国际师”正式成立

1933年8月5日，“少共国际师”在江西博生县（今宁都县）西北郊跑马场举行成立大会。这天拂晓，一面面红旗迎风飘扬，壮丽无比，八九千名红军战士身着红军军服，一排排一连连迈着不太整齐的步伐，气宇轩昂地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参加“少共国际师”授旗典礼。中革军委、少共省委和江西省军区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少先队中央总队部总队长王盛荣代表中革军委致词，略述“少共国际师”成立的意义及当前任务，宣布将其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红5军团第15师，并向“少共国际师”授旗。接着，江西省军区政委李富春宣读了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的贺电，军委会向大家介绍了“少共国际师”师长陈光、政委冯文彬、政治部主任罗华明。至此，集中了3个省少年先锋团的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正式成立。

《红色中华》1933年5月29日第82期第二版

“少共国际师”成立之初，陈光、冯文彬刚刚20岁出头，干部战士平均年龄不到18岁，很多只有十四五岁，一些人入伍时还没有枪高。全师党团员占70%，是一支真正由“红小鬼”组成的部队，同时也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部队。组建时所编设的第58、第59、第60团，不久分别改称为第43、第44、第45团。随后，部队立即投入了军政训练。8月15日，朱德、周恩来下达红一方面军部队重新区分行动任务的命令，第15师（即“少共国际师”）担负的任务为总预备队。

“少共国际师”成立不到一个月的一天，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命令当时正在前线的青年部长、年仅17岁的萧华迅速返回总部谈话，征询拟调他任“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的想法。起初萧华担心自己太年轻，怕挑不起这么重的担子，会有负于党的重托，周恩来听了他的顾虑后朗声笑道：“正因为你年轻，才叫你去嘛。年轻的干部带年轻的兵，部队更有朝气。只要认真学习，经过斗争的磨炼，就会逐步走向成熟。” 9月4日，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向军委正式呈报请示：“拟调萧华任十五师政委，冯任政治部主任。”军委研究同意后，红一方面军第5军团政治委员朱瑞、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于11月6日签署命令，任命萧华为第15师政治委员，“少共国际师”首任政委冯文彬改任政治部主任，“少共国际师”首任政治部主任罗华明出任15师第45团团长，不久改任政治委员。由此，萧华在成为“少共国际师”第二任政委的同时，也创下了红军历史上最年轻师政委的记录。

（四）部队拉到广昌集训

9月3日，即第19个国际青年节，经过一段时间紧张训练的“少共国际师”在成立地举行了隆重的出征誓师大会。大会宣读了周恩来代表中革军委发来的贺电。随后，新任“少共国际师”政委萧华作了具有强烈鼓动性的讲话：“我们就是‘少共国际师’，今日在博生正式宣誓。整装待发要出征，粉碎敌人‘围剿’莫延迟。我们都是青少年，愿把热血染红旗。”随后，全师官兵高唱《少共国际师出征歌》：“我们就是少共国际师，九三日在江西誓师出征去。高举着少共国际光辉的旗帜，坚决的、果敢的、武装上前线。做一个英勇无敌的红色战斗员，最后的一滴血，为着新中国……”威武雄壮地开赴广昌苏区继续开展军事政治训练。

广昌位于江西抚河上游盱江河畔，是第五次反“围剿”主战场，中央苏区北大门。“少共国际师”到达广昌后，驻扎在南部的头陂、新安一带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当时各级军事干部，有相当一部分是从红军学校和各军团选拔而来，具有较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战士们都是从模范少先队——武装基干民兵组织中输送来的，尽管不同程度地受过军事训练，也有一定的军事素养，但距实战要求差距很大。为接受即将到来严酷战争的考验，彻底打破敌人大规模的军事进攻，陈光、萧华始终把部队的军事训练放在特别突出的位置上。在成军最初的一个多月里，“少共国际师”对军纪、革命理想、军人知识、射击、刺杀、投弹等课目进行了认真训练，很快使这些“红小鬼”形成了战斗力。

“少共国际师”成立之初没有武器，只是用梭镖、长矛、大刀进行训练，着重操练军事基本动作。上军事常识课，学习利用地形、地物挖战壕等土工作业。后来，红3军团打下福建沙县，全歼敌人一个师，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上级决定拨给“少共国际师”一批。“少共国际师”立即派了一个团到前线搬运武器，就这样很快把自己装备了起来。战士们看到缴获的步枪、轻机枪、子弹、手榴弹，训练热情高涨。从清晨到傍晚，从操场到野外，军号声、喊杀声和武器的撞击声不绝于耳，到处可以看到战士们龙腾虎跃的身影。

训练结束时，通过全师比武大会，第45团2营荣获第一，第44团3营名列第二，原来训练成绩比较差的第43团几个连队，也迅速赶了上来。战士们的投弹距离，由开始的二三十米，很快提高到四五十米以上，一个班三四个钟头就可以构筑成一个坚固的地堡，射击瞄准、刺杀动作的准确熟练程度也大大提高了。

萧华亲自拟定了一个政治训练计划，着重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教育。首先使每一个战士真正懂得人民军队的宗旨、性质，明确为谁扛枪、为谁打仗，使这支年轻部队能够保持和发扬工农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光荣传统,同人民群众永远保持血肉联系。

师政治部从连队到团部普遍建立了“列宁室”“俱乐部”和“体育队”等组织，师部则专门成立了“宣传队”“演剧队”，活跃了部队的文化生活，增强了部队的战斗意志。整个“少共国际师”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二、“少共国际师”疆场浴血征战

“少共国际师”在广昌训练刚告结束，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即布置就绪，开始对中央苏区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少共国际师”开赴战场后，官兵们在拿口、团村、邱家隘、将军殿、大寨脑、石莲山、驿前、石城、湘江等地，进行过几十次战斗，仗仗打得残酷壮烈。

（一）铁拳初试威震苏区

“少共国际师”的首战发生在闽北拿口与国民党军周志群部之间。1933年9月，“少共国际师”奉命配合红3军团和红5军团在东方战线抗击敌人。为实现“开门红”，师长陈光和政委萧华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以一个营分兵迂回，布成口袋，将敌人一个连团团围住。由于每人只发了10颗用旧弹壳翻造的子弹，一阵猛攻过后，子弹便被打光，战士们只能勇敢地冲入敌阵，与敌人拼刺刀。鉴于少年体弱，加之尚无实战经验，战士们一般都是根据战前要求两个人对付一个敌人，即一个牵制，一个刺杀，让敌人顾此失彼。不到两个钟头，干净利索地全歼敌军一个连，扫清了增援东方前线的邵武要道。“少共国际师”乘胜追击，渡过闽江，再次溃敌200多人，还在莲花山歼敌一个排哨，前后共歼敌300多人，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取得闽北拿口战斗胜利。

首战告捷后，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和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专门致电祝贺，称赞他们这次战斗是“铁拳初试”，勉励大家在胜利中要更加百倍地提高军事技术，以迎接更加艰巨的战斗，争取更大的光荣。

初战得胜，也使“少共国际师”士气高昂，信心大增，始终朝气蓬勃。“打仗也罢，行军也罢，战士们总是快活得很。情况稍一缓和，兴国山歌和《上前线》的歌声就在长长的队伍中荡漾起来，加上山间的回声，实在热闹。”萧华曾回忆道。

（二）惨烈的黎川团村战斗

1933年11月，陈光与吴高群对调工作，陈光任红2师师长，吴高群任“少共国际师”师长。“少共国际师”奉命抵达黎川，配合红1、红3、红5军团主力收复黎川。在黎川，“少共国际师”先后在资福桥一带作战，在百顺点战斗中，配合友军击溃了向黎川挺进的国民党军两个师。随后，“少共国际师”接令移防黎川东南的团村一带，布防阻击敌军。

团村距黎川县城20多华里，是黎川县城与德胜关之间的一个小盆地。为了打好这一仗，“少共国际师”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将驻守山头半山腰以下的树木全部砍光，插上竹钉子，在山顶上堆满擂木、石头，用来补充弹药不足。

战前，国民党北路军前线总指挥陈诚亲自率领敌3个主力师共4万多人，分左、中、右三路向团村推进，欲与红军决战。红军在军团长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亦分兵3路阻击敌军。具体部署为：红5军团第13师阻击敌中路军；红3军团主力阻击右翼敌军；“少共国际师”和红3师一部阻击左翼敌军，形成对敌钳制之势。

12月12日晨，激烈的团村战斗打响。敌军派出大批飞机对红军阵地狂轰滥炸，即刻红军阵地浓烟滚滚，土崩石飞。紧接着，敌人向红军阵地扑来。冲在前面的敌人踏着了竹尖桩陷阱，一个个痛得鬼哭狼嚎，在地上打滚；后面的敌人又蜂拥而上，少共战士们将早已准备好的擂木、石头狠狠砸向敌群，只见敌人抱头鼠窜，狼狈溃逃。一会儿，大批敌军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少共国际师”阵地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年轻的少共战士们在冲锋号声中，端起刺刀，跃出战壕，犹如猛虎下山冲向敌群，与敌人展开了生死肉搏战。整个战场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各级指挥员更是身先士卒，奋勇冲刺。经过多次的反复冲杀，红军终于打退了敌军3个主力师的猛烈进攻，缴获了不少战利品。傍晚战斗快结束时，师长吴高群与政委萧华再次深入战地前沿，在山头一棵大树下视察敌情。这时天空突然出现4架敌机，低空向少共战士们猛烈扫射，顷刻间，“少共国际师”100多名战士英勇倒下。师长吴高群也不幸被炸弹炸成重伤，被立即送往建宁红军医院进行抢救，终因伤势严重，于24日20时英勇牺牲，年仅23岁。

吴高群同志殉职后，原红7军团参谋长曹里怀被任命为“少共国际师”第三任师长。曹里怀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到“少共国际师”之前，曾在红军大学学习。1934年1月26日，曹里怀与萧华亲率“少共国际师”参加了邱家隘战斗，打退了国民党军王牌师第11师的多次进攻。

少共国际师指挥部旧址逢源堂内标语

（三）参加邱家隘阻击战

1934年1月中旬，敌军为切断闽赣苏区南北两地的联系，在黎川的东山、熊村、黄土关一带构筑了封锁线，并向建宁推进。1月26日，国民党北路军开始向建宁邱家隘、寨头隘、竹箕隘、黄家隘的红军阵地发起攻击，诸战统称为邱家隘战斗。守备邱家隘防线的是红5军团“少共国际师”和第13师。

邱家隘位于建宁县城东北50华里，其左右两侧的竹箕隘、黄家隘海拔分别为780多米、709米。这三个隘是黎川进入建宁县的主要通道口，这一带山脉绵亘，地势险要，木竹遍布，是军事上易守难攻之隘口。

红军在黎川的德胜关、团村、熊村、宏村等地战斗失利后，国民党军66师进攻樟村。“少共国际师”奉命从西城桥赴樟村阻击，被国民党军第94师截击，“少共国际师”退守寨头隘、邱家隘一线。这时红5军团“少共国际师”和第13师的37、38、39团奉命守备邱家隘、竹箕隘、黄家隘。此时正逢严冬，满山积雪，树枝垂挂冰凌。红军战士坚守在冰天雪地的工事之中，个个斗志昂扬，摩拳擦掌，时刻注视着山下樟村方向国民党军的动向。

1月24日，国民党军占领黎川樟村后，即令第11、第67师进攻邱家隘；第79师从樟村以东地区进攻寨头隘；第94师向西城桥、溪口墟（溪源）游击为后援。25日敌军先头部队67师一部逼近邱家隘前沿一处高地，作试探性进攻，与红军警戒部队接火。由于红军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连续打退敌人数次冲锋，迫使敌军缩回大本营。26日，国民党军第79师兵分两路，第一路由樟村经苹岗、平阳、杨家祠、孔家向寨头隘进攻，另一路从里岭下策应。

1月26日上午6时，寨头隘战斗打响。“少共国际师”一部居高临下，用猛烈的火力阻击国民党军的进攻，打退国民党军10余次冲锋，使国民党军无法进取。之后国民党军派出一股侦察队，绕到红军阵地后面，发起袭击，形成前后夹攻。经激战3个小时后，红军撤到毛坊、黄坊一线，寨头隘被国民党军79师占领。

26日正午，国民党军第11师、第67师各一部，逼近邱家隘“少共国际师”警备连和红军39团三营阵地，红军战士沉着抵抗，待敌兵冲至堡垒面前时，用排枪和手榴弹雨点般投射敌人，阵地上炮火纷飞，子弹呼啸，击退了敌军数次冲锋。与此同时，国民党第11师66团向红军阵地竹箕隘攻击，连续踏着深雪冲锋十余次，均被红军击溃。两路敌军受挫，指挥官气得举着手枪强迫士兵发起多次冲锋，但均被红军压在山下，横尸遍地。26日下午2时，国民党军第11师增援邱家隘，布置于第76师左翼，与76师同时三面向红军阵地猛攻。“少共国际师”在数倍敌人面前，不动摇，不恐慌，坚守阵地，勇猛应战。

1月27日，叶剑英司令员在建宁前线转少共中央局给守备建宁的“少共国际师”第45团的嘉奖电，少共中央局表彰该团在守备中的顽强性和英勇精神。当天，邵式平发信给叶剑英和建宁守备部队指战员，号召他们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坚决执行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为保卫苏区而战。

1月29日，国民党军派出飞机，轰炸红军阵地。山上树木着火，泥石纷飞。国民党军以营为作战单位，兵分八路向红军阵地围击，邱家隘、竹箕隘阵地四面受敌，指战员奉命撤出战斗，退守三岬嶂防线。

敌人占领邱家隘后，又向黄家隘进攻，并派397团从黄家隘背后包抄红军阵地。红军仅一个营的兵力，被敌军重重包围，营长曹耀珠带领战士突出重围，绕道转移，黄家隘被敌占领。寨头隘、邱家隘、竹箕隘、黄家隘被敌军占领后，红1、红5、红9军团曾组织数次争夺，但终未奏效。

邱家隘阻击战，蒋军从数量和装备上不惜代价，飞机、大炮一齐上。从战术上采取堡垒战，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从四面八方向红军阵地进攻。红军在数量与装备上处于劣势，仅依靠红军战士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以少数兵力，牵制了3个纵队的敌人，在阻击战中大量杀伤敌人，为红军主力部署驻马寨战斗争取了时间。这一阻击战是在“左”倾错误指导下，打的一场消耗战，“少共国际师”从兵员、弹药上也受到一定损失。为了保持红军有生力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少共国际师”主动撤离邱家隘阵地，转移到将军殿防线。

（四）参加将军殿战斗

将军殿位于建宁城东北40华里，是个小集镇，有街道和墟日。将军殿地势较平坦宽阔，四周群山围绕，东有三岬嶂，西南有香炉峰，北有蜜蜂山、浮沙峰等高山为屏障，是红军保卫建宁的第二道防线。

建宁县将军殿阻击战遗址

邱家隘、黄家隘、寨头隘战斗后，国民党采取“三里一进、五里一推”巩固阵地，砍树伐竹，强拆民屋，建造碉堡、构筑封锁线，实行其稳扎稳打的战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指挥者不吸取教训，不顾前线指战员的反应，中革军委命令红军主力插到国民党军堡垒密集地区的间隙中去实施强攻，消灭其部队。并“强调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

在建宁前线敌我双方对峙时，东线沙县、将乐、泰宁苏区相继被汤恩伯部占领。1934年4月上旬，北路军周浑元纵队主力西调进攻广昌。4月22日，汤恩伯纵队从泰宁向建宁东侧进犯。4月28日，红军与国民党军在广昌进行了残酷激烈的生死决战，红军最终失利，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中革军委命令红1、红5军团从广昌东援建宁，协同红7、红9军团守卫建宁。敌周浑元纵队亦从广昌返回建宁北面的樟村、横村，经邱家隘向建宁前进，与汤恩伯纵队协攻建宁。

5月7日，国民党军第5、第96、第98三个师抵达樟村、横村，准备5月9日向建宁的将军殿进攻。“少共国际师”奉命协同红5军团的第13师和红1军团的第3师死守将军殿。

5月9日8时，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第5、第96、第98共3个师向将军殿进攻。第5师由邱家隘等地向将军殿以西高地进攻，迂回抢攻杨家窠、饶家源一带高地；第96、第98师由黎川太坪向将军殿以东地区推进。国民党军占领杨家窠高地后，派部向西源村推进。午后2时，国民党军第96师占取蜜峰山，98师占领了浮沙峰。这时整个战局形成割据对峙状态。国民党军派出十几架飞机猛轰滥炸红军阵地。由于地势平坦开阔，飞机飞得很低，投弹准确。“少共国际师”阵地硝烟弥漫，烈火焚烧，土石横飞，红军处在浓烈烟火之中，睁不开眼，张不开口，听不到话。飞机轰炸后，敌军四面出击，“少共国际师”和其他两个师被迫撤出战斗，退到建宁的第三道防线驻马寨，将军殿防线失守。

1934年5月中旬，“少共国际师”奉命参加建宁县城保卫战，失利后与其他红军部队向南退守宁化、石城、长汀、宁都、兴国一线，“少共国际师”其中一个团1200余人在宁化淮土隘门驻防，直至参加长征。

（五）防守大寨脑

1934年5月，红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朱瑞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建议，由原红9军团第34师师长，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先士卒，负重伤失去左臂的“独臂将军”彭绍辉任“少共国际师”师长，曹里怀任红5军团参谋长。5月8日，中革军委任命彭绍辉为“少共国际师”第四任（末任）师长。1934年5月15日，军委电令“少共国际师”由红5军团调归红1军团建制。

7月中旬，“少共国际师”接令与红13师在广昌南面境内地势险要的大寨脑一线，布防阻击敌军前进。“少共国际师”布防大寨脑正面主峰，红13师把守西面来窝嵊，红3军团主力守卫大寨脑北面，红军与敌军展开了一场堡垒对堡垒的防御战。

战斗打响前，政委萧华与师长彭绍辉亲临前线阵地视察，大胆地作了兵力部署：第44团守护大寨脑主阵地，并由彭绍辉师长亲率一个连在最险要的山顶上专门防御；萧华政委亲率两个营在右面山头相机作战；第43团和第45团作为第二梯队隐蔽待命。在广昌地方游击队和当地群众帮助下，少共战士们日夜抢修工事，深挖战壕、构筑地堡。战壕一般都有四五尺深，支撑点由土、石、木构成，筑了7层，外面就像一座小山一样，阵地前则布满了竹钉、鹿岩和地雷。各项战前准备工作就绪。

7月16日至21日，敌第24、第89师等5个师向大寨脑进犯，敌第4、第11师等3个师向来窝嵊进犯，敌第6、第14师等3个师向季峰寨进犯。7月22日早晨，敌军第4、第89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红军阵地发起了全面进攻，敌飞机、大炮不停地轮番轰炸，主峰山顶上几乎所有的树木遭受了毁灭性的轰击。紧接着，敌军以一个师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向大寨脑主峰红军阵地展开了冲锋。当敌军进入红军前沿阵地的“地黄蜂”（即竹钉）时，敌人一阵号叫。此时，萧华政委立即率领右边山头两个营战士，向敌军发起了猛烈的反冲锋，杀得敌人丢盔弃甲，纷纷逃命。敌军遭到惨败后，恼羞成怒，即刻组织了更加猖狂的进攻。少共战士们顽强抗敌，子弹、手榴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向敌人，石头砸光了，英勇的战士们跳出战壕冲向敌群，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肉搏战，战斗打得异常艰苦。第二营把守的左面山头一度失守，红3军团一部及时赶到，向敌第89师发起反击，与敌人反复冲杀，将敌击退，夺回山头，阵地转危为安。就这样红军先后打退了敌军多次进攻。

敌军见正面进攻不利，就找到当地一名劣绅带路，当天下午敌第88、第89师走山间树林中的一条偏僻小路，偷越季峰寨，进到大寨脑山后，企图悄悄地对“少共国际师”形成两面夹击态势。红军及时挫败了敌军的阴谋。敌军十分恼怒，对红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猛烈进攻。由于敌我兵力悬殊太大，“少共国际师”放弃原定作战方案，在敌军主力未到达之前，奉命及时撤出阵地转移。

大寨脑战斗，敌军死伤3000余人，其中敌师长1名、团长3名、营长12名，连排长数百名，红军伤亡400多人，“少共国际师”第44团第2营营长光荣牺牲。

（六）参加石莲山阻击战

1934年8月，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命令所属第4纵队第3师、第9师、第83师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在洪田马洪起直至连城、朋口一带全面构垒碉堡逐渐向西推进。这期间，以朱德主持下的中革军委，早就密切注视着敌东路军的行动，命红1军团“少共国际师”、第1、第2师驻守洪田至小陶一带，牵制敌军。“少共国际师”三个团的主力红军，在师长彭绍辉、政委萧华、政治部主任冯文彬的带领下，奉命抵御李延年部，在永安市洪田、小陶交界的石莲山地区展开了一场鏖战。

洪田地区是处在永安通往连城、宁洋等县的重要关口，是第五次反“围剿”阻击敌军进攻苏区的战略要地。8月7日，“少共国际师”从两路源源不断进驻洪田境内。一路由安砂入长川抵达洪田渡口；另一路由梦溪、凹头过磉溪，两路几乎同时到达马洪和古竹的要冲渡口,“少共国际师”指挥部设于洪田镇马洪村逢源堂。红军一到各路渡口，立即架起六座木浮桥。到达洪田的部队，分兵进驻东坑、生卿、留山，又从坑尾进入苏地，一部分从黄沙滩涉水过河奔小磉。进抵古竹的部队，驻满了水西、水东、大窠。前哨部队开到了黄蕉西面的泥岬岭和上吉的板桥渡口。当日，“少共国际师”训练队捉了一个敌9师俘虏兵，询问了敌军情况，得知国民党先头部队在坚村一侧山头布防。

8月8日，“少共国际师”在洪田地区进行筹款、征集准备粮食、宣传群众等工作，同时令各团做好战斗准备。8月9日，“少共国际师”奉命以两个团逼近小陶附近，以防敌军突击；以一个营在洪田附近向永安方向警戒。国民党军不敢冒险前进，只能依据其堡垒政策逐步推进。在这种情形下，“少共国际师”依靠“短促突击”与敌战斗。8月12日上午9时，“少共国际师”奉命掩护红1、红2师过河，师长彭绍辉率领各团经山坑上高山约15里处占领阵地，遂行掩护任务。

永安市少共国际师指挥部旧址-逢源堂

敌我双方对峙十多天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8月20日上午，国民党部队开始用火力侦察，并派一个团的兵力在矮岭靠近“少共国际师”阵地前方，进行试探性的出击，不多久立即撤走。21日拂晓，国民党部队利用“红带会”为前导，乘迷蒙大雾之机，悄悄地从吉口爬上马洪、小磉与大陶洋盆地间的石莲山。

石莲山被敌占领。红1军团对敌军的包围被拦腰截断，军团前敌指挥部立即命令一个连的兵力向石莲山头冲击。可是敌军占据了石莲山头，以猛烈的火力，居高临下扫射反攻的红军。红军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回。前敌指挥部又组织两个连，并调集最优良武器，在数挺重机枪的掩护下，以石莲山两翼向敌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一小时的激战，终于夺回了石莲山头高地。但是，“少共国际师”在人员和弹药方面都付出了重大代价。

红1军团为了消灭敌人，争得主动权，决定从石莲山头北侧经留山，向盘踞在大陶洋北边高地的敌军发动猛烈的攻击，进而打开缺口，东进大陶洋。当时，大陶洋北边的两个制高点——矮岭山头和大行贵山头由敌第9师的两个团3000多兵力把守。

8月21日夜晚，“少共国际师”摸黑逼近了矮岭山头和大行贵山头的敌人碉堡。8月22日凌晨4点，激烈的战斗在矮岭岬附近各阵地展开了。开始，国民党部队从大陶洋往上冲，直向红军阵地进犯，“少共国际师”猛烈回击，敌军被击溃逃窜，少共战士乘胜追击。当红军前锋部队追到大陶朱文公祠堂时，突然遭到从苏地方向前来偷袭的一股国民党部队袭击，抢占了红军矮岭岬防地，形势突起变化，前进中的红军部队，腹背受敌，形成一进一退拉锯式的争夺战。

8月23日下午，敌第9师倾巢而出，从黄城石头岬上山，连夜进入珠塘岬一带山脊进行布防，以抵制红军的反击。24日早上，从坑尾、半岭、大窠出发到铜锣岬的三路红军，沿着石莲山西侧山腰进军，到达珠塘岬时，又遭到国民党部队的阻击。珠塘岬口是半岭去矮岭、大陶洋的必经隘口，于石莲山顶峰北侧2000米处，红军出发到铜锣岬必经此处。当红军前头部队进抵珠塘岬口下方300米以内直线登山时，敌人密集的炮弹飞泻而来，红军遭到阻击，伤亡惨重。

“少共国际师”在石莲山最后一战之所以会失利，主要是敌人的兵力过强，加上红军对地形不熟悉，最后不得不全线后撤。“少共国际师”撤出小陶后，奉命率师伪装秘密西移，出永安经清流向朋口、温坊进击，夺取松尾岭，向长汀推进。

少共国际师指挥部旧址逢源堂内标语

（七）参加驿前防御战

7月下旬，“少共国际师”奉命在广昌南面驿前西华峰一带设防，与在驿前以北布防的红4师、红5师和第13师一起阻击南进敌军。

驿前是座古镇，地处广昌、宁都、石城3县交汇之处，藏盱江源头于千山万壑之中。历代视之为“据五岭八闽之咽喉”，是披甲胃者所必经的用武之地，有史以来一直是广昌南面重镇，也是石城的最后一道屏障。敌军如拿下驿前就可挺进石城，攻破石城，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则危在旦夕。

战斗前夕，红军4个师分别在驿前以北的山头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军团长彭德怀亲自指挥驿前战斗。为了避免过大消耗，中革军委授权彭德怀、杨尚昆：“视战事发展情况，决定扼守或放弃驿前。”

8月下旬，敌军向驿前推进，在距红军阵地不远的地方布营、修筑工事，敌炮兵每天在距红军阵地千米远的地方向红军阵地发炮试射。8月28日拂晓，敌军4个师在20余架飞机和100门大炮的掩护下，向红军阵地展开了全面的进攻。面对蜂拥而来的敌军，红军将士顽强抗击，打退了敌军的多次进攻。敌军不甘心失败，随后派出6个师援兵到达驿前，其中5个师直接面对“少共国际师”主阵地，一场残酷的恶战一触即发。

8月30日凌晨5时，敌军再次向红军发起了疯狂的进攻。这次敌军改变了以往的打法，敌第6师第18旅几个团兵力在上半夜黑暗中，悄悄地运动到距红军阵地300米处隐蔽起来。拂晓，“少共国际师”指战员趁夜幕提前进入阵地，竟没有发现隐蔽的敌人。清晨，敌机群从广昌城飞来，轮番在红军阵地上盘旋，却并不俯冲投弹，敌炮兵也没有例行以往的炮击。少共战士们正在疑惑时，隐蔽的大批敌人突然冲锋到红军阵地前，红军战士刚冲出战壕即与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生死肉搏战。不久，红军第一道防线被敌军冲破。紧接着敌军向红军第二道防线发起了冲锋，敌猛烈的炮火将红军前沿地堡炸得几乎要塌下来。随后大批的敌人像狼群一样蜂拥扑向红军阵地，红军战士居高临下愤怒地向敌人射击。激战中，“少共国际师”一位陈连长不幸被敌枪弹击中，英勇牺牲。最终，红军第二道防线也被敌军突破。

政委萧华见此战况，立即组织红军进行反击。此时，由当地一名劣绅带路的敌军一个营突然冲出来，双方开枪已来不及，即刻红军战士与敌人混战一团。萧华与另几个警卫战士紧急之中，利用短枪优势向敌人连续射击，从敌军中杀开一条血路，突围到半山腰时，与彭绍辉师长派出的短枪队相遇，方才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敌军的大批人马已经绕过驿前大山，从侧面包抄过来，战况十分危急。萧华当机立断，命令红军的机关枪、短枪全力射击敌人。敌人猝不及防，纷纷向后溃退。然而，敌军稍作整顿又向红军发起了更凶猛的全面进攻。红军指战员虽浴血奋战，英勇杀敌，但由于敌军拥有重兵和优势武器，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敌军很快就突破了红军第三道防线。为避免红军遭受更大的损失，军团长彭德怀急令“少共国际师”和红3军团撤出驿前阵地，退向石城以北的桐江、小松一带设防。

8月30日中午，敌军占领驿前，为期3天的驿前防御战，以敌军遭受重创、红军失守告终。“少共国际师”和红3军团干部伤亡452人，战士1900人。

（八）参加石城阻击战

石城离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仅76公里，是苏区北部最后一道屏障。为了阻滞敌军南进，掩护中央机关和中央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中革军委命令：红3军团和“少共国际师”在石城北部的桐江、小松一线布防阻击敌军前进。同时，电令红3军团：既要阻敌前进，又要爱惜兵力，必要时可以放弃阵地。

此时，敌军在石城北部集结了9个主力师，1个炮兵团和石城伪保安团，敌空军亦进驻广昌甘竹临时机场，随时准备对红军发动进攻。

9月26日拂晓，石城阻击战正式打响。敌军以4个师兵力向红军阵地发起了全面进攻。敌机狂轰滥炸，敌炮猛烈轰击，红军将士英勇反击，密集的子弹猛烈地射向敌军，打退了敌军的多次冲锋，毙、伤敌人1000余名。红军为避免与敌军决战，主动放弃小松阵地，退向石城外围布阵。

10月2日，博古在石城县城南代表中革军委向“少共国际师”政委萧华下达命令：阻滞敌军对石城的进攻，掩护红3军团转移。即刻，萧华政委率领“少共国际师”在石城小松以南至鹅颈凹之间山上布阵，继续阻击敌军。

10月3日，敌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少共国际师”阵地展开了异常凶猛的进攻。由于前沿阵地布雷区被敌军大炮破坏，敌人很快越过了第一道防线，向红军第二道防线冲来。此时，红军的轻、重机关枪向敌群扫射，敌人一片片倒下；接着一排排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随后，少共战士们冲出战壕，勇猛杀向敌人，敌军纷纷向后溃退。稍后，敌军又开始了更疯狂的进攻，枪弹、燃烧弹、烟雾弹齐轰“少共国际师”无名高地。红军阵地烈火冲天，黑烟滚滚，红军工事全部被摧毁，大多数少共战士光荣牺牲，无名高地危在旦夕。紧急时刻，萧华指挥短枪队和第6连一起火速增援无名高地，与敌军展开了生死激战，击退了敌军的一次次冲锋。在以后的几天里，敌军飞机、大炮不停地在“少共国际师”阵地进行地毯式轰炸、炮击，成批的敌军轮番向红军发起攻击。少共战士们虽英勇杀敌，但伤亡越来越大，弹药亦严重供应不足。此时，敌军攻不上山头，红军也很难把敌人赶下山去，敌我双方陷入胶着状态。

10月7日，“少共国际师”接令撤离石城。石城阻击战自9月26日打响，至10月7日结束，历时12天，歼灭了大量进犯之敌，但战斗打得异常艰苦。史料记载：“是役双方死亡枕籍，尸遍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少共国际师”自身伤亡过半，部队由八九千人减员至5000余人，为此，根据地各县党和共青团又陆续为该师输送了2000多名新战士。

与此同时，驻守宁化县淮土隘门的“少共国际师”一个团1200余人奉命将其防务立即移交地方红军和游击队，在淮土凤凰山集中，从凤凰山经江西石城、瑞金向于都方向集结，10月16日，随中央主力红军8.6万余人渡过于都河，向西突围实行战略大转移，踏上了前途艰险的万里征途。

（九）湘江战役中浴血鏖战

1934年10月，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主力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10月12日，正在广昌、石城一线设防的“少共国际师”奉命撤出防御阵地，转移到于都东面的桥背、马头、新田坊一带集结。10月14日，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亲临“少共国际师”驻地，为全体指战员作政治报告，这实质上是一次长征出发前的政治动员。11月底，蒋介石调动30万大军，在湘江两岸布下围绪红军四道封锁线。补充了2000多名战士的“少共国际师”与红1师、红2师担负起掩护中央纵队的任务。红军到达湘江，“少共国际师”由此迎来更为惨烈的战役——湘江战役。

红军到达湘江时，湘江上游的水面虽然不宽，但水深流急，不能泅渡，渡口又只有两个浮桥。红1军团和红3军团主力渡过湘江后，一右一左，顶住4个师的湘军和5个师的桂军。而“少共国际师”并未渡江，奉命以1个团直扑全州东南的鲁塘圩，配合红5军团佯攻以牵制全州敌人，另外2个团在湘西延寿圩一带构筑阵地抗击敌人4个团的追击，保卫湘江界首渡口，以血肉之躯誓死掩护中央主力红军强渡湘江。红军火力弱、弹药缺、兵力少，且历来长于野战，阵地防御无疑对红军极为不利。面对敌军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红军也只能眼睁睁地等到敌人靠近，再用刺刀、手榴弹和敌人近战，由此导致红军的损失十分惨重。但为了掩护主力过湘江，“少共国际师”在师长彭绍辉、政委萧华的沉着指挥下，进行了整整5天的阵地防御战，用鲜血换来了每一分每一秒，一直坚持到主力部队过江。

12月1日下午，天色快昏黑的时候，敌人沿湘桂公路猛攻，“少共国际师”已经面临被敌人切断的危险，于是全师赶快收缩兵力，跑步渡河。红1军团领导见形势危急，为防万一，派兵重渡湘江接应“少共国际师”过江。师长彭绍辉、政委萧华率领主力渡江以后，发现还有1个团没有过来，而敌军已逼近渡口。根据军团部的命令，不容许他们回头去接应这个团。当他们翻越了大王山到达油榨坪集结时，这个团竟神奇地出现在面前。原来，他们被敌人切断后，从层层包围中杀开一条血路，奋勇抢渡湘江，甩开了敌人的尾追，并连夜强行军赶上了师主力部队。

湘江战役中，面对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少共国际师”是最后过湘江的部队之一，虽拼死实现了战略意图，但伤亡惨重，仅剩下2700余人。战役结束后，在湘江转弯处的岳王塘，由于江水流速很缓，上游漂下的尸体很多都汇到这里，湘江水一半是红色，一半是灰色。当地百姓由此有了“三年莫食江中鱼，五年不饮江中水”的说法。

三、“少共国际师”的撤编

“少共国际师”过了湘江之后，进入黔桂地区。翻过越城岭，过了通道城，“少共国际师”兵分两路前进。一路以一个团为右翼，于12月25日攻占了湘桂公路上的镇远城，歼灭敌人一个营，担任对湖南方向敌人的警戒。师主力为左翼，在彭绍辉、萧华的带领下，经过苗岭向北继续前进。

苗岭处于崇山峻岭中，居住着苗、侗、瑶等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一看到汉人军队就反感，远远地躲了起来。有时路过一些苗寨，连一个人影也见不到，使红军的给养遇到很大困难。

根据萧华的指示，不管苗民在不在家，部队照样派战士给他们挑水、扫地，严格地保护和照看他们的房屋、财产和农具。有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吃了苗民的粮食，烧了他们的柴禾，就把银元留在他们的米缸里或吊在他们的屋梁上。其实，苗民并没有走远，他们在暗中注视着红军的一举一动。过了四五天，他们发现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确实不一样，就陆续地回来了。这时，萧华、冯文彬带着政治部的同志挨家挨户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苗族同胞和红军慢慢亲近起来了，主动当向导、抬担架，照顾病号伤员，收留掉队人员。部队离开苗区的时候，不少苗族青年跟着一起走。“少共国际师”的队伍里，又增加了一批苗族战士。

“少共国际师”沿途又打了一些小仗，于1934年底到达贵州东南部的黎平、剑河、合台、镇远地区。

1934年12月30日,“少共国际师”和红1师在乌江边上的余庆城胜利会师。1935年1月17日，“少共国际师”经遵义、桐梓到达了松坎，担任向山川方向的警戒。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上，集中批判了王明路线在军事上单纯防御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重新肯定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正确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实现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

1935年2月9日，中央红军转移到云南扎西。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中央红军战斗人员锐减，尽管各军团、师、团、营、连的番号依然存在，但有的军团实际兵力不到以前的一个师，有的师实际兵力不到以前的一个团，有的连队才几十个人。为了提高部队机动作战能力，中革军委决定在组织上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精简机关，充实战斗部队。2月10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署《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全军进行整编。“少共国际师”在彭绍辉和萧华的带领下，在长征中虽成功地完成了中央赋予的战略意图，但由于一路下来伤亡严重，部队整编时被编入红1、红2师，番号就此撤销。

随着部队整编工作的展开，军委对“少共国际师”领导也及时作出了调整。据《彭绍辉日记》和相关史料记载：1月18日，师长彭绍辉调至红1军团司令部任教育科科长，政委萧华调至红1军团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政治部主任冯文彬调至红1军团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兼巡视团主任。“少共国际师”的撤编等善后工作则由末任政委罗华明负责。之后，他调至红5军团任破坏部部长。至此，“少共国际师”走完了它短暂而光辉的战斗历程。

四、“少共国际师”英杰辈出

“少共国际师”是一支由“红小鬼”组成的部队，从1933年8月5日成立到1935年2月10日撤编，虽仅存532天，但他们经受了残酷战争的考验，用光荣的战绩，为中国工农红军书写了辉煌篇章，更为中国青年运动彪炳青史。这支队伍为党和人民军队培养锻造的一批杰出人才，在新中国成立后，既有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也有担任中央国家部委或军队各级领导的，他们不但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新的伟大贡献。我们列出以下几位杰出代表，与大家共同分享已载入我党我军和中国青年运动史册“少共国际师”的光荣和骄傲！

少共国际师

陈光（1904-1954）湖南宜章人，曾任“少共国际师”第一任师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和之后的井冈山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团长、师长、代军团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旅长、副师长、代师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建国后任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

冯文彬（1911-1997）浙江诸暨人，曾任“少共国际师”第一任政委。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夏到闽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大队政委、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巡视员、团省委书记、师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大队政治处主任、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团中央书记、中央青年部长、中青委副书记和书记、团中央第一书记等职；建国后历任团中央书记、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委常委、上海市工委副主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副校长、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党史办副主任、中央党史委主任等职。

曹里怀（1909-1998）湖南资兴人，曾任“少共国际师”第三任师长。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营技术书记、连党代表、军参谋、师作战科长、代师长、师参谋长、师长、军团作战科长、军团参谋长、红四方面军局长以及红军大学教员、科长、队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参谋处副处长、处长、参谋长、军区参谋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军区司令员、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军长等职；建国后历任大军区空军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兼军训部长等职。1955年授中将军衔。

彭绍辉（1906－1978）湖南湘潭人，曾任“少共国际师”第四任（末任）师长。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团长、师参谋长、师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旅长、军分区司令员、抗大教育长、副校长、分校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军区司令员、纵队副司令员和司令员、军长等职；建国后历任第一野战军参谋长、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1955年授上将军衔，著名的独臂将军。

萧华（1916-1985）江西兴国人，曾任“少共国际师”第二任政委。1928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转为中共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少共县委书记、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师政委、军团组织部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旅政委、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兼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被誉为“娃娃司令”，威震敌胆；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央东北局委员、省委书记、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等职；建国后历任空军政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央监察委副书记、军委副秘书长、大军区第一政委和第一书记、省委书记、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55年授上将军衔。

陈正湘（1911－1993）湖南新化人，曾任“少共国际师”第45团团长。参加过北伐战争，1930年新城兵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连长、营长、代团长、团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副团长、团长、支队司令员、军分区司令员等职。1939年任晋察冀军区第1团团长时，在黄土岭指挥部队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解放战争时期，任纵队司令员；建国后历任铁道兵第一副司令员、大军区副参谋长和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授中将军衔。

黄定基（1913－1951）福建长汀人，曾任“少共国际师”连长。1929年3月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战区司令长官随营军政干部学校分校中队长兼军事教官、山西青年决死纵队游击连长、营长、副团长兼参谋长、团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旅长、师长等职。建国后历任军分区司令员和党委书记、川北军区副司令员（副军职）等职。曾荣获红军“特级杀敌英雄”称号；1948年任8纵23旅旅长时，参与临汾攻坚战，临汾城墙坚固，攻城的9个旅中，23旅率先破城，被中央军委命名为“光荣的临汾旅”，是我军中罕见的被中央军委命名的旅级单位；1949年10月1日，以全军战斗英雄和“光荣的临汾旅”指战员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登上天安门观礼台。1980年9月批准为革命烈士。

江拥辉（1917－1991）江西瑞金人，曾任“少共国际师”43团通信员。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3年参加红军，1935年转为中共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通信员、军团保卫局科员、师特派干事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教导员、团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副师长、师长、军参谋长等职；建国后历任志愿军副军长和军长、大军区副参谋长、警备区副司令员和司令员、大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和司令员等职。1955年授少将军衔。

吴岱（1918-1996）福建长汀人，曾任“少共国际师”直属队青年干事。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3年参加红军，1934年转为中共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指导员、师直属队青年干事、军团巡视员、师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建国后历任军政委、大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顾问等职。1955年授少将军衔。

何廷一（1915－2007）福建长汀人，曾任“少共国际师”司令部参谋。1929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参加红军，1933年转为中共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纵队政治部秘书、青年干事、县工会秘书长和团县委书记、师参谋、军委二局参谋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军分区副司令员、副师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纵队参谋长、兵团参谋处长等职；建国后历任空军第二副参谋长和副司令员。1955年授少将军衔。

李景瑞（1914-1969）江西吉水人，曾任“少共国际师”电台报务员。1929年参加儿童团，1930年9月参加红军，同年11月加入共青团。1932年11月在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报务，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师、省军区、军团、红二和四方面军、援西军报务员、军团代报务主任、报务主任、军团电台队长、援西军电台队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旅电台队长、新四军支队电台中队长、苏北指挥部电台总队政委、新四军师通信科长兼电信大队大队长、军区通信科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军区通信局副局长兼第三野战军通信科长、通信联络处处长兼政委等职；建国后历任大军区通信处长、总参通信兵部副主任、四机部无线电工业总局副局长。1955年授少将军衔。

杨思禄（1917-）曾用名张友、方力，江西于都人，曾任“少共国际师”第45团1营3连战士。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3年参加红军，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警卫班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旅警卫排长、代连长、副营长、教导员、营长、团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旅长、军分区副司令员、师长等职；建国后历任航校参谋长、副校长、空军师长、航校校长、空军副军长和军长、大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和司令员、空军顾问等职。1955年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谷广善(1909-2007)河北高邑人，曾任“少共国际师”卫生部部长。1931年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宁都暴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军卫生科长、师卫生队长、师卫生部长、军团卫生所长、医务主任、军团卫生部副部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师卫生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军区后勤部政委、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参谋长、运输部长等职；建国后历任空军后勤部长和修建部长、国防部五院副院长、七机部副部长和顾问等职。1955年授少将军衔。

谢明（1915-1985）江西于都人，曾任“少共国际师”45团政委、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27年春参加农会，1929年春加入共青团，1932年春转为中共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少共区委书记、县委巡视员、组织部长、红军团政委、师政治部宣传科和民运科长、军团教导营长等职；率部参加过抗日、解放和朝鲜战争；建国后历任大军区政治部主任、军政大学和政治学院副政委等职。1955年授少将军衔。

谭开云（1914-2003）江西永新人，曾任“少共国际师”政治部组织科长。1929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共青团，1933年转为中共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排长、连长、指导员、师组织科长、团党总支书记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大大队长、分校支队政委、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师政委、军区政治部主任、大军区干部部长和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历任省军区政委、大军区副政委和顾问等职。1955年授少将军衔。

宋景华（1919-）江西吉水人，曾任“少共国际师”指导员。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指导员、团俱乐部主任、军组织科科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留守处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兼警备区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军分区副政委、师政委、卫戍司令部政委等职；建国后，历任海军炮校政委、海校政委、旅顺基地政委、北海舰队副政委和顾问等职。1955年授少将军衔。

赵复兴（1914-2010）湖北沔阳人,曾任“少共国际师”指导员。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军团第1师1团连政治指导员、连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部教育科科长，第1支队支队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热河军区赤峰军分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军政干部学校训练部部长，东北军政大学冀察热辽分校教育长。建国后，任广东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副参谋长，第五步兵学校校长，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司令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孙文采（1911－1977）江西宁都人，曾任“少共国际师”第44团政委、师供给部政委。1929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共青团，1933年转为中共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游击队中队长、少共县委青年部长、红军团政委、师供给部政委、军团后勤政治部组织干事、军区政治统战科长、团政治处主任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军区供给部政委、政治部主任等职；建国后历任高炮师政委、省军区干部处长、政治部主任等职。1955年授少将军衔。

袁佩爵（1914-1972）江西泰和人，曾任“少共国际师”政治部技术书记。1932年加入共青团，1933年参加红军，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团和师技术书记、红军总政治部秘书科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大二分校指导员和政治处主任、军分区大队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代旅政委、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师政委等职；建国后历任志愿军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委和政委、警备区副政委和政委等职。1955年授少将军衔。

彭盛（1912-1999）江西万载人，曾任“少共国际师”连长。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班长、副连长、连长、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保卫队长、管理科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兵站医院政委、旅卫生部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军区供给部副政委和政委、兵团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建国后历任兵团组织部长、志愿军兵团后方办事处政委、组织部长，志愿军后勤部政委、大军区疗养院政委等职。1955年授少将军衔。